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和中央

康生作为掌握敌情的社会部部长，对敌情作了“特务如麻”的错误估计

（姑且不说他是故意的还是犯了主观主义），开始时，对党中央毛主席是多少有些影响的。尤其是利用了所破获的“戴案”，似乎对这种估计也作了印证。所以，康生的估计和他决定采取的种种措施，都使得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不便轻易开口。例如：张克勤的假口供在中央传阅过，毛泽东也看过；王实味案不仅为毛泽东所认可，而且从王实味案出发，毛泽东还作过整风要解决资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两种矛盾的指示。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报告时就是根据康生的报告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干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时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被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 5 个人就组织了 5 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播芳、宗正。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指吴奚如和王实味——笔者注）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

党中央 1943 年 4 月 3 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说： “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不少奸细分子，其方法自然是巧的，其数量也是惊人的，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1943 年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并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

但是，真正纠正逼、供，信的错误和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工作，也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导进行的。

中央的文件中有受康生的干扰而把敌情夸大的一面；也有如何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正确地进行审干工作的一面；但康生对中央的文件是取其所需，一味搞他自己那一套。

1943 年 7 月 1 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指示“防好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但对康生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仍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

1944 年 4 月，毛泽东在看了我们送上的几份犯人口供之后，就找周兴和我去见他，他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耐心地启发、引导我们认识犯人说真假口供，解释为什么会有假口供，以及如何让犯人说真话。我们受到很大教育。一方面回去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执行，另一方面又把毛主席的谈话向康生作了汇报。但康生却置若罔闻，不理不睬。因为他打着“抢救失足者”的旗号，行的是把并未失足的人推向深渊。所以他不管真假，只要口供，

有了口供，又怎能让他翻案？！

1944 年 4 月以后，终于对各种案子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这个工作时间很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少数人拖到解放初期才解决， 也有个别人一直未能给予明确的结论。

七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对“抢救运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到好几个单位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礼！”说着便脱帽鞠躬。

在边区行政学院讲这番话时，还加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大家都为毛泽东的诚恳态度、坦荡胸怀所感动。

直接责任者康生却始终没有承认过错误，也从未作过检讨，而且千方百计为自己洗刷，一有机会就为“抢救运动”翻案。“反右”和“文化大革命” 都是他翻案并施展害入的阴谋惯技的最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