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58 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以及随后在全国农村掀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和整个工农业生产的大滑坡，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积极性受到严重损伤。 1960 年冬，“大跃进” 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已非常明显。严重的惩罚，惨痛的教训，使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有所醒悟。 1961 年初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在这个重要的转变关头，毛泽东提出在全党恢复实事求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89 页。

毛泽东早年投身革命之时，就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工作。他把社会调查作为深入了解社会、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好途径，好机会。新民学会期间，他多次下乡做调查；大革命时期，他深入湖南农村考察，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时期，他把调查和研究作为克服党内主观主义的重要办法。他要求党员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尤其是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①毛泽东是把调查研究作为一种民主的领导方法而自觉地运用的。在此之前，陈毅曾前往上海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其中谈到毛泽东和红四军在井冈山地区调查研究的情况：“游击部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因为红军行动如行云流水一般，所到之地，皆不明情况，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必不能切合当地群众需要。”调查工作的好处是：“可以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②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肯定红四军的调查工作“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的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③。

毛泽东在同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原名

《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根源和致命伤，就在于不懂得做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只会主观主义地搬“本本”，搞教条。处于当时农村的环境，毛泽东特别重视农村情况的调查。他亲自做过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并写出了调查报告，为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延安时期，毛泽东继续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他把他过去调查的材料编印成《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了序言和跋，让大家学习。他在序言中指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每一个领导者“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在大量的社会调查之后，毛泽东深切地感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表示自己的志愿就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当一个群众的小学生①。这可以说是发自毛泽东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毛泽东在党内积极倡导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处处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分不开。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在认识论上是统一的。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反之亦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虽然也重视调查研究，但有的时候实行得非常不够。加之在一个泱泱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毛泽东在工作中出现一些失误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地避免错误，使错误发生得少些、小些，在错误发生后，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33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62～763 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6 页。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465 页、第 467 页、第 468 页

要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这些都离不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大跃进” 运动的发动虽然在主观愿望上是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但在实际部署上却超越了国力的可能，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即想办法加以克服。他注意到“大跃进”之所以遭到挫折，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思想方法有问题。

1960 年 6 月 18 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指出，“大跃进”中指标过高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有些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提出：我们要用 10 年时

间做调查研究，逐步找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固有的规律。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希望通过调查研究，端正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迅速而彻底地纠正“大跃进”运动的偏差。在 1960 年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

北京工作会议和随后 4 天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要求 1961 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在 1 月 13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第一条是情况明。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要搞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这是个大工作。要从实践中认识客观实际，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办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凭调查研究、情况明下决心，因此这个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现在我们对国内情况也不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因此，要分批、分头摸清每个省、市、地委、县委、公社的情况。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

毛泽东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今年也来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就想到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就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不去干，用那么一部分时间，搞一点助手，自己去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只要不做这种调查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只凭感想、凭想象、凭估计。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1961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犯过几次“左”倾和右倾错误，右的不做调查研究，“左”的也不做调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情况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8 亿人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近几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比如，1959 年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夹了个庐山会议反右，把纣“左”打乱了，“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大家回去实实在在的干，不要老是算帐搞计划，要做调查研究。我们过去就吃了这个亏；只注意普遍真理，不注意调查研究。希望 1961 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在实践中去做调查研究，专门调查也可以。

毛泽东在这两次中央会议上强调调查研究问题时，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传统，也是我们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第二，社会主义时期情况比民主革命时期复杂，但我们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因而工作只凭感情、凭想象、凭估计，出现了“共产风” 等问题；第三，要反对官僚主义，领导要亲自深入基层，实实在在地解剖“麻雀”，研究基层情况；第四，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大事来于，撇开其他小事，集中一段时间搞调查研究。

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了三个调查组，分别由田家英、胡乔木、陈怕达负责，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1 月 21 日调查组离京。1 月 26 日晚，毛泽东也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紧迫心情，乘车南下。在将近 1 个月的时间里，他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

湖南和广东 7 个省委和 3 个调查组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了话。一路的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做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3 月 10 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会议（简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开幕。与此同时，由刘少奇、周恩来等主持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开幕。两个会议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3 月 11 日，毛泽东把当时刚刚找到的、他在 1930 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加上按语印发参加“三南”会议的同志。

3 月 13 日上午 8 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写信指出，生产阶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自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

（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毛泽东以批评的语气写道：“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干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两级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毛泽东在信中还指出：《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提出的问题，应具体系统地亲身出马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①

信写完后，当天上午，毛泽东在“三南”会议讲话，反复阐明要搞清两个平均主义，就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道理。他要求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他说：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应该到一个乡去住上七天十天时间，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过去这几年失门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去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我就是要求强调调查研究，要在全党造成这个风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904 页。

