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叛“父”

我们对苏联那种状况是很担心的。

1953 年斯大林逝世，苏共中央更加不稳定了。

1954 年，我曾对毛主席讲，苏联需要我们支持一下才能走上稳定的轨道，他们和我们不同，我们内部是团结的，他们内部不够团结。并且建议支持莫洛托夫，因为莫洛托夫老练，稳重，是和列宁同时代的人。

毛主席的回答是：“谁上来都行。只要他们安定下来，我们的事就好办了！”

对主席这句话，我思索很久，很久。毛主席的谋略，果然是高人一筹！这一年的“十一”我国国庆 5 周年之际，赫鲁晓夫带领一个宠大的代表

团和隆重的礼品来了，很想把自己突出地表现一番，以博得中国的好感，得到中国的支持。然而，他实际上表现的却是头脑简单、心中无数、摇摆不定、“热情”而无章法。他在同毛主席会谈时说：斯大林逝世，对他造成很大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斯大林生前搞个人崇拜，群众对他的个人迷信造成的。

毛主席说：“对人的看法不能绝对化：要么一切都好；要么一无是处。过去把斯大林吹捧上天，把他神化了。而事实上，应该对他二八开或三七开，就是说基本应该肯定，主要方面是好的。这样，不仅对你们国内发展有好处，也有很大的国际意义。”毛主席再三强调说：“斯大林是个国际人物，对各国的影响都很大，自然也影响到我们。尤其是在今天，世界上的敌对势力，无时不希望我们混乱、削弱。所以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要‘内外有别’”。

对主席苦口婆心的劝说，赫鲁晓夫一点也听不进去，也不愿思索，只是不屑地一挥手。毛主席也立即改变了态度，不愿再谈下去了。可是赫氏一点也意识不到。

赫鲁晓夫依然我行我素，以至把他的“生身父亲”、“亲爱的爸爸”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拉出，予以毁灭。

由于中国和苏联国情的差异，斯大林不十分了解中国，有过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和不正确的指导方针。在 1949 年 7 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自己作了检讨，说他过去妨碍了中国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此后，虽然仍发生过一点磨擦和不愉快，但总的发展是两党两国愈来愈协调。

1949 年末到 1950 年初，毛主席第一次访苏期间，在相互接触的初期，苏方在一切公开场合都称我们“先生阁下”。周恩来到了以后，在又一次拟发一份公报时，又是这样称呼我们，我对斯大林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称同志呢？”斯大林点头说：“可以互相称同志的！”此后，在任何场合，大家都以同志相称了，自然都很高兴，也觉得亲近多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由于意识到自己对中国不够了解，所以遇事注意了同中国多协商，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这和他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不那么随心所欲。

从毛主席第一次访苏到斯大林逝世以前，凡涉及中国的大小事，都由斯大林亲自处理，别人不得插手。例如：

苏联送给我 2 吨金鸡纳霜（奎宁），总是斯大林亲自经手；

刘少奇给马林可夫写信，提出我们过去送到苏联学习的一批留学生和小娃娃要调回国，几天后，转到了斯大林手里，并由斯大林亲自答复；

有一次，周总理在莫斯科就经济方面一个小小的问题写信给米高扬，几天没有回音，原来也是转到了斯大林手里，由斯大林办了；

又一次也是周总理，就军事方面一个小问题致函布尔加宁，也转到了斯大林那里，由斯大林作了答复。

此类事，不胜枚举。

斯大林也注意同我们互通情报，包括欧洲各国党向我们提了什么要求等，都及时告诉我们，处理什么问题，都先同我们打招呼。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便以他的恶劣行径代替了这一切。他们要办什么事，打电报告诉我们一下，或者不告诉；他们的成命，要我们执行，从不事先同我们商量、征求我们意见；在国际事务上，独断独行，向我们指手划脚，要我们如何如何办，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甚至对工、表、妇等群众团体的活动，也要我们跟在他们后边转。令人无法容忍！

中苏之间本来就是互相支援的。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从 1949 年夏季开始，苏联同志就向我们要东西。如水银以及我国南方出产的某些贵重物资，数量不小，为了支援他们，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建国初期，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想购买一大批优质橡胶，周恩来通过他的朋友班达拉奈克，从新西兰（斯里兰卡）替他们买到，并经过黄埔港口转运给了苏联。

1951 年，斯大林又向毛泽东提出在中国的南方建立橡胶园。因为橡胶是军事工业和高科技的重要材料，斯大林称橡胶为“液体金子”。然而苏联的地理条件，无法种植；国际环境，又难以购得。中国却种植成功了！这自然也是苏联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十分关心。

由于这些成功，不仅使斯大林在国内的威望大大提高，而且增强了苏联人民对中国的信赖。以至当他遇到什么困难时，群众中就会有人说：“要斯大林请毛泽东帮一把吧，也许咱们的困难就会解决的。斯大林的要求，毛泽东不会拒绝的”等等。渐渐在群众中形成了一种偏爱，只要传说：“卖中国扇子”、“卖中国香皂”、“卖中国绸缎”、“卖中国苹果”等等，不管是真是假，立即就会排成长蛇阵，在大街上，一眼望不到头。

1954 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也向我们提出过要求，我们也尽力满足了他们。例如：给他们往来的人员和在中国境内活动的人以相当大的方便；允许他们的间谍飞机先后有四五次飞越我国上空到南海、收集美、法在太平洋岛屿核试验的空气污染情况，及其成果、性质等。

斯大林逝世后一年多时间内，除了我们提供上述方便给苏联以外，他们上层忙于自己的内部事务，两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