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秘访

1949 年 1 月下旬，我和汪东兴持任弼时同志的亲笔信，奉命到石家庄附近去找聂荣臻，说明中央要使用石家庄的飞机场，请他派部队打扫、清理， 并派部队护守、警戒。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获得和平解放的同一天清晨，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飞到了石家庄。

米高扬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我和汪东兴到机场迎接，并把他带到西柏坡。

在路途中，米高扬几次要求停车，他要到群众家里去参观。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叫他不必去了。可是他回答说：“反正人家都会知道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世界，人家会说：‘苏联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反正保不了密，豁出去了⋯⋯”。原来他始终想的是保密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他认为他到石家庄的第二天，美联社就会把消息向全世界播送出去，而这就会给他们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增添不少麻烦，他们也作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但直到 1954—1955 年间，米高扬还多次唠叨：“事情如此出乎我们的意料——我的中国之行，意然无人知晓！外国始终没有报道过，真奇怪！”“你们的群众工作，保密工作真是做到了家。”

抵达西柏坡，首先会见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我们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 还呈上斯大林赠送毛主席的礼品——一块毛料。

米高扬在西柏坡呆了一个星期。主要是毛主席谈国内形势，我们党的情况，我们的战略和策略、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对组织新政府的考虑等等。

特别是政权的性质与形式，主席向他作了详尽的介绍。中心意思是说我们即将建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当毛主席讲到群众团体特别是青年问题时，着重介绍了我们的青年政策，说我们要建立三个青年组织，青年团、民联、学联。米高扬不理解为什么分三种组织，就说：“这不是太分散了吗？这样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会不会闹矛盾？”

主席一听，很不高兴，有点发火：“你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青年？我们有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青年、社会青年等等。中国青年的人数比欧洲某些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的多，你怎么能把他们都统在一个团里呢？”

米高扬本来就声称他只带了耳朵来，这一来，他就更不插话了，只是听。米高扬之所以受斯大林的信任，就是因为他对斯大林唯命是从，能忍受

斯大林的辱骂。他差不多是斯大林的出气筒，斯大林生了气就骂他，象骂小孩子一样，米高扬总是一言不发，毕恭毕敬。这种场面，我多次见过。

毛主席知道米高扬会原原本本向斯大林报告的，包括毛主席对他发脾气这件事。事实也是他每天都电告了斯大林。

毛主席这次的谈话是有远见的，主要是让苏联了解我们的政权性质，打消他们的疑虑。正是做了这些准备，所以在我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两小时后， 苏联就承认了新中国。

陪米高扬来的，还有汉学家叶夫根尼·柯瓦廖夫和在东北工作的专家组

组长伊万·柯瓦瘳夫。前者本来担任米高扬的翻译，可是他竟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气得说：“我真想捶你一顿。”我替他解围说：“毛主席是湖南口音，他可能听不懂。”这样，双方只好我一人翻译了。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除了毛主席同米高扬会谈时在坐以外， 还分别同米高扬谈过。

米高扬在同任弼时谈话时，讲了他自己的印象。他说：毛泽东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是中国共产党的好领袖；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好助手；周恩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很好的总理：朱德是个好人，老将军。

他在和我闲谈时，则说任粥时是政治上成熟的人，有经验的人，是党的好当家。

任弼时向米高扬提出要求苏联支援我们出版报纸的纸张和药品等等，他都一一答应并向斯大林汇报了。这在以后同斯大林的会谈中得到了印证。

2 月 7 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石家庄，顺便乘车浏览了市容，就登机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