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党内民主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对君主曾抱有过莫大的希望。那时他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希冀中国能学习当时的英国、日本，由人民制定宪法，有一位人民拥戴的君主。但随着他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对袁世凯窃国大盗的愤慨，毛泽东又视君主为天下之恶魔，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大恶极，应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及教会、资本家、国家等一齐除去。

早年生活中的痕迹有时很难说可以从记忆中彻底抹去。

1935 年 11 月张闻天和刘英在陕北瓦窑堡结婚。刚刚在直罗镇打了大胜仗的毛泽东前去“闹洞房”，送了他俩一首“打油诗”。诗的大意是：张闻天身为总书记，却作风民主，是“开明君主”。刘英呢，毛泽东在诗中诙谐地称她是“开明君主”的“娘娘”。②毛泽东风趣的话语不无道理，实际上是对张闻天民主作风的充分肯定。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在中央常委分工时，被推为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他总是请毛泽东等同志先发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第 321～322 页、第 356 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17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15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36 页。

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00 页。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54 页。

② 《刘英的故事》，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年版。

言。平时他也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作风民主，经历过陈独秀家长制作风和博古、李德主观武断瞎指挥的毛泽东对此感受很深。

在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对原中央主要领导人特别是李德（又名华夫，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不民主作风进行了严厉批评。决议指出，原中央主要领导人特别是李德的领导方式“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李德“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不曾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李德均不接受，“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①。从张闻天起草的这些文件内容，可以想象当时的李德是何等的飞扬跋扈。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们对此进行了一致的谴责并写进正式文件。值得一提的是，张闻天起草决议时主要根据的是与会大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曾有长篇发言，但尚未发现有文字材料传世。通过决议对李德等人极为恶劣的领导方式的分析和批评，也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毛泽东同样也是反对个人包办独断作风，主张“集体领导”原则的。毛泽东 1936 年对斯诺谈到：陈独秀应该对 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做出重大的决定。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批评，与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批评是完全一致的。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曾分析说，党内产生机会主义错误如此严重而得不到纠正的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向群众报告，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总应当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这种条件之下，党内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自然形成了“没有党内的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众对于指导者的督促”①的危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机会主义通行无阻地得到实行，党内民主就不可能真正实行。

毛泽东用“开明君主”称张闻天，虽是特定场合下的戏言，但也间接地反映出他的某些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张闻天既为“君主”，又还“开明”，既在党内负总责，又还作风民主，用“开明君主”作比喻是很贴切的。实际上，毛泽东已经赋予了“开明君主”这一说法以新的含义，反映出他对作风民主的党的领导人的推崇。正因如此，他才给张闻天送上这份独特的新婚“贺礼”。

随着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根本对峙的局面开始改变，多年的内战开始停止，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起来。为着适应形势的发展，为着巩固国内的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37 年 4 月 15 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形势、新的环境要求

①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 页。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第 287 页。

共产党人“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党的内部生活，亦应依照各地的不同环境，采取具体方法使之活跃起来。党内民主性的扩大，自我批评的发展，集体领导的建立，都成为活跃党内生活的主要条件”。②因为国共合作的实现，两种政权尖锐对立局面的结束，可能使党取得半公开以至公开的地位，扩大党内民主有了更充分实现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在共产党内也要率先实行民主，以推动全国抗战所需要的民主。5 月 8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专门讲到党内民主问题。针对会上个别同志把民主与抗战根本对立的模糊认识，毛泽东着重阐述了和平、民主、革命前途、特别是民主与抗战的辩证关系等问题。同时指出，要使党担负起指导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重任，“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

根据以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比较偏重集中的倾向，毛泽东指出：“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①民主制和集中制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民主是集中的基础，集中又指导民主。但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民主制与集中制又是可以相对独立，有所侧重的。战争环境，非常时期，不可能也不允许按着严格、严密的、特定的、法定的民主程序决策。但在和平环境、条件具备时，就必须扩大民主，让民主发扬得更充分些。在毛泽东的讲话之后，5 月 10 日博古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中进一步提出，“苏区党的组织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提要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1）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该是选举出来的；

（2）党的领导机关应该向党员报告其工作；（3）下级服从上级；（4）少数服从多数。同时还提出了实行党内生活民主化的 7 条具体措施。如要求苏区一切党的组织实行民主选举；党委必须按期开会，讨论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党委坚持集体领导；会议允许自由讨论，但决议通过后必须执行。党内民主不是破坏而是要加强党的纪律等等②。可见，遵义会议上被批评为作风不民主的博古，这时思想已有根本转变和提高。

到 1938 年 10 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强调党的纪律的同时，又以较多的篇幅专门论述了党的民主问题。他指出，“党内民主的实际，就是容许任何不同意见的提出与讨论。也正是由于民主方法，保证着交换意见，并使之概括起来做出结论，形成全党一致的方针”。①他不仅强调了实行党内生活民主化对发挥全党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深刻地分析了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现象的社会根源；而党内的不民主，反过来又“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②。可见党内民主对全国民主化具有重要作用。党内民主搞得好，不仅可以“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③，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而且可以带动和影响社会其他方面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3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7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220～221 页。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66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9 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65 页

的民主。正如任粥时后来所说：“必须先有党内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