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不保魔临末日

“保险库”里的人也并不那么保险。大约 1970 年初，突然来了几个人， 很神秘地要我揭发、交代陈伯达的问题，讲了很多，好言相劝。我问我们：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讲的是真话还是想捉弄我？希望你们的态度放老实点。我已经被捉弄糊涂了，被折腾够了！前不久，你们还划了个‘钢铁圈’， 里面的六个人中就有陈伯达，是受到绝对保护的。连名字都不能提及，而今天却要我在太岁头上动土。收起你们这一套把戏吧，我不上当！”他们则苦苦劝说，捶胸发誓说他们不是耍圈套，而是有上级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机密紧急指示。今天来，也还只是秘密调查，收集材料，在这里说的也还不能公开等等。我表示要考虑两天，待弄清问题再说，他们只好答应。我又问：“那么那个钢铁圈还存在不存在？”他们马上回答“没有什么钢铁圈。”我又说： “你们曾经宣布的六个人不许触及，只要触及其中任何一个人就要犯罪，还有效没有？这个罪我是犯不起的！”这使他们大伤脑筋。于是他们再次来时， 把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复制件拿来给我看。那是几个大字和几行小字，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说陈伯大大闹庐山，几乎要翻天覆地，不待庐山会议开完， 便不辞而去，不知所向何方。看了毛主席的题词，我答应写有关陈伯达的材料。他们嘱咐我，写好后，不可交任何人转，只要告诉公务人员，他们自己就会来取。

我当然实事求是地，据我所知，一是一，二是二地写了材料。但他们还是不断纠缠，反复“启发”我、提示我，授意我添油加醋，我说不能画蛇添足、弄虚作假。他们却说。“你只管写，不要你负责。”我反驳说：“这是什么话？！我写的材料，却不要我自己负责，那还行？！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弄虚作假、胡说乱写，那你们自己按需要去编造岂不更好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正是利用了我的交代，而后加以歪曲，并偏造“中央文件”，其中说：‘苏修特务’师哲检举陈伯达⋯⋯”背后给我加上罪名，以加重陈伯达的罪过。何其卑鄙？！实际公开批判陈伯达，是我写了陈怕达材料的六七个月之后开始的。

兔死狐悲，唇亡齿寒。陈伯达被揪出后，可以想见康生那种危哉殆哉、战战兢兢、不可终日的鬼样子——他同陈伯达的拉扯关系是永远也交代不清楚的！但是，“吾发之，吾能收之”。康生只不过大大地虚惊一场，而真正后台却是林彪。

林彪摔死，我当时当然不会知道，但很快就来人了。来的还是那位操着胶东腔调的干部，另有二人相陪。这位干部绝对没有了以往的神气，而是一副哭丧相，看到他，我也就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他要我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我同林彪的关系等。我很乐意谈，于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起了林彪三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形、同高岗的会面和交谈的情形，又如何经过高岗给毛主席捎信等等。我谈得很上劲，这位干部却不耐烦，他心不在焉，听不下去，终于阻止了我的话。我十分惊讶！而他竞以十分沮丧和难过的表情说： “人都粉身碎骨了，还谈他干什么？！”看来，大戏快到终场了。

戏太大，尾声就不会大小。北京外语学院（前身是俄专）一批 20 岁上下

的青年学生也来“提审”我。我离开该校已 20 多年，与他们可干？他们由几个教师模样的人带领，从上午就来到了，监狱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快吃

中饭了，不能提审。”饭后又说：“要放风，不能提审。”可怜的娃娃们就这样等着。放风后，工作人员对我说：“有几个青年学生要找你谈话，但不着急，等一会儿再去。”最后带我去了，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开口就宣布“纪律”，老一套。宣布完了说：“如果违反了这三条纪律，就要打烂你的狗头！”我问：“谁的头？”他们紧张了一下，其中一个说：“你的头。” 我又问：“我的头怎么会长在狗身上？”他们无可奈何，在这里他们不敢动武。接着提了几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一、“为什么你要建议成立‘俄语专修馆’？”二、“为什么你要把俄专的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处的名称都用俄文写成？”三“你任用过你的私人吗？”四、“张锡祷是怎样到俄专的？” 我说：“你们太辛苦了。”看守人员在门旁听着，也忍不住鄙夷地一笑，并催促他们快点收场。其实他们并无意弄清任何问题，只不过出于好奇，找借口来欣赏这座“高级监狱”而已。

前后审问过我的，不下百十人。但真正有自己头脑的，充其量不过一二人，其余全是稀里糊涂给人当棍子。

自 1972 年起，由一个青年战士专管二楼犯人，他 20 多岁，一口胶东话， 有时同我聊聊，问长问短，表示对我很关心，我也表示愿意帮他做点什么， 于是他告诉我，他们学习抓得很紧，但常遇到困难，特别是有些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句，既不知道它的出处，又不能深解其意，像此类问题，想来问问我是否可以？我十分高兴地满口答应：“只要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从此，他就有时带着问题来找我进行探讨。研究过三四次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他做的事情？他说图书馆的《马恩全集》全都需要包上书皮，以防损坏，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的答复当然是肯定。于是他把书和必要的用具陆续送来。我花了几天功夫，把两套《马恩全集》几乎全部包上了书皮，并题写了书名。他很满意，对我也更关心了，有时我想吃青椒、葱、辣椒、盐、蒜、酱油、醋等等，他都想方设法给我弄来。有时厨房没有辣椒， 他竟到狱外向群众讨要点来。我很感谢他，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真诚的友谊，而我的身体也迅速肥胖起来。

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5 月的一天早晨，这位青年招呼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在押犯人己有许多人出去了。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他让我把公物全部整理出来，只带属于我私人的东西，那条大棉被，是监狱发的，但归个人所有了，他极力劝我带上，并动手替我包装。但是我想的是：“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所以坚决不要。现在想起来，也许他是对的，我没有留下半点铁窗的“纪念品”。他把我的行李搬到监狱的大门口，装上汽车，然后站在高台上⋯⋯我们的友谊再深，此时此地，他却不能挽留。他表情凄惨，心事重重地向我再三招手送别；我也同样， 几回首⋯⋯

在监狱的十多年中，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拿我自己的俄文版《列宁全集》对照狱中图书馆的中文版《列宁全集》，从头至尾校对了一遍。开始时，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俄文，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所以不许我看，当我向他们解释这是《列宁全集》时，便没有理由禁止我了。我发现第 28 卷以后的各卷误译甚多，有的我批在书上，有的作了记录。出狱后把我的意见告诉了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