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过问

我从绥德回到延安，尚未去关中之前，康生召集过一次审千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我和他发生了冲突。参加会议的有晋西北、晋东南、西北地区较高级的干部，在会上要制订几条审讯口供的原则。而这时毛主席已经讲了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自己以往做保卫工作的经验，在会上发言说：“审问时不能用刑。”而康生说：“用刑是可行的。”我说：“不能欺骗诱供、不能利用病情或心理不正常时逼供，套取供词，要让犯人说真话。”而康生反驳我说：“照你的说法就没法审问了。” 我说：“用材料嘛！”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审问？！”我说：“弄出那么多假的怎么办？”他说：“我们逼供而不信，他愿意说就让他说，完了再甄别嘛！”而且威胁说，“如果你认为谁没有问题那你就对此人签字具保， 负责证明他没有问题。”这就是一大皂糊涂帐的根源。在会议上，我是孤立的，只好不再作声。

当时延安的审查对象分在三个地方，认为问题较严重的，关在保安处和社会部；其次的集中在行政学院。保安处关押了 200 多人，社会部（在枣园

后沟）关着 100 多人，行政学院主要是陕北的当地干部，西北局反复证明陕北的干部都是一起干革命过来的，都了解，没有问题，但康生仍坚持县以上干部都要审查，因为“可能是汉好、是托派”。以至于所有的机关单位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那是当时的人都经历过的。

康生的主意是，坦白交代了的戴红花、吃白面。在社会部受审查的张克勤，是个 20 来岁的青年，他根据一本侦探小说，瞎编了自己的“特务”故事， 咬了许多人，被作为典型到处作报告，于是假口供更加普遍了。再加上边区生活苦，监狱更差，承认了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也促使假坦白增多。当然也有坚定的，如孙作宾（曾任甘肃省委书记。当时仅因他侄子孙蔚如是国民党军官，康生命我以西北局名义把他从关中“调”来关押的）就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吃苦也就最多。

假口供百出，康生得意忘形，同时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行政学院受审查的陕北干部不满情绪最高，反映到边区政府，反映到西北局，”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听后受到了震动，觉得错了，问题不小。于是 1943

年底到 1944 年初之间．毛主席亲自到行政学院向被审查者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脱帽鞠躬、赔礼道歉。随之又到中央党校等多处表示了同样的态度，扭转了大面上的形势。

1944 年初，我从关中回到保安处，看了全部犯人的交待材料，为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并很快选出其中最精彩的五六输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不到两篇就不看了，他觉得像是读小说。在 4 月初的一天，他叫周兴和我去见他，也叫了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起到他那里，整整谈了一个上午。直到现在，我仍十分佩服毛泽东引导人思想的本领。他知道我们的头脑还在发热，只能慢慢地降温。

毛：“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别送了。” “为什么？”

毛：“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 我说：“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

毛：“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 我说：“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毛：“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 我说：“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毛：“那么可不可能有 10 句话是假的？” 我理直气壮：“总不会全盘皆错吧！”

毛：“我就是要说，可能全部是假的。有一个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话是假的；有一句话是假的，就可能有 10 句话是假的；有 10 句话是假的， 就可能全部是假的。”

我迷惑不解了：“那又是为什么？” 毛：“我正要问你们为什么？”

我还想争辩，周兴制止了我，让毛主席说不去。

毛主席继续说：“你要不信，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10 句错了改 10 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帖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后，原来的字改完了。”

毛主席接着问：“你们审问犯人有没有拿棍子的？”

我承认自己不知道，周兴说：“有，岳云高就是这样的。”我补充说： “他是审讯科长。”

毛主席说：“这就是口供的来源。”

这时候我的心里已经对自己十分悔恨！我为什么不了解这些口供是怎么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周兴自己也是这样干的。

毛主席举了他在中央苏区时经历的事例。那时，反对 AB 团，抓住可疑分子就审问，而且审问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AB 团”的。毛泽东要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天他悄悄从窗孔看如何审犯人，原来是“打雷公”。所谓“打雷公”，就是把犯人的两只大姆指用绳子绑在一根棍子上，犯人不承认，就往棍子中间钉楔子，犯人疼不可忍，便承认是“AB 团”，承认后便拔掉楔子， 一松开犯人又不承认了，于是又钉楔子，如此反复，直到再也不敢翻供为止。

我听了不禁发指！已经坐不住了！而且对毛主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的方针深感正确。当天晚上，本来准备要枪毙两个犯人的，另有三人陪绑。罪名是“顽伺”（即不说假话）。听了毛主席的开导，当即撤销了原案。想到差点错杀了好人，自己不寒而栗。

我中午回到保安处，来不及吃饭，先找了一个“坦白最好的”犯人来谈话。

我问：“这口供是你的吗？” 答：“是的”。

我又问：“这口供是真的吗？” 他哭了。

我让他说真话，他就全部否定了。我批评他欺骗人，欺骗党，他说为了吃饱饭。

1944 年 7 月，在押犯人大部分甄别释放之后，我被调到社会部情报室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