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62 年 9 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恩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着“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 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我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 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 有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己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一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中，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疗养（我在《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 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也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离去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竟成诀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猜测，我能蒙受什么祸患？！

三四天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到这个“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过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厌了的康生惯用的语言）。还要老实交代。”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着， 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已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 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师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我宣布：

“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同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中失踪了十几年，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