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对新民主主义的反应

国内外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有关人士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国外最早对新民主主义进行比较系统介绍的当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毛泽东思想》一文。该文发表于美国《亚美》杂志 1947 年 6 月号。60 年代日本学者池田诚等著的《中国革命史》一书，专门对毛泽东的

《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评论。80 年代美国学者 C·里斯金又在其《中国的政治经济：自 1949 年以来的发展问题》一书中对新民主主义进行评述。当然还有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一书等等。从这些收集得来的国外的反应中，对新民主主义的看法有以下方面：

关于新民主主义产生的背景。斯特朗写道，1939 年，悲观主义在中国有了增长。因为此时国民党已到了重庆，它几乎不去打日本人，而日本人也不去碰呆在大后方的国民党。他们集中力量去“扫荡”华北和沿海地区。国民党变得越来越暴虐；国民党内的一些人还同敌人进行勾结。这样一来，中国不是要亡国了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斯特朗赞扬这篇著作象一声嘹亮的号角。毛泽东说中国不会亡，中国人民中蕴藏着极大的潜力，即使国民党变得反动、甚至变成卖国贼，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和革命中也会取得胜利。池田诚等认为，《新民主主义论》产生的背景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即国民党的反共攻势猖獗；来自日本的和平攻势愈加积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开始出现了思想上的混乱和动摇。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 2.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斯特朗认为，《新民主主义论》不仅

肯定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会取得胜利，而且分析了达到胜利的途径以及可以更快地取得胜利的办法。这本书还提出了可以最好地领导人民走向胜利以及战后走向繁荣富强的政府形式。那不是国民党的独裁政府，也不是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政府；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旧式的民主，而是一种“新民主主义”，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看来，斯特朗并没有把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纯学术的思想体系来考察，而是紧紧抓住国家政权、国家制度这一根本性问题，把新民主主义看作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和革命后所要建立的有关政权形式的理论。

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撇开了在

《矛盾论》中明确阐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关于因果关系和社会变革的观点。对毛泽东来说，政治的历史作用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需要将自己原先的观点加以发展。他原来认为，政治同文化和思想一样，只能发挥较为有限的历史作用，也属于上层建筑。而《新民主主义论》则赋予政治以原动力，虽然这篇文章仍然把经济作为最终决定因素而没有超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大框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认为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他对国家的分类着眼于阶级，尤其是着重看统治阶级。毛泽东的国家观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他将国体和政权机关加以区分。他还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最适当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在这种制度下，从全国至乡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实行普选。虽然毛泽东认为先有经济后有政治，但二者又互为因果。促使社会发生变革的主导作用本为经济所特有，但政治能够集中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力量，建立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这个观点见于《新民主主义论》，

具有极完整的形式。

关于新民主主义提出的理论依据。里斯金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产生于 1939—1940 年间，它把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应用于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革命的现实中。即是说，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里斯金的分析是有见地的。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有关民主革命的原理，如民主革命的任务、民主革命的土地问题、领导权问题、同盟军问题、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等等，在新民主主义中都有所体现。池田诚等也指出，从《新民主主义论》来看，自然可以说，这样的毛泽东思想是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将它在中国革命的独特条件下具体化了。同时，《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了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因此它既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具体化，又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但国外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对此问题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在 60 年代欧美学者就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的论战中，德国学者威特福格尔就认为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无独特的贡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只不过是列宁、斯大林战略和第三国际立场的复制品①。这种说法显然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客观依据。同池田诚等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经验的说法相一致，同威特福格尔否定《新民主主义论》独创性的意见相左，斯特朗在考察新民主主义时非常注意它和中国客观现实的关系。她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以对中国革命性质以及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阶段中的地位的分析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因而得出中国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的结论。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由于中国存在着强大的共产党，由于中国处于一个新的世界环境之中，因而中国革命将不是争取建立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旧式资本主义、旧式民主，而是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换言之，中国当时的国际国内状况是新民主主义提出的客观依据。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任务。里斯金指出，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其主要任务是前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的获益者，不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是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之外的所有社会阶级和阶层。在经济上，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通过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并包括农民在内的各阶级的私有财产，促进生产和经济增长。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战略基点，就是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有一个存在空间，刺激它发挥生产潜力，但同时又约束它，使其达到首先为新的国家服务的目的，在政治上，新民主主义的目的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社会各革命阶级——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统治，即在 1949 年被定名的人民民主专政。里斯金还引用迈斯纳对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政治术语的评价：“语义含混，社会意义不明，但表达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把革命保留在资产阶级性质限度内的观点。”②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特点。里斯金指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即要取得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改造的胜利，必须得到这些中间阶级和阶层的支持。里斯金认为，取得作为人民盟友的中间阶层的支

