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的转向
1956 年 8 月 30 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说: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9 月 15 日,他又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1945 年中共七大以来的 11 年中,我们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比起 1942 年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 毛泽东列出三个具体方面:一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二是工作上的官僚主义, 三是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①
9 月 16 日,邓小平在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进一步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风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第 5 页。
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邓小平列举了大量现象说明官僚主义的存在以及严重危害性。邓小平批评有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考虑决定工作, 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而是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他们靠主观主义作出的决议、指示虽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有的领导喜欢机关庞大,结果造成机构臃肿,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有的领导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痛痒。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 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实行命令主义的领导方法等等。
邓小平提出:“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首先,应该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着重是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 使党员、干部懂得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含义和意义。邓小平指出,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一是要求党必须密切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二是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尤为可贵的是,邓小平在提出加强党员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强调“要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另外,邓小平认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些领导干部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①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的这一思想为中央采纳,在 1957 年初的整风中得到具体实行。
1956 年 11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内容是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步骤是: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 把项目开出来。如官僚主义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对这些存在的问题, 要“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毛泽东强调,“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 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杜会主义”①。
为什么毛泽东要决定 1957 年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呢?主要是吸取
1956 年发生的波匈事件的教训,毛泽东想通过纠正党内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刘少奇在会上指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4~225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27~328 页。
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东欧这些国家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脱离了工农劳动群众。”刘少奇还说,列宁曾谈过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成为“工人贵族阶层”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 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
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的观点,他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我们党之所以要进行整风,主要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即不要脱离群众,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刘少奇明确指出, 在干部中间进行整风,就是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批评部分党员在执政的情况下产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权的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脱离人民群众,主观主义跟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整风运动曾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的有效方法。 1957 年 3 月,毛泽东在北京和外地多次阐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谈话和讲话中,反复指明了整风的必要性、目的和方法。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是要把共产党执政后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中出现的新问题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环节来抓。正如周恩来 4 月 24 日的一次讲话所说:“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先要把共产党搞通”,“为着要把共产党首先搞通,所以我们主张在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4 月30 日,毛泽东在约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元党派民主人士时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毛泽东找到了一个什么机会呢?这就是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发表后,在党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全国上下都开始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个有利时机。因为毛泽东的讲话无论是听的范围还是传达的范围都十分广泛。在这种情况下,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所采取的民主方法,对党内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党群关系进行整顿,元疑是个很好的机会。
1957 年 4 月初,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4 月 9 日,毛泽东作了修改。后来,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重新起草了《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4 月 27 日, 陈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指出:整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领导主要干部参加劳动,可以使党和群众打成一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党的面目就可以为之一新①。4 月 28 日,毛泽东对整风运动的指示稿进行了修改,作了批示。毛泽东在修改中进一步强调:整风运动将“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毛泽东还认为,党政领导干部参加劳动,要“逐步地形成一种永久的制度”。修改后的指示“准
① 簿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05 页。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06~607 页。
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4 月 30 日,毛泽东向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问题,热诚欢迎他们帮助整风。毛泽东明确指出: “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我们“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毛泽东谈到整风的具体办法时说,“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 “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从上可见,整风运动至少经过了半年时间的酝酿。毛泽东的目标逐步变得非常明确,这就是要解决共产党执政以后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的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以更好地调动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一切积极性、创造性。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抓起,这是毛泽东面对纷纭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经过反复思考后抓住的一个要点。在毛泽东看来,党和群众的关系如能妥善解决,对解决人民内部的其他矛盾无疑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1957 年 5 月 1 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正式开始,5 月 4 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肯定“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 极为有益”。因而这种分析批评“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虽然其中有一些批评不正确,或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毛泽东希望中共开始整风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毛泽东是想以党外人士帮助整风面对党内造成一定的社会压力,以利于整风收到成效,同时又以共产党成功的整风推动整个社会的整风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可取的,其态度也是很诚恳的。
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统战部于 5 月初和 5 月中旬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 13 次,70 余人次发言;后者开了 25 次,108 人次发言。这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中共整风。
在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地对共产党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如张奚若 5 月 15 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以往,迷信将来。刘裴、杨明轩提出,党政应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 健全法制,抓紧制订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毛泽东对反映出来的批评、意见和建议非常重视。5 月 10 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中小学教师座谈会发言摘要。发言中对党的工作中种种脱离群众的问题进行了揭露。毛泽东看到后于 5 月 14 日批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阅读,并指出, “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他还请各中央负责同志注意看上海、南京、北京的几份大报,“集中看人民内部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①。可见毛泽东此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民内部矛盾上, 而且把整风的重要性提到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高度。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09 页。
毛泽东认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关于揭露出来的各方面矛盾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表示“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这些情况是:“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等等。毛泽东认为, 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干部应迅速调动工作, 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或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
②从这里看,毛泽东并不计较党外人士所提意见是否尖锐,而是对百分之九十
以上的意见给予肯定和欢迎,并马上提出相应的组织措施以图改进。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人民政府、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右派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认为共产党内和社会上都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右派在共产党整风中是“最坚决最猖狂”的,他们对共产党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而大多数的人的批评是善意的。毛泽东认为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而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①他们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②。
毛泽东的这种政治敏感也许和当时同中国关系还不错的苏联方面的提醒有关。 1957 年 4 月 15 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伏罗希洛夫对中国提出的双百方针表示不理解,对中国允许在报纸上发表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不理解。伏罗希洛夫告诫说, 社会主义不应该允许这些右派言论公开发表,公开登出这些右派言论对党不会有利,会出乱子的,匈牙利就是这样闹出乱子的。毛泽东当时的表示是, 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也和匈牙利的情况不全一样。不能做温室里的花草。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毛泽东对伏罗希洛夫的忧虑似乎没有太在意。他相信中国的人民群众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那些想推翻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如果暴露出来, 他们就自己完蛋了。
毛泽东对当时所说的右派言论采取的是先放的方法。他对伏罗希洛夫解释说,放出来我们才好驳么。5 月 16 日,毛泽东又在一个党内指示中进一步指出:“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毛泽东甚至对右派的批评也不是加以一概抹杀。他认为:“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③毛泽东认为右派过去假装同共产党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因而现在要让他们的反动面目为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09~610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27 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09~61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26 页。
人民所认识,以便钓大鱼、锄毒草。可见,毛泽东等待反击右派的机,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人民。
毛泽东态度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政治标准。他认为,“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主要的标准就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承认这两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毛泽东指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是,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①。为了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在 5 月中旬已经对右派发出警告,准备在适当时机对右派发起反击了。这也说明毛泽东并非完全把伏罗希洛夫的意见当成耳边风。个别右派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攻击确实是非常嚣张的。他们攻击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党天下”,公然反对共产党执政,鼓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轮流执政”。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他们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毛泽东当然不会让右派这么猖狂下去。他的容忍是有原则,也是有限度的。6 月 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拉开帷幕。尽管毛泽东在 6 月 6 日还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在正式发起反右派斗争的 6 月 8 日指示中也提出,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
整个过程,做得好,有 1 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但实际上,反右派斗争的群众运动一旦兴起,就完全冲淡和代替了党内整风。由于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由于明确具体地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达太晚,也由于整风和“肃反”弄在一起,反右派斗争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社会主义民主受到严重损害,“双百”方针被搁置冷落。人们不敢讲话了。
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毛泽东的探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即使在部署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强调他理想的目标,即造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政治局面下,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才是毛泽东追求的真正目标。遗憾的是毛泽东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