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和平演变”

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对外政治职能之一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总结 1956 年波匈事件有帝国主义插手的教训，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明确阐述了专政的第二个作用是对付外来的侵略与颠覆。

当时，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在继续推行武装侵略和干涉政策的同时，强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1957 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作为战争政策的补充手段，鼓吹要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以促进“苏联世界内部的变化”。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这一政策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推行者。毛泽东在新华社编写的《参考资料》上看到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言论后非常重视。 1958 年 11 月 30 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靳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①。

1959 年 11 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次讨论国际形势的小范围的会议。会前，毛泽东要秘书找出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一些讲话，送给他看。而后他又对杜勒斯的演说作了批注，印发与会者。毛泽东指出：“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他们的和平取胜战略实际上是要“保存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 1959 年 12 月，毛泽东在《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写道：“敌人的策略是什么？（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可见毛泽东对和平演变问题极为重视，看得很深很透。当时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美国的东西方缓和战略存有幻想，毛泽东则保持了很高的警惕性。

怎么才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粉碎帝国主义的和平取胜战略呢？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根本性措施是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说，加强本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

① 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 年第 6 期。

提高自己的实力。 1960 年 7 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①。正是憋着这口气，毛泽东号召全国大炼“争气钢”，鼓励大跃进。毛泽东希望通过跃进，促进生产发展，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这个出发点和愿望都是好的。问题是当时的跃进脱离了现实的主客观条件，因而造成欲速而不达的局面。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①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建立就会变修的观点，其着眼点是在经济上。因此可以说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是毛泽东提出政治上防修反修的根本性措施。换句话说，毛泽东当时认定，只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就能增强国家的实力，为抵制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提供必要而有力的条件。反之，国家经济状况不改善，人民需求得不到满足，生活得不到改善，人民民主政权就会丧失人心，帝国主义就会乘虚而入。毛泽东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防止和平演变的危险性是很有道理，极为精辟的。可惜他自己以后越来越热衷干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实际上被搁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毛泽东把防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蜕化变质作为反对和平演变的关键性措施。还在 1959 年 8 月中旬，庐山会议错误发动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集团斗争时，毛泽东就认为：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1962 年 1 月他又指出，“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①同年 9 月，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对党内矛盾和意见的估计也脱离实际。他把党内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称之为中国的修正主义，认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因此，在中国党内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问题逐渐提上了毛泽东的议事日程。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毛泽东 1957 年整风时就提倡过的事情。他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可以使党和群众打成一片，大大减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老爷作风。 1963 年 5 月 9 日，他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874 页。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2～823 页。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33 页。

的批注中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毛泽东希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防止思想作风上的蜕化变质，其出发点还是好的。但是，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蜕化变质决不是参加体力劳动就能完全解决的。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参加劳动固然很好，但却不可能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主要途径，也不可能真正防止和避免蜕化变质问题。

1963 年 2 月 25 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这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与此同时，为从根本上挖掉所谓修正主义根子，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 运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以及开展文化战线的批判。毛泽东也在进一步考虑如何“防修”的问题。 1964 年 6 月 16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上讲了他对“防修”问题的几点意见。他认为，第一，要教育干部懂得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世界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也不能当中央委员。第三，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共五点：马列、人民、多数、民主、自我批评。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防止修正主义的 5 条意见，也是他后来进一步阐述的关于革命事业接班人标准的雏形。

其次，毛泽东把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元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为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长远性措施。刘少奇在 1963 年 2 月就提出：不只是保

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也不蜕化变质。毛泽东也在 1964 年明确提出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2 月 8 日，毛泽东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时谈到，西哈努克亲王正在解决他的继承人问题，这个办法好，我们党早已决定接替我的人，你们知道吗？6 月 8 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说道：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能一个人死了，就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6 月 16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上再一次强调要重视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说，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像赫鲁晓夫，列宁、斯大林希望出吗？还是出了！因此，毛泽东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

7 月 5 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关于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7

月 14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发表了毛泽东的论点。文章指出，无产阶

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包括：“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曾谈过这五条的相互关系。他说，这五条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他在具体谈到第一条时还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这是一门主课。

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标准中，后三条是明确要求有民主作风和民主方法，第二条也和民主有关。毛泽东讲民主，从来不单是讲民主作风、民主方法，而且很强调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出发点和宗旨。因为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可能事事处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为个人和小集团谋私利；才可能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才可能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才可能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自己是为人民服务原则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他当然希望培养出来的革命接班人也能坚持这一原则。从接班人的标准中，我们也能看出毛泽东对民主作风、民主方法的重视，他明确列出三项内容作为接班人条件，就这些条件的内容本身来说是应该肯定的。

毛泽东提出的培养革命接班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确实关系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虽然毛泽东没有能正确地解决但却提出了这一重大问题。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他关于培养接班人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探索也不可避免的会遭到挫折。正如叶剑英1980 年 2 月 24 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们党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但在实践中也没有解决好。毛主席他老人家对集体的交班、接班问题考虑得少，而是侧重于个人的交班、接班。‘九大’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林彪摔死了，又提出王洪文当接班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失败的，这个教训我们要牢牢记取。”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