①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 年第 5 期，第 7～8 页。

持，或使其中立，以孤立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战略。换句话说，新民主主义具有统一战线的特点。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意义和影响。斯特朗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中国的革命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对世界的革命思想也产生了影响。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从 1939 年底 1940 年初新民主主义提出，到斯特朗写《毛泽东的思想》一文时的 1946～1947 年，新民主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切政策的基础，各解放区的政权形式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包括著名的“三三制” 在内。经过 5 年的试验、实施之后，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把《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加以发展。所以，《论联合政府》可以说是适用于以后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续篇。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可以满怀信心地声明：“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斯特朗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提出和确立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确立起来了；它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自己的实践经验，自己的关于若干年内的纲领。

池田诚也具体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他指出，毛泽东通过这篇《新民主主义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消除了党内思想上的混乱和动摇，满怀信心地重新集结抗日力量，同时使国内的许多非共产主义者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真意，引起了很大反响。

斯特朗还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国际影响。有资料表明，《新民主主义论》问世不久便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和俄文版。斯特朗写道：苏联的评论家们认为它是一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

著作”，它不仅对中国实用，而且对类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也都实用，斯特朗甚至推测：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也许战后欧洲的一些新的政府形式都有影响。这一理论关于如何走民族独立，实行人民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分析，不仅为中国民，而且为东南亚殖民地国家中的亿万人民指明了方向。

新民主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印度学者莫汉蒂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和 1920 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以来一系列理论

和实际发展的顶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适应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中国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的战略，是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在殖民地条件下的运用，是毛泽东对革命理论的贡献。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封建制度要被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推翻，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时，它就会开始衰退。于是，通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这一理论显然是根据欧洲工业社会发展的经验提出的。而在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从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同等重要，因而对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做一些修正是必需的。在莫汉蒂看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首先是从 1920 年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开始的。当时，列宁试图使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与反封建的革命结合起来。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在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采取反殖、反封建的新的或人民民主革命的形式。这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为先进的形式，因为它是由工农联盟所领导的。这一理论能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莫汉蒂进一步指出，即使新民主主义的所有理论观点都能追溯到共产国际那里，这一理论的某些主要观点的提出也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

产党。虽然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思想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但调节统一战线内外的阶级关系和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等一系列特定的政策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除此之外，关于土地革命战争、建立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等构成新民主主义思想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虽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在殖民地东方的条件下的应用，但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抹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任何精髓①，按照莫汉蒂的观点，共产国际开始对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做了一些必需的修正，以更好地适应殖民地国家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而毛泽东却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创新，新民主主义便是其理论结晶。

美国学者约翰；w·格威尔指出：1939 年 8 月至 1941 年 6 月间，苏联新

闻媒介对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力降到 20 年代以来的最低点。尽管当时正是毛泽东著作颇丰的时期，毛泽东最重要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没有在苏联新闻界提及，直到战后它才被提到。这可能表明，苏联对毛泽东的急进方针怀有疑虑，并希望将与他的关系减到最低限度。 1939 年 9 月，政治局委员周恩来赴莫斯科治疗断臂，1940 年 3 月回到延安。格威尔认为，周恩来的莫斯科之行还有一项政治目的：去回答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疑问，另外如果可能的话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新的急进路线的批准。格威尔推测，周恩来很可能携带了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小册子。根据周恩来 1944 年的报告，格威尔认为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毛泽东的“异端学说”没有全部接受。如果周恩来真的带去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小册子，是会受到贬低的②。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颇为关注，并试图从各个角度加以分析。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在毛泽东的生平事业中也令人瞩目。虽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论著之间还有某些区别，但或许是西方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作的缘故，常常将两者相提并论。有些推测也缺乏可靠依据，只能供参考。

新民主主义在国内也必然引起反响，只是因为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严加防范和控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对新民主主义了解不多，但他们一旦接触和了解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精神都为之振奋。1940 年春，西北有名的民主人士社斌丞得到一本《新民主主义论》的讲话稿后，闭门谢客，专心阅读。读完后，他十分兴奋，到处宣传：“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道路。”①

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实行。以后到这些地方采访的国民党统治区的记者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 1944 年 6 月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后，在他所写的《毛泽东先生访问记》中两次提到新民主主义。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综合品”，是延安人的思想标准。他指出，“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在赵超

① 《党的文献》，1989 年第 3 期，第 95 页。

② 约翰·W·格威尔：《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国际研究》1992 年第 1 期。

①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54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4 页。

