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乖巧

因为他是血统工人，又有点文化，所以虽在基层，仍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和重视。他也很快就摸到了斯大林的脾性，于是不断吹捧恭维斯大林，一直奉承到肉麻的程度；同时想方设法给自己创造优良声誉，以便给斯大林以“好”的印象，博得斯大林的欢心。

1938 年苏联肃反扩大化，乌克兰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全部被整掉了。赫鲁晓夫却被提拔上来当了第一把手。这个位子和斯大林的距离大大接近了一步。这时他对斯大林吹捧到了无耻的地步，喊什么“斯大林是我的生身父亲”， 称斯大林为“亲爱的爸爸”。斯大林则认为赫鲁晓夫“对党忠诚”、“对国家负责”他又是工人出身，因而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40 年初就把赫鲁晓夫调到莫斯科，任首都市委第一书记，随即又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赫鲁晓夫钻营成功了。

进入上层的初期，赫鲁晓夫在众多革命者前辈面前，只能是挟着尾巴做人。毛主席访苏期间，在一些大的聚会中，他总是躲在人身后，坐在一个角落里，不被人们注意。但他的这些表现，倒很可能恰恰使斯大林对他增加了好印象。

1952 年，苏共召开第 19 次代表大会，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大会政治报告之后，当进入具体的人事安排和工作的调整，并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时，各国共产党代表团暂时退席休息。斯大林本来答应我们三天之后同我们会谈。但在人事安排上，却遇到了出乎斯大林意料之外的麻烦。

人事安排的中心问题是选择斯大林的接班人。斯大林想让赫鲁晓夫往中央总书记，但其他中央委员了解赫鲁晓夫的为人和能力，出于慎重和负责的态度，纷纷发表不同意见，即多数同志不同意赫鲁晓夫提任总书记一职。为此事争论不休。

我们等了 5 天，仍未安排同斯大林的会谈。一天傍晚，斯大林给刘少奇打来电话，谈了很长时间，大致介绍他们争论的焦点，他说：我们被弄得“鬼吹火”，在人事安排上遇到了麻烦，分歧很大，至少要 20 天到一个月才能把这件事做好，其它许多工作安排，目前还谈不上。他自己也感到了十分疲劳。所以他希望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到南俄去休养若干天，大约一个月以后，待你们返回莫斯科，再安排我们的会谈。

于是刘少奇利用这个时间，同印尼（艾迪）、日本（野板参三）、越南

（胡志明、范文同）等国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了一系列会谈。邓小平和我先期回国，留下林莉莉任翻译。

对于斯大林的接班人选，我们中国一些同志认为应该是莫洛托夫，但莫洛托夫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年龄也大了，自己也应该退下来，赫鲁晓夫也就利用这一点，积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