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特务

国民党搞我们的情报，我们也搞国民党的情报，国民党搞我们的情报难， 我们搞国民党的情报容易，这是真的。国民党给我们派特务，我们也给国民党派特务，他们派来的特务无一能立足，我们派去的却只有少数失败，这也是事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心的向背，其次是我们平时审查干部就很严格。

1942 年，保安处侦察科长布鲁到关中出差，为的是建立那里的情报网。他住在马兰，国民党派进来一批特务，其中一个叫吴南山，家在马兰附近。此人考虑到自己家在边区，一旦身份败露，将涡及全家，便主动投案自首， 向布鲁坦白。原来他是在汉中参加了戴笠的特务训练班。该班 46 人，都是西北的青年，毕业后全部派到边区，让他们互相联系，并打入我机关。此人交代了全体 46 人的姓名，经调查核实，有些人在兵站，有的在运盐队，无一在重要岗位。布鲁回到延安，研究了对策，找了一两个谈话，交代的和吴南山但白的一致。这就是“戴案”（或你“汉中训练班案”），查清了，并未捕押一人。

康生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功劳到毛主席面前去夸口，毛主席问他究竟是谁搞的？康生才不得不承认是布鲁破获的。毛主席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这是康生自己说的，他当然不会轻易说这种丢脸的事，而是另有目的的。

真正的特务，仅此而已。康生却借口“整顿后方，清理阵营”，搞得人人自危，不战自乱，人心涣散，无疑帮了敌人的大忙。我心里老有一个问题： “康生究竟是什么人？！”

我自己做敌人的工作也有失败的例子。国民党统治的榆林有个营尔宾， 在莫斯科时和王友直（现陕西省政协委员）同学，我也认识。1944 年初，他从榆林经延安去西安开会，打订匆匆穿越延安。他是榆林三青团负责人之一， 他一出发我就知道了。当他夜晚到了延安，并在南门外二十里铺歇脚时，我派人把他找来。

我问他：“认不认识我？” 他说：“老朋友了。”

此人本来也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米夫关系密切，可是这时，他说他是国民党员，我要他为我们工作，他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无所谓给谁工作。”后来可能是害怕，还是答应了同我们合作，并签了字。他到了西安， 在三青团的会上，把我同他的谈话全部捅了出去，还把师习德（我过去的名字，他知道）大骂了一顿。

1944 年春夏之交，中央再三督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以便给边区干部和群众做个交代，同时这也是“七大”的准备工作之一。康生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夜不成寐，食不甘味，但他总是能找到出路——他让保安处写这个总结，而且要一部分一部分送给他。40 多页的报告写好了，报告人应该是周兴，可是康生说这样的报告周兴不能做，要由他亲自出马，他在报告中加入了他自己的许多私货，诸如：“许多人生了病不就医，不治疗； 又有些人抱着敌人的坦克睡觉而不自知，那么，旁人大吼一声，引起你的注意和警惕，有何不对呀？！如此伟大的运动，触动和伤及少数人，有何稀奇？

又有何可怪？有何不能理解？！”如此等等。

会后，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咱们做不了，也不敢做。”

（首刊于《中华英烈》1989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