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搏斗孤军不孤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里了，他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与其这样慢慢地被折磨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既可少受点罪，也是表示抗议，于是我千方百计收藏一根大针、一个铁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铜丝（可以触电），再用布条搓成一根绳子（可以上吊）。准备这么多，是因为哪一种方法用起来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机而行的。

就在我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恍惚之间，似乎出现了康生的狰狞面目，并且恶狠狠地说：“就是要你死在这里！”我忽然清醒过来，我想：不能让他如愿！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在把我送进监狱时，康生确曾说过：“师哲活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了。”

恰在这时，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军人，听口音是山西人。他态度平和。说话在理。他的出现，帮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谁能为我鸣冤？究竟落个“自戕抗议”，还是“畏罪自杀”？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军人，前后来过五六次，每次只两个人，他们不曾用审问的口气说话，而是和蔼而有礼貌地问寒问暖，问我的健康状况，饮食起居如何，也给我提供了医疗条件。又一次他们来找我谈话，谈话室本来有两个人，我进去以后，一个人离座走了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谈几句之后，我抓紧机会提出：“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出去，设法转呈他，可否？”他吃惊地问我：“写的什么内容？”我说是揭发康生的。他马上回答说，他带不出去，更无法呈递上去，而且，“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处的地位，写这样的信行吗？反正我带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里，想想这中转间，会送到哪儿去？恐怕下会成功，只会招来麻烦，惹起祸端。我替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讲得诚恳而有道理，于是我也就死去了这条心。我很感激他！

几天后，又来了另一批人，虽着便装，但仍能一眼看出是军人。他们一开口便问我的信写好了没有，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装作不明何所指。他们又说：“你不是要给毛主席写信吗？写好没有？”我说我是同一位同志闲聊时曾说过想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他们又问：“什么内容？揭发谁？”我说： “只想说说我个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所以我想向他申诉。但并未写成文字。”就这样算是搪塞过去了。事后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他提醒我是十分正确和有道理的。他是个正派人，有道德的人。我也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也进一层地懂得我们党和国家正在遭受空前的动难！

某一天，来了八九个人，似乎各兵种的都有。其中一青年格外的积极，抢着给我说教，搬出了许多条文，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他说：“你不要鬼鬼崇崇，混不过去了。”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我纠正他不要说“崇崇”，而应说“祟祟”。他回答说：“反正都一样。”还把“班门弄斧”说成“搬门弄术”，再加上一些形象解释，我又给他纠正，真使人哭笑不得。再一天来的似乎是一批老手，也很精明狡猾。一进门就要我站起来朗读

墙上贴的各种语录条幅，大都是从“红宝书”上摘下来的，诸如“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不实事求是，不忠诚老实、装腔作势、盛气凌人、自欺欺人”之类。我倒是很喜欢读，而且读到“反对不实事求是”之类的语

录时，故意提高声音，且多读几遍。其中人总算听出了味道，要求我说明“是给自己读，还是给我们读，为我们听？”我说：“这是主席的话，谁都得听，谁听谁不听，我怎么知道？”他说：“你的读法是给我们听的。”我说：“那只好大家都听吧。”此后，他们把那些语录全去掉了。这不足以说明那时叫得震天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货色吗？

接着，他们又向我宣布：在任何情况下，交代问题时，都不能涉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三人的名字和事情。过了几天，再次重申这一原则时，又变成了六个人，即加上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并且强调：在谈话中不仅不能涉及他们的事，即使一提他们的名字，都是犯罪。我反问了一句：“如果你们提出有关他们的问题时，我如何答复？”他们说：“不会间你这类问题的。”此后，全国十亿人口中，只有六个人受到保护，似乎进入了保险库。实际上在以后的谈话中，又不能不涉及到这六个人中的某一个，遇此情况，我只好用“他”或“她”来代称，显然这就很难使他们听得明白，而他们又不敢追问具体人的姓名。这种愚蠢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渐渐地也就不再来纠缠了。

这期间，来了一批十九、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的长相一个赛一个，然而她们那种无赖劲，更是一个赛一个。她们那被扭曲了的灵魂，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演。她们出言不逊，任意侮辱人，张牙舞爪，推推搡搡。够了，我想起就痛心，我们文明古国，到底造就了一代什么“新人”？！

还要说到一个文化水平极低，不懂事理，又讲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人。他一坐下来就抠脚搔痒，态度十分蛮横，却分不清是非好歹。唯有他带来的一个北大的学生，是他的依托和帮手。我前前后后被他们纠缠了三个多月，仅仅为了这样一件事：

1949 年末，我陪同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则要求他派一位哲学家来帮忙，斯大林就指派了尤金。我因翻译《毛选》，同尤金来往较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这也反复交代过了。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陪同尤金遍游中华大地，并请尤金讲学。这些也是组织上了解的，我也反复交代过的，唯有尤金在苏联大使馆请陆定一、林莉、张锡俦和我参加了一次午餐，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被我遗忘了。三个多月的车轮战、罚站、折磨，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的提问，只是要我交代陆定一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大使馆的关系。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关系”没有交代，请他们提示一下，他们不肯，只骂我“不老实”，施加了种种的折磨。一天午饭后休息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尤金请我们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午餐一事，那是他表示感谢帮助过他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的。于是我立即找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似乎满足了。我却不想就此罢休！我说：“你们只知道同我在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上纠缠，却不愿了解实质性的问题。”他们装腔作势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说：“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得告诉你们：尤金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毛主席亲自和斯大林商定后，邀请尤金来中国的。陆定一是以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陪同尤金周游全国的，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尤金周游和讲学回来以后，立即给主席写了一封汇报信，主席看了表示满意，而对陆定一回来‘一声不吭’主席有意见。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吗？怎么能怀疑我隐瞒陆定一同尤金有关系而加罪于我？！真是莫须有！”

1969 年秋，秦监狱的医生忽然断言我患有恶性肿瘤，把我送到复兴医

院。要求给我施行“手术”。医院接诊的是外科主任大夫（后升任院长）钱之达同志。他诊断不是肿瘤，没有必要动手术。但监狱来的人不答应，不但要求立即动手术，而且要在手术后立即把我带回监狱去。钱大夫却本着高尚的医德和责任感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绝不草率从事。于是他们用习惯的“专政”态度同大夫大呼大闹了一个多小时。钱大夫是寸步不让，决不苟且，毫不动摇！那些人只好押着我转回秦城。过了两三天，又送我到医院医治。钱大夫显然意识到了其中有蹊跷，也就特别的小心谨慎。我被隔离在单人房间，用一周的时间做各种检查和准备工作，然后顺利地做完了手术。虽然无缘无故地把我左胸脯的肉割去了半斤多，但由于钱大夫的精心安排和防范，总算没有发生意外，我又一次活了下来！术后三日，便把我接回了监狱。

我的身体在康复期间，食钦特别好，我自己暗暗庆幸。但不料祸从天降！一天午饭后几小时，我开始腹部疼痛，并不断加剧，至晚则上吐下泻，头错脑胀，不省人事，由于返回岗位的原监狱管理人员的救助，我又一次脱了险。后来知道这是一次食物中毒，共有七八个人，我因食欲好，是中毒最重的三个人中之一，但是怎样造成的食物中毒，却始终不知。

我在监狱里好像是孤身奋斗，实际上有着许多看不见的援救之手！

直到 1972 年初，毛主席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种种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可是我已经吃惯了窝窝头，觉得馒头没有窝窝头香，可是讨要窝窝头，也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