构看来，过去所有共产党的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原版翻印舶来的共产党理论，却不知道怎样活用到中国的社会来。在以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社会，这种作风的不受欢迎是无可避免的。毛泽东则不然，他精通共产党理论，同时更熟悉中国历史，他使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而穿上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赵超构写道：“小如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义，我们都可发现，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综合品。”赵超构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因为有了新民主主义，因为强调“马列主义民族化”，所以“在边区，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是要被笑为落伍的表现的。”

在赵超构的访问记里谈到他对新民主主义的另一看法，就是新民主主义已成为延安人的标准化思想。在延安，“说主义，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第一”。依赵超构想像，这种标准化的精神生活是乏味的。但他也看到，正是这种标准化的精神生活，给予延安的“工作人员以精神上之安定，而发生了意志集中行动统一的力量”①。赵超构对新民主主义了解不多，也不一定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因而他对新民主主义的看法难免存在不足，但他所提出的两点看法，在舆论界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即承认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承认新民主主义在共产党区域中是为人民所普遍接受，并作为思想指导的。

对新民主主义采取敌视乃至全盘否定态度的也不乏其人。有人诋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盗用了他人的名词，有人攻击“新民主主义根本是一种虚伪的口号”。国民党的反共专家叶青曾在《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中设立专章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了所谓的“批判”，足见毛泽东的政敌对新民主主义也十分重视。叶青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不能成立和不能存在的毛泽东思想。它不过幻想而已。”

但事实胜于雄辩。正是被叶青视为幻想的新民主主义却被毛泽东实行了。叶青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叶青一方面诬蔑毛泽东“不过复说陈公博和斯大林底话，加上一个‘新民主主义’底名词而已”，一方面又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对民主主义加以分类的结果②。真不知道新民主主义到底是依照阶级斗争论，还是复述陈公博、斯大林的一段什么论述而产生的。既然是重复别人的话，为何又还用对民主主义进行分类？既然新民主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又怎么可能实行？叶青不能自圆其说，只好无端地攻击一番了事，新民主主义没有被驳倒，更不会因为他鼓噪几声“不能存在” 就烟消云散。

在党内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采取批评态度的主要是因犯错误而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王明。一首标明他 1939 年底作于延安的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误》一诗中说：

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①

① 赵超构：《毛泽东访问记》，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 页。

② 叶青：《毛泽东思想批判》，帕米尔书店印行，1968 年版，第 128 页、第 125 页、第 131 页、第 119 页。

① 周国全等著：《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72 页。

在王明看来，《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上的估计，如革命性质、阶段、动力、前途、领导权等等，同列宁主是矛盾的。他指责毛泽东在书中公开反对列宁关于中国革命发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前途的可能性的理论，公开为中国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辩护，反对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长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实际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是中国民族资产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

王明的这些看法不值一驳。他既没有真正掌握列宁主义的髓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没有透彻理解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两者的关系。毛泽东从来没有反对列宁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非本主义前途的论述，也从来没有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作过什辩护。他只是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把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一是社会主义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为前者的必然发展趋势。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主要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因而民族资本可以在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样的政策有利于本来经济就十分落后的中国更好地发展，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怎么能说是维护资产阶级，敌视无产阶级呢？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但不是修正或反对列宁主义，相反，它是对列宁主义的卓越发展。

1941 年 10 月 8 日，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他的政治主张，批评中央的工作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批评《新民主主义论》说：“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斗，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中国革命的政权是各阶级联合的政权”，“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论说到经济政策中，就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些地方政策是左了，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应该把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更好。

王明指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反帝反封建同时作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毫无道理的。虽然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抗日本侵略成为第一等的大事，但国内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不能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就完全避而不谈阶级矛盾。当时毛泽东的立足点是，通过阶级矛盾的解决促进民族斗争的进行，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是相互统一的，互相促进的，不能根本对立起来。王明正是在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上犯了错误。他反对在反帝时提反封建，实际上就是主张放弃阶级斗争。这非但不能有利于民族斗争，相反只会影响和阻碍民族斗争的顺利进行。难怪乎毛泽东在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同时也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并认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①

王明批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政权没有包括大资产阶级，新民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6 页。

主义经济政策也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其实，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并没有错，因为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的腐朽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从政治上把他们打倒，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也有抗日要求，他们参加了抗日战争，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并不是说他们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也应原封不动地保留和维持下来。王明唯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会危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这是大可不必的顾虑。何况，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建立政权时也考虑到统一战线的团结，因而强调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权，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放弃反动统治，他们的政治代表也可以参加政权。如毛泽东在 1945 年讲到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实际上就包括了国民党在内。而当时的国民党，又主要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当然，这是有条件的，即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才能参加联合政府。

综上所述，王明对新民主主义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