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自治运动流产

中国的民主政治如何建立？毛泽东主张从地方自治开始。毛泽东采取了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中国疆域太大，从地方自治进而实现全国民主，的确不失为一种思路。

所谓地方自治，是一种地方享有一定自治权力的管理制度。它最早是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参与政治而提出来的，曾在欧美国家风行，并作为一项原则确定下来。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对地方自治问题非常重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以及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影响。1906 年，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提出，在“约法之治”即训政时期，“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①。以后他又进一步主张，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②。孙中山认为，“自治者，民国之基础也，基础固而国固”。孙中山论述了实行地方自治所具有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93～394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93 页。

① 《孙中山选集》，第 79 页。

② 《孙中山选集》，第 602 页。

的重要意义。第一，地方自治可以实行民权，为宪政打下基础。地方自治的实行，可以广泛吸引国民参与政治活动，使人民通过参与地方政权获得真实的民权，并逐步熟悉国家事务，使政权体现国民的意志。地方自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家便可以实行宪法之治，即进入宪政时期。第二，实行地方自治是改造整个国家机构的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改造整个国家机构必须首先建立地方政权机构，在巩固的地方人民政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民权的全国政权机构。所以，孙中山把地方自治作为国家改造的第一步。毛泽东的观点与孙中山的主张基本吻合，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自觉地将地方自治思想在湖南进行实践。

毛泽东 1920 年上半年与彭璜等人发起湖南自治运动，试图通过人民制宪，实现湖南人民的自决自治。毛泽东曾明确地谈到他组织和参加这场运动的动机，就是想通过一个一个地方的自治，逐步完成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大目标。他指出：“中国民治的总建设，二十年内完全无望。二十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有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废督裁兵、教育实业）。”①依毛泽东对全国政治形势的观察，民主、统一等根本问题不可能马上解决，所以由一个地方的群众首先发动起来争取民主统一，是最为切合实际和可以遵循的路径。毛泽东也预计到，不从根本解决下手，“这样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会有多大结果的②。最终还是要有总的解决。但在总的解决的条件没有成熟前，既然没有更为实际可行的途径，何不就以湖南为先导，建设一个理想的湖南，以后其他各省紧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③。毛泽东这种由小到大、由局部到全国的建设民主的想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当时毛泽东对怎样改革湖南，建设湖南，特别是如何以湖南推动全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并没有成熟的意见。因此，湖南的自治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探索的意义。

虽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毛泽东仍为湖南自治运动提出了两大目标。一是“推倒武力”，即废督军、裁军队；二是“实行民治”，即银行民办，教育独立，成立“真正人民自治机关”，“完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④。他认为这两大目标中，“实行民治” 是根本，是关键。就积极和消极意义来讲，“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实行民治，建设民治，是湖南自治运动的精髓。毛泽东认为：“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因此，“民治之敷施，文化之宣传，教育之改造，刻不容缓也”。毛泽东希望湖南三千万人，“人人要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⑤。

随着湖南局势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了由湖南人自决自治，在湖南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的主张。在申明自己为什么反对“大中华民国”，主张“湖南共和国”的理由时，毛泽东指出，大中华民国号称共和，但没有几个懂得“什么是共和”的国民。当时，全国乱七八糟，有三个政府，即 1912 年起北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84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70 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84 页。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84 页。

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88～491 页。

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1916 年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的军务院、1917 年孙中山等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三个国会，即黎元洪于 1916 年 8 月在北京

主持召开的国会、孙中山于 1917 年 8 月在广州主持召开的非常国会、段祺瑞

于 1918 年 8 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新国会，又称安福国会；20 个以上的督军、巡抚使、总司令，“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这样的大中华民国不如不要，“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毛泽东不是突发奇想地搞什么“湖南共和国”，而是经过一番考虑，反复掂量过的。他自己说：“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①

