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能量

1942 年 12 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 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人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 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报告后，少数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也都纷纷跟了上来。

1943 年 4 月，传出敌人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康生又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 叫了去，给我们布置抓人。抓人的理由，他说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 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的都抓起来，打了“·”的， 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的有个名字是“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 说：“你弟弟？”接着把这个“○”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 换成了“·”。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 200 多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奉命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曾遍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 200 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 而康生却说“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 “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殊政策有了一个新认识， 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我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 得到了一个答案”。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省的地下党，统统宣布为“红旗党”。他当时还不敢说陕西的党全是“红旗党”，但他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这“红旗党”就是这样从康生的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审讯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供词”之后， 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大“肃反”的依据。

1943 年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这里仅以绥德师

范为例：该校师生员工共 350 多名，“失足者”竟达 162 人。该校语文教师奕丁生被打成“六个县的特务头子”。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立即承认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

套自己怎样“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极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上。

绥德的肃反扩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不满，为了弄清真相，组织上派我带几个人到绥德去处理那里的烂摊于， 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视的。可是我在 1963 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图把它变成我的罪状之一，说我“放走了许多特务， 把绥德的特务线索搞断了”。

1943 年 10 月间，我应召回到延安，我在绥德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 这两处关押的人，被认定为“特务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有上千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己’”。而转为“自救”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的现象却未改善，逼供变成了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