气，要大家实事求是，不要报假。

毛泽东原决定派陶铸去北京，向“三北”会议通报“三南”会议的情况，并带去他写给刘少奇等同志的信和《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信写完后，他改变了主意，陶铸不去北京，而请北京出席“三北”会议的同志移师广州，合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样，3 月 15 日至 23 日中央又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专门就调查研究工作作长篇讲话。毛泽东指出：现在北京的同志来了，问题讨论得很好，重点就是要搞调查研究工作，不过借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着手。我们干什么工作都要这样，别的工作也一样。今后必须摆脱一部分事务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以便自己亲身进行典型调查。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做典型的、基层的、亲自出马的调查不够。建国后的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的原始材料，出了一本书，叫做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又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和三十四个部门讨论，得出了十大关系的结论。现在我不反对带调查组，这回我是带了三个调查组，一个放在浙江，一个放在湖南，一个放在广东。依靠这三个调查组，我还是做间接的调查，并没有直接调查，我要做点典型调查，只要求你们去做典型调查，自己当老爷，我看那不行。

毛泽东渴望有机会能摆脱繁杂的公务，自由自在地深入社会，了解民情。他以诗人的浪漫情调讲道：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喜马拉雅山，到长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顶多五年计划。毛泽东的宽阔胸怀和诗人豪情由此可见一斑。毛泽东不得不从遐想回到现实中来，他的骑马跑遍黄河、长江的计划终究也未能实现。

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工作要经常进行、长期进行，不仅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以后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①。为了使调查研究为全党所重视，中央于 3 月 23 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将毛泽东《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作为附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指示信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毛泽东的倡议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并对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进行了阐述、发挥。周恩来 3 月 19 日在中南、华北小组会上讲到，“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到全国解放，我们发扬了这种精神，取得了全国胜利。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中，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毛泽东同志最近几次讲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讲究实事求是；又说，右要反，‘左’也要反，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

① 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 年 3 月 23 日），《党的文献》1992 年第 6 期。

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周恩来强调：“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①稍后，周恩来还提出调查研究要有理论指导的问题。周恩来指出，没有理论指导，调查研究就抓不住问题的关键。因此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调查研究②。

刘少奇 4 月 30 日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召开的省、市、县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认识和改造世界。”针对调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刘少奇要求在进行调查研究时，一是不能抱着成见，二是取得被调查者的信任，三是让被调查者讲心里话。如果不讲心里话，对本单位本部门的情况护短，故意提供一堆材料，那么这调查就必定失败。5 月 24 日，刘少奇又在北京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小组会上说：“要真正代表多数群众的意见和利益，不要以为有了群众，就有了群众路线。有的地方形式上是在搞民主，实际上不是群众当家作主。如开社员代表大会，有的支部书记做报告、提方案、没人提反对意见，就让群众举手通过，甚至有的不举手还要问个为什么。”刘少奇认为，“这样的会不如不开，让群众去酝酿酝酿，通过酝酿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真正经酝酿后群众赞成了的事情，即使犯了错误，责任也轻一些，不是少数人负责，而是大家负责”。刘少奇不是说领导可以推卸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扬民主。一旦出问题犯错误，领导仍应首先承担责任，先检讨。因为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就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搞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①

毛泽东在 5 月 21 日至 6 月 12 日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大会讲话中，介绍了刘少奇在湖南的调查研究，并表示，他要向刘少奇学习，亲自去做调查。他还再次强调，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他提醒中央和各地工业、商业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要天天坐在家里，要在会后搞一个半月的调查研究，以便八月份带着东西上庐山开会，讨论和制定有关问题的政策。6 月 15 日，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指示》重申毛泽东 1958 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规定：“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地、县两级党委的领导人员，也应该这样办。”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规模、范围、深度等方面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1961 年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成为中国共产党转变工作作风，重新掌握工作主动权的思想先导。主要围绕农村政策调整开展的这次规模空前的调查研究活动，结出了《农村六十条》等一系列丰硕成果。到 1962 年初，农村中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14 页。

② 周恩来：《调查研究要有理论指导）（1961 年 4 月 3 日），《党的文献》1992 年第 6 期。

① 刘少奇：《搞好调查研究，避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1961 年 5 月 24 日），《党的文献》1992 年第 6

期。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恢复和提高。大力倡导调查研究，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对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局限，这次调查研究之风虽然蓬勃兴起，却没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对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也未能彻底克服。但毛泽东对这次调查研究的大力倡导，是他由来已久的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恢复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