湖南共和国的含义是什么呢？毛泽东认为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人民必须掌握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是立国的基本要求。任何国家都应具有独立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力。毛泽东讲：“‘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湖南人没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而长期被中央或邻省所侵夺②。因此，毛泽东主张“湖南共和国”首先是要争取作为“国”之主要要素的主权，即“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这个国家三要素的观点，是梁启超 1910 年在《宪政浅说》中提出来的。梁启超认为：“国家者，在一定土地之上，以权力组织而成之人民团体也”。国家由领土、国民、统治权三要素组成，“三者结合为一字曰国家。”①

毛泽东吸收了梁启超的三要素观点，但又有所发挥，强调人民主权便是其突出表现。毛泽东认为，“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如果没有人民的参加，可以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于的”

②。毛泽东所说的“民”即劳动阶级，他们是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毛泽东

在此已经明确：人民对国家的事最有发言权和决定权，“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针对着那种不重视工人农民意见的观点，毛泽东批评说，如果以为政治法律不是工人农人即劳动者的事，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正确的观点应该是工人农民当家作主，政治法律都是人民自己的事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观点，毛泽东已确信无疑。

第二，人民有权参政议攻。既然国家是人民的，因而参政议政是人民应该享有和具有的权力。不管是“议政法”，还是“办政法”，“只要你满了十五岁，又只要你没有神经病，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你总有发言权，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③湖南共和国“将使人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不仅国之立法要遵从民意，国之治理也要扫去“官僚气、绅士气”，一切举措以“平民之公意为从违”④。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03～505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26 页。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3 册文集之二十三，第 33～34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17～518 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19～520 页。关于 15 岁的年龄规定，是毛泽东当时认为的成年期。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91 页。

第三，各党派互相监督。毛泽东认为，自治是大多数人的事，少数人是办不好的，一个政党也是不行的，毛泽东比较欣赏西方国家中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认为湖南共和国也应如此，否则搞不好国内的政治。他指出：“不论那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相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从这段论述看，毛泽东不仅要求有两党或多党的存在，而且要求这些政党有抗衡的力量，并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如果政党问不能相互抗衡，就起不到监督的作用。毛泽东尤其重视多党或两党政治在国家正在向民主化起步时的作用。他说，如果“一件事情正在萌芽，而其事又为极重大的事，不有许多人做促进的运动，以监督于其旁而批评于其后，这一件事可以办得成、办得好吗？”①由此可见，多党或两党制度，是毛泽东理想的“湖南共和国”一项重要的政治内容。

第四，国家必须有军队作为支撑。湖南自治运动兴起后，老同盟会员、湘籍上海报人曾毅来信表示赞成，但主张废除正规军队，以警备队维持地方秩序。毛泽东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湘人自决主义，固不是无抵抗主义，强暴复来，可以任其宰割。强暴复来乎，正式之抵抗，仍不可少也”。因此， “不设一兵”的设想“陈义甚高”，但不能实行②。“湖南共和国”至少必须设正规陆军一师，既照顾到民力能负担军队的开支，又考虑到对地方土匪有威慑力量，还能在必要时抵抗外来的暴力。没有军队，共和国的生存就岌岌可危。

第五，国家的重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文化，湖南共和国如果建立，将“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③。湖南有发展经济文化的良好条件，只要三千万人一齐努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是不难的。毛泽东还抨击中华民国在经济上的不发达，“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①，这样下去怎么办？国家必须建设才能富强。但在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的情况下，只好一个一个省去建设。把每个省的教育、生产、交通等项搞好，对全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也是有益的。发展经济文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基础性的建设。没有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不可能建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建构湖南共和国模式时就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作为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了。

透过毛泽东对湖南共和国的描述，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他这个时期政治思想的主要脉胳，而且可以看出他在之前《民众的大联合》中提出的改造国家的思想更具体、更深入了。这表现在：人民的概念提出来了，而且明确地以劳动阶级工人农人为主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参政议政；人民享有各项民主权利；采取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以互相监督，⋯⋯这些内容，比起把民众大联合笼统概括为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方法，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更为可贵的是，这些主张不仅是理论上的探讨，而且付诸实际运动，即当时的湖南自治运动。因此，视湖南共和国的主张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一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22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89～490 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88 页。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04 页。

