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中的往来

1941 年秋冬之际，中央领导同志开始整风学习。这时，毛泽东向“远方” 发了一份电报：中共争取早日召开“七大”，现在正考虑“七大”代表和推荐七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有两个同志，即王明和李立三，虽然都是犯了错误的人，中央还是准备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至于李立三，他在苏联犯了什么错误？错误的性质如何？是否影响他被推选为中委候选人？望详告，以便参照考虑。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共产国际才来了复电，电文很长， 把李立三在莫斯科的表现、所犯错误以及被捕等事实经过作了说明，但对李立三是否可推荐为中委候选人一事，未表态。

1941 年秋未，德军直逼莫斯科城郊。苏联出于防备日本出兵西进，夹击苏联的考虑，为牵制和阻挠日寇北进，斯大林再三来电询问中共能抽调多少兵力，补充或扩充多少师团？如何加强长城内外一线的兵力和军事行动，以打击和威胁日寇后方？我们的第一次复电说，组织几个师团的兵力较为容易，但缺少武器，不能发挥力量，那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对方接电后不久又来电商量：如果打通同外蒙的通道，八路军部队可以开赴接近外蒙边沿区， 从那里领取所提供的装备，然后开赴前线，如此轮番装备，是否可行？我方复电认为此法行不通，因为部队在蒙古的开阔地带，行动、生活均极困难， 无法隐蔽，过了不久，对方又来电商量：如果八路军部署在长城一线，寻机出击关外日军，并大力干扰其后方，牵制日军行动，可否？我方回答未作肯定答复，只是说：“可以见机行事，尽可能向长城内外一线发展，但同时指出，因缺乏武器，完成不了重大战斗任务，也不能集结过大兵力，兔被敌人一网打尽。虽未达成具体方案，但我方仍加强了长城内外的兵力部署。日寇也很快察觉了，对苏更不敢轻举妄动。

1942 年整风学习全面展开以后，毛泽东定期向“远方”去电，作了许多介绍和解释，诸如：什么叫整风？他解释说，就是党内的政治学习，通过学习端正思想认识；整什么？他解释了“三风”；怎么整？主要是和风细雨， 方式方法是：学习文件，集体讨论，各抒已见，澄清是非，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则改多，无则加勉等等。然而，无论怎样解释，“远方”都不能理解，他们总认为中共是在搞清党运动，或者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尤其是王明病倒了，张闻天到地方上搞调查研究去了等等情况，使“远方”更加疑虑重重。他们对我们党内的思想斗争不理解，对统一战线中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也不理解。因此，对我们的整风学习和我们对国民党的反磨擦斗争， 便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认为不利于抗战，是抗战力量的削弱或抵消。毛泽东除了给“远方”作解释外，还多次同苏方驻延安情报组的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解释整风运动。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们有着自己一套固定不变的看法和想法，加上王明灌输给苏联同志的种种胡说，更加重了他们的疑虑。只要看后来出版的孙平（弗拉季术洛夫）的《延安日记》，就可知道， 毛主席的耐心工作，全是“对牛弹琴”了。

1942 年，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推进到北高加索，围攻斯大林格勒，妄图切断南北水陆交通，窒息莫斯科。在这严重的关头，苏方再次担心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是否会有日本的背信弃义行为川于是斯大林又

试探，如果日寇进攻苏联，中共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牵制敌人？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回答我记不起来了，但我方绝对没有一次夸下海口，承担义务，始终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我对毛泽东这些做法的真正理解，还是在“七大”期间。一天，我跟毛泽东从枣园出来，到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路上边走边谈。我当时对整风文件中有些问题何所指，总摸不透，便想乘此机会请教毛泽东，所以谈到王明的错误实质是什么？当谈到王明具体的这点、那点错误时，仍超不出文件上那几点。但是主席从我的话里很快就抓住了症结所在。他说：“王明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他对自己的事（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而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大多了！真是一针见血，使人豁然开郎！

“远方”和斯大林只是简单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并如此要求我们：1．“坚持民族团结，国共合作，共赴国难，一致抗日，争取胜利”（即一切服从国民党）；2．“抗战胜利后，继续团结合作，共同建国”。他们根本忽视或不承认中国革命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和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这类问题处理上流的血太多了，教训太深刻了！一纸协议，对蒋介石国民党根本没有约束力， 他随时都可以背信弃义。而“远方”不承认这些，仅仅要求我们拖住日本， 减轻对苏联的威胁，却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王明对这些则是全盘接受，所以毛泽东说他考虑自己的事大少了，替别人想的太多了。

为了取得他们的理解，周恩来早在 1939 年末到 1940 年 1 月间就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过一次长篇汇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他的助手哥特瓦德（主持这次会议）、德共代表皮克、法共代表马尔梯、意共代表陶里亚蒂、芬共代表库西宁、匈共代表拉科西、苏共代表曼努伊尔斯基、西班牙共产党代表伊巴露丽、何塞·迪亚斯、日共代表野坂参三、国际干部处负责人任弼时（也是中共代表）和马尔特维诺夫，还有一位英国人（不记得名字）。翻译人员有徐介藩、师哲和其他数人。

周恩来在报告中，再三强调了国共积怨之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客观现实不容忽视，他详尽地阐明了中国的现实和各项政策，并从正面说明“远方”的想法和建议不切实际，不合时宜，行不通。他的话倒也没有指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思，而是说：我们的“友军（国民党、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是阴一套、阳一套；既抗日，又联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对内压迫，对外投降；积蓄力量，准备内战。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有两手准备，两种斗争策略，那就是：既联蒋抗日，又防蒋反共；一面积极抗战，一面积蓄力量；既联合，又斗争；既合作，又争夺；磨而不破，破而不裂；当仁不让，寸土必争。

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国际执委会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态度与前就大不相同了。在此之前，他们总认为中共不听话，不是全盘接受他们的意见，不按照他们的想法和办法去行事；现在对周恩来和他的报告则是尊重的。但对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以及针对这些特点所采取的斗争艺术，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

周恩来 100 余页的报告，由波诺马廖夫（当时任季米特洛夫的政治秘书，

后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压缩到 20 页而送交斯大林等人传阅。等了好多天，在周恩来回国前夕，才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作了对周恩来报告的决议。决议很笼统，基本内容是：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的胜利进展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

意义；维护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把抗战胜利地坚持下去，取得最后胜利， 这是全民族的主要任务和唯一目标，等等。无异于一封劝告书或建议信。实际上，分歧依然存在，只是不再公开暴露，保持了沉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