从莫斯科到日内瓦

利用逗留两天的机会，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罗米柯，到八号公寓来座谈，回答我们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座谈中，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多，他们回答得也比较细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听，被窃密、上钩、上当、走漏消息，或受骗等。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密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因为日内瓦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练兵，我们有意多派了一些同志，共约 200 多名工作人员，是第二个大代表团（苏联代表

团有近 300 人之多）。周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都是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为顾问。张闻天、王稼祥没有参加会议的全过程，李克农由于不懂外文，而主要负责代表团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一切工作安排主要是由周总理亲自负责主持。

代表团名单发表后，苏联人见我的头衔是“政治顾问”，以为我负有特殊任务，与众不同，就派人多方打听，我说：“不要打听了，顾问就是顾问，而且只是对外的。”

其实，我的任务仍离不开本行——俄文翻译。我和欧阳菲（菲菲）与苏联人贾比才是一个小组，将总理的发言，提议等会议文件都及时译成俄文，同苏联代表团交换，再将他们的文件摘要译成中文。些外，还经常进行技术性的磋商（译文人名、地名一致与否）。开会时，我每场必到，听翻译得对不对，如发现差错，马上纠正。在外交斗争中，任何有歧义的词都可能引起误会纠纷，丝毫马虎不得。

西欧司司长宦乡和乔冠华、陈家康组成政治组，负责起草文件，特别是总理的发言稿，有时一次发言可能起草十来个稿子。既要快，又要符合精神，还要针对会场变化的情况。他们常常是钻在房子里出不来。

宦乡还同杨承芳、浦寿昌组成中译英翻译小组。杨负责笔译，浦负责口译，随周总理一起参加会议。

吴冷西、吴文煮是新华社的负责人，负责新闻报道，同国内新闻机构联系。

新闻司司长龚澎和黄华是新闻发言人。每次会后，他们都要召开各国记者招待会。紧张时，在休息间隙也要发布新闻。常常由龚澎、黄华出面，后面起草讲话稿的是乔冠华，每次总理总是细心地告诉他们对什么问题讲到什么程度。龚澎很能干，也是个忙人。

尽管工作如此繁忙，乔冠华、陈家康仍忙中偷闲，常常高谈阔论，大伙给他们起了个雅号“废话公司”。

王炳南是秘书长，出席会议主席召开的各代表团秘书长会议，研究决定会议议程、会务等具体事宜。他的活动能力很强，活动的面也很广。陕西人性情耿直而固执，不善讲方式。我和王炳南都是陕西人。总理认为我俩都不会拐弯，对这点他也感到比较恼火。

马列是总理的外事秘书，懂俄文，担任中苏代表团的联络员，负责同莫洛托夫的秘书联系、安排、接洽中苏两国代表团之间的会晤。5 月底，越法双方司令部代表团谈到停火等问题时，应越方要求，中苏越三国的军事顾问组成军事参谋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方是雷英夫，越方是谢光宝，苏方是费登科中将。马列是中方代表之一，负责同苏方的将领们联系。

陈浩负责机要和国内的文件往来。

随代表团出国的还有雷任民、李强，以及他们率领的一大批外贸工作人员。总理计划利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机会，打开我们同西欧及世界各国的外贸局面，以进一步突破美国对我们的禁运。雷任民所率领的外贸工作人员不算是代表团的人，另住在城里玻利瓦什旅馆和瑞希蒙特旅馆。在总理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后，雷任民同英国外交部副常务次官卡棋亚等人进行了接触。

4 月 24 日上午，我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飞机在东柏林短暂停留。民德总理罗提渥到机场迎送。当我们正在机场中心大楼前进餐时，有人通知说，莫洛托夫的专机即将来临，请大家加快进餐。大约在莫洛托夫到达柏林之前十多分钟，我们起飞继续前进。

登上飞机后，我们才发现机舱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经了解，他是一个美国士兵，来执行任务的。原来，东西方之间有个协议，从东柏林起飞的苏联飞机，飞经西柏林和西德领空时，一律得先照会在西德的美国驻军，西方驻军派一名观察员随机飞行越过西柏林和西德领土上空。那位不速之客，就是执行此项任务的。看样子，他只有 20 多岁，红红的脸蛋儿，满脸的稚气，笑咪咪的容貌，惊奇地张望着机舱里的乘客。我们大家谈笑起来，你来我往，亲密无间。他受此气氛的感染，不由得独自笑起来。他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东方人，对讥舱里任何人的言行表现，无不觉得新奇、惊愕。

24 日下午，我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刚一下飞机，各国摄影记者发疯似地拍摄镜头。周总理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的迫切问题的可能”。

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律着中山装，戴八角帽。到日内瓦下飞机时，场外挤满了各国记者，他们对中国代表团不无好奇之至。记得当时有一家报纸这样报道中国代表团：“机门一打开，蹦出来一群足球运动员（指中国代表的衣着，特别是八角帽）。”迎接的人准备送中国代表团去别墅休息，但周总理不去，要等莫洛托夫到来。20 分钟后，莫洛托夫一行到了，周总理上前迎接。

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同周总理握手、拥抱。莫洛托夫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讲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一个国际

会议。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将竭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苏联代表明认为，尽快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讲话完毕，他同周总理并肩前行。二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是最热烈的场面。外国记者、摄影师爬满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口上，乱吼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一个镜头。莫洛托夫对总理说，我们稍微走慢点，站下来，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周恩来、莫洛托夫走走停停，边说边笑地并肩步入候机厅。进候机厅时，记者们还在叫喊，莫洛托夫便拉着周总理的手转了几个方向，给记者们留下镜头。然后分别去各自的住处。

事后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