种倒退，恐怕是一种过于简单的看法。人们的思想不可能是直线式的发展，而更多的是呈“之”字形。“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叫做走‘之’ 字路原则。”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也是循着这样的轨迹发展的。

毛泽东理想的“湖南共和国”在若干基本点上接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模式，不涉及国家的阶级本质，以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采取两党或多党互相监督的政党制度，军队属于国家并在政权中保持中立。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特征与口号，在毛泽东的“湖南共和国”中都可以窥见影子。虽然毛泽东对民国以来一些“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颇有微词，认为他们是“愈闹愈糟”，但毛泽东只是不满意他们“建层楼于沙渚”，为他们“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

①感到惋惜，并没有根本否定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意思。若干年后，毛泽东还

回忆起自己在这段时间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且一般地赞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纲。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欢呼劳农政府的成立，表示“唯有步俄国”后尘的决心；也不影响他的思想正在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为了实现湖南自治，毛泽东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北洋军阀政府，而对湖南的谭延固、赵恒惕政府尽力争取，甚至提出由谭延闿为首的所谓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的建议。这在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毛泽东对现政府还存在着一定的希望和幻想，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在政治斗争方面比较讲究策略。如果没有湖南地方政府的支持或参加，所谓的湖南自治运动就更加困难重重，无从谈起。至少毛泽东等人当时对形势是如此估计。

1920 年 10 月 5 日，湖南《大公报》刊出由毛泽东等人首先提出，有 377 人签名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一建议详细地阐述了怎样将湖南自治运动加以实现的过程与步骤。

10 月 7 日，毛泽东以湖南改造促进会代表身份出席由省学联发起的长沙各界代表联席会议并发言。会议讨论了请省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问题和宪法会议组织法及选举法要点，决定发动市民于 10 月 10 日举行自治运动游行情愿。毛泽东、龙兼龙被推为《请愿书》起草员。同日，毛泽东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书，呼吁市民赶快参加湖南自治这件“现在唯一重大的”、“关系湖南人生死荣辱的事”，“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

①

10 月 8 日，毛泽东出席在省教育会场召开的省城教育界和其他各界知名人士大会，并任大会主席。大会讨论了自治运动进行方法，通过了宪法会议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

10 月 10 日，毛泽东参加省城各界万余人举行的自治运动请愿大会和游行示威，湖南督军谭延闿接见了请愿代表，接受了毛泽东等人起草的“请愿书”。游行队伍到省议会时，群众出于对旧省议会的义愤，扯下了议会的旗子。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88 页。

① 湖南《大公报》，1920 年 10 月 7 日。

封建军阀不可能真正支持自治运动，他们对人民群众的组织和活动非常恐慌。为了破坏自治运动，他们制造谣言，说省议会的旗子是毛泽东扯的。警察厅还将毛泽东传去诘问，企图通过诬陷毛泽东达到搞垮自治运动的目的。12 月 5 日，毛泽东向警察厅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公开信，揭露了这一卑鄙的阴谋，并严正抗议对他身体和名誉的侵犯，要求惩办造谣诽谤者。这封

《毛泽东之辩诬函》在湖南《大公报》上登了出来，对毛泽东的诬告也就不了了之。但盛极一时的湖南自治运动因为各种原因却很快归于沉寂。

毛泽东对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封建军阀愤恨已极。他在 1936 年回忆此事时还愤怒地谴责那些封建军阀：他们“一旦掌权，就立即大力镇压民主运动”，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②。毛泽东对“湖南共和国”的期望成为泡影，对自治运动的结局也有些心灰意冷。他心情沉重地在给友人向警予的信中写道：“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变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毛泽东从此与改良主义分手。他虽然还为当初从老虎口里讨碎肉的尝试没有结果而惋惜，但也从中懂得，要改造中国，必须“不理一切，另辟道路”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