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直接通信联络

1940 年末到 1941 年初，我党中央同“远方”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联络， 经过多少次试验，证明效果良好之后，便开始了经常的通信。

同“远方”联络的电台不止一个，但工作正常、使用较久的，是代号为“农村工作部”的电台；此外，毛泽东还常常使用苏方情报组（负责人是弗拉季米洛夫，中国名字叫孙平）的电台，“农村工作部”的电台，多半发出情报性的材料，直接同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联络；而苏方情报组的电台， 则是发出重大的、涉及战略性、策略性，政策性等重大问题的电报，直接报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之间又是相通的，“农村工作部”的电台， 形式上存在到 1943 年秋季，实际上断断续续工作到 1944 年，苏方情报组的

电台则一直工作到 1949 年 8 月底（自 1945 年底起，由阿洛夫接替孙平主持）。我方电台的干部人事、行政事务，是在任粥时领导下，由吴德峰主管的。

而使用它，则是毛泽东一人。开始时，毛泽东总是将电文交给任粥时，再由任粥时交我译出，然后我们共同校审后发出；来电也是我译出后先交任弼时， 再由他送交毛泽东，用毕存放在任粥时那里。后来渐渐由毛泽东直接将电文交给我，我也将电文直接送毛泽东。自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后， 所有来往电文都由我保管。也有极少数属于十万火急或极端绝密的电文由任粥时亲自翻译，我在事后才知道。除我以外，刘义虎和李唐彬也曾翻译或经营过一部分。

1940 年下半年开始使用“农村工作部”电台时，毛泽东只写了二三行字的短文。简单地介绍了我党、我军及解放区的一般情况。当他知道“远方” 确收无误时，才开始写长篇的、具体详细的电文，有的长达万余字，要分几次发出。

这里只追述其中最为重要和意味深长的数次电讯内容：

1941 年 1 月，发生皖南事变，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之后，毛泽东给“远方”写了一份分析因果、教训的长篇电文，内容大致是：一、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地镇压人民，口密腹剑， 使新四军上了圈套；二、项英刚愎自用，轻信敌人，一意孤行，上当受骗， 结果损兵折将，自身不保；三、皖南事变对党、对抗战和华中地区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困难；四、我党为挽救危局，弥补损失所采取的方针，新四军余部的转移和重新部署，以及与国民党谈判的前前后后等。记得在批评项英时有如下的话：在总结和吸取血的教训时，不能不指出项英同志因轻信蒋介石而受骗上当，一命身亡；其次，他刚愎自由，一意孤行，不听中央的话；再次，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经验是有益的。这件事教育了全党，今后就更会心明眼亮、提高警惕了。毛泽东的这些话都是双关的，对“远方” 那些总是轻信敌人，对敌人抱有幻想的人来说，是希望他们从中吸取教训。

斯大林的指导想想是：抗日战争时期要和国民党团结抗日，不能有斗争； 抗战胜利后；要团结建国，也不能斗争。根本不懂也无视中国社会的复杂问题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党内也不能有斗争，一有斗争，他就认为是闹不团结。毛泽东的战略和策略是明确的、一贯的。那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最终使中国人民获得彻底解放；他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又联合， 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磨而不破，破而不裂，磨擦不断，当仁不

让，寸土必争。毛泽东的长篇电报，基本上都是解释这些问题的，希望“远方”能够理解。但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

从 1941 年 4 月至 6 月中旬，毛泽东几乎每周都要给“远方”发一次或两次长篇电文，其内容是结合介绍我根据地的发展变化、军事部署、抗日战场的形势、国共磨擦、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等等解释他的战略、策略思想， 还有我们情报部门掌握的蒋、日、伪的暗中勾搭及英、美同蒋介石的关系等情况，并在介绍这些情况时加了分析和评论。

值得一提的是：6 月 18 日，我党地下工作者从香港获得一份重大情报—

—希特勒德国将于 6 月 22 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情报立即到了在重庆的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又立即转报中央。当时中央对这一情报感到有些蹊跷， 怎么对德国法西斯这一最核心的机密知道这样准确，连几日几时出动都知道？不过，中央仍然迅速电告了斯大林。然而，苏联却迷信那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6 月 22 日这一天是星期天，苏联军官们仍然照常放假，从星期六晚上就全部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德军正是按情报中的时间（6 月 22 日凌晨）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军乱作一团，损失惨重。一两个月后，苏方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来一份感谢电，说中国同志提供的情报帮了他们的大忙。

那以后，中央同苏共的来往大为减少，同共产国际的通信也略有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