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着手为毛主席访苏作具体准备。主要是准备文字材料和礼品。文字材料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和指导下由党政各主要部门完成的；礼品委托杨尚昆去办理，但江青偏偏插手瞎指挥。她提出， 一定要带山东的特产，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带胶县大白菜和潍坊大萝卜。还有泰安的豆腐，实在因为不好带，才作罢。于是除湘绣（斯大林绣相）、景德镇瓷器、浙江的龙井绿茶和安徽的祁门红茶各一吨、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和花绣等以外，还有一车皮山东的大葱、大白菜和大萝卜。

1949 年 12 月 21 日是斯大林七十寿辰，毛主席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有关条约规定等。中央政治局对毛主席此行的决定是：给斯大林祝寿之后， 毛主席在苏联休息，条约的谈判则由周总理随后去办。

毛主席的随行人员很少，只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和我。我的名义是顾问。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和负责中长铁路恢复工作的柯瓦廖夫也同行， 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负责送行。

12 月 6 日，毛主席一行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经过天津时，发现铁路上有一颗手榴弹，罗瑞卿下去调查处理。李克农、毛岸英继续送到边境。

12 月 9 日到达满洲里，换乘苏联的宽轨火车。所乘火车是苏联领导人用的专列，配备了专为毛主席配餐的大夫，车厢内有浴室。到边境迎接毛主席的有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及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过境后的第一站是奥特波尔，有仪仗队迎接。

沿途毛主席大多数时间是自己看书，有时我也陪毛主席聊天，给毛主席介绍沿线的景致、史迹和风土人情。当火车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苏方先将电话挂在车站上，苏联外交部一位司长打来电话，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 一路是否顺利，还需要什么帮助等。我们回答一切都好。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时，毛主席感到身体不适。火车停下来，我陪毛主席到站台散步。天气十分寒冷。毛主席感到头晕，接着冷汗淋漓。我赶紧扶他进车厢休息，用凉毛巾敷头。过了一会，毛主席身体复原。这些情况都有人及时报告斯大林。火车行到雅罗斯拉夫进，我驻苏大使王稼祥登车迎接，陪同至莫斯科。

12 月 16 日火车正点开进莫斯科北站）也叫雅罗斯拉夫车站），大钟正

打 12 点，这是苏方精心安排的。到站迎接毛主席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科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卫戊司令西尼洛夫中将等。由于已知毛主席路途中身体不适，且天气寒冷，怕毛主席吃不消，欢迎仪式进行得很快，匆匆检阅了仪仗队，便乘车前往下榻之处——莫斯科郊外姐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下榻，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就住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主席、叶子龙和我住在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二层。

罗申把我们送到住处，只说“你们好好休息“便离去了，莫洛托夫招呼毛主席休息，并告诉我们下午 6 时斯大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我们休息以后，警卫人员准时将毛主席送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会客

室，这是斯大林办公室的一个小会客厅。我们比约定时间早到了 3 分钟，斯大林的秘书请毛主席到他的房间坐一下，他去通报。苏联其他领导人到斯大林那里集中是一分钟也不能差的。6 时整，斯大林的门开了，请客人进去。以斯大林为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在斯大林身后排成一字行列。斯大林一般是不到门口迎接外宾的， 这次显然是对毛主席的特殊礼遇。翻译也只有我一人在场，负责双方的翻译， 这也是表示完全的信任和尊敬。斯大林双手紧握毛主席的手，注视端详了一阵，说：“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接着回过头来，又把莫洛托夫等一一介绍给毛主席。大家在大厅站成一圈， 相互问好、祝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您健康！” 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这句话堵塞了毛主席的言路，但他并不自知。毛主席的心里话，始终未能说出来。

大家边谈边移动，徐徐入座。

然后，开始了会谈。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 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法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谈话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主席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毛主席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 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 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也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当的做法，因此这次表现得很谨慎。

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是中国很有魅力的语言，富有哲理和幽默但西方人不懂，所以，我在翻译时做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 好吃，就是有内容。有昧道，实实在在。”然而苏联人仍然没有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竟笑出声来。

斯大林虽不理解东方人的幽默，但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毛主

席不肯明说，可能他认为苏方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主动提是不诚恳的， 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追根问底，但毛主席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主席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据我看，斯大林内心的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而对方必须是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五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从此，两位伟人都沿着各自的思路考虑事情。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来主席处拜访、交谈，想摸清毛主席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亲自给毛主席打电话，问主席有什么愿望或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一些什么，是否何新的考虑等等。斯大林还给我打来一次电话，想通过我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我当然下好说，况且我也不了解毛主席在想些什么。

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他们有时来看看主席。有一次他们来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夹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

其实，他不可能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去。这又是东西方的差别，中国人的传统想法是对仆人的态度，就意味着对主人的态度：对下级的态度，就意味着对主管上级的态度。但苏联人的下级在外面受了气，只说明他不会办事， 上级知道了，更会对他不满意，所以柯瓦廖夫是不敢让斯大林知道他遭到毛主席训斥的。

但是柯瓦廖夫在此事之后，给斯大林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好象是汇报他对中国的了解，全是些无稽之谈。在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把它交给了中国， 并说：“柯瓦廖夫是个铁路上的技术人员，他不懂政治，却还要在政治里钻， 他要钻到政治里，就象老鼠钻进了风箱。”

12 月 21 日，斯大林 70 大寿，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况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主席挨着斯大林，我在毛主席身边翻译。毛主席的祝词是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共同毛主席说话。

大会以后，宴请井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主席坐在一个包厢，这是旧时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 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毛主席举手向群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 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宫参加祝寿大宴时，毛主席却是沉默寡言，无论斯大林或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能激起他一丝丝的微笑。

祝寿之后，欧洲各国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我们仍留在莫斯科。

毛主席参观了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受到热烈欢迎，并接受少年儿童的献礼和祝愿。

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我找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

《涅夫斯基》、《加斯豆斯·加林诺夫斯基》等等。在一次毛主席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我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我把这话告诉了毛主席。

当时遇到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毛主席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导会晤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当然要引起种种猜测。大家为此很着急，王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毛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1 年 1 月 2 日， 这个《答记者问》见报。在《答记者问》中，主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说：“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谣方不攻自破，政治空气为之一新。

此时斯大林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950 年 1 月2 日晚 8 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和毛主席谈话，询问主席对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等事的意见。主席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 “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政府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发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 周恩来可以来。”毛主席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说： 是的”。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 1 月 3 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 月 9

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 11 天，1 月 19 日到莫斯科，1 月 20 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 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他们走后，毛主席于晚 11 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伺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