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引起很大震动。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在很多方面都注意总结了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对斯大林总的评价,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①,认为斯大林有功有过, 功大于过,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但必须在肯定和维护他正确方面的前提下进行。为了系统阐述这方面的观点,《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又主要根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基本观点,于 1956 年 4 月 5 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专题文章。文章发表前,经过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因而可以说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
反对个人崇拜,正确认识领袖与群众与政党的关系非常重要。而且,仅仅是理论上认识,在实践中不能正确处理也不行。文章指出,斯大林晚年在这个问题上就陷入了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矛盾。当着斯大林在国内外获得很高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的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 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对某些重大的事务,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如肃反扩大化、对南斯拉夫问题的错误决定等。
个人崇拜的实行,必然把个人置于党和国家之上,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609~612 页。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41 页。
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当斯大林“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的时候就是如此。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承认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但更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集体领导的作用。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领导制度既能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又能和集体智慧相结合。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于他违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因而脱离了群众, 失去了对国家事务的全面的洞察力。
斯大林所犯的个人崇拜错误是有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毛泽东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个人崇拜是过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即使剥削阶级消灭了,小生产经济已经由集体经济所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但是旧社会的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①。个人崇拜也是这样。当斯大林也受到这种落后思想影响时,就反过来影响社会,造成革命事业的损失,损害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必须经常注意反对个人崇拜、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倾向。《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送审稿中提到:当革命胜利之后, 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指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①。毛泽东敏锐地提出了制度的问题,要求建立一定的具体制度、工作制度来保证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不被破坏,这对防止个人崇拜的发生元疑是有效的措施。
根据毛泽东的以上思路和中央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中共八大明确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歇功颂德的方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八大党章没有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结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切身体会, 科学地阐述了党、阶级、领袖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②
可惜的是八大的正确决策没有得到认真贯彻,以至把个人神化的趋向越来越严重,直至“文革”发生。究其原因,还是社会存在反映到社会意识中,
①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 年 4 月 5 日。
① 毛泽东:《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 年 4 月 2 日、4 日),《人民日报》1956 年 4 月 5 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5 页。
旧的习惯势力和旧思想顽固不化。同时也有认识中的主观性、片面性问题, 因而使党的八大上已经明确提出要反对的个人崇拜,竟然在“文革”前后恶性发展起来。
1956 年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继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1956 年 6
月波兰波兹南市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 10 月至 11 月匈牙利布达佩
斯等地也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在中国,从 9 月份起,工人罢工、请愿,学生罢课、请愿,农民闹社、请愿事件多有发生。毛泽东和党中央密切注视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变化,同时紧张地思考着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的各种矛盾,以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1956
年 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再论无产阶级专
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和 4 月 5 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文章的附标题特意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毛泽东审阅了文章的第三、四、五、六稿并作了修改。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肯定了十月革命的道路,重申了斯大林功大于过,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的观点;特别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其中和民主问题有关的恩想观点有:
第一,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亦即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是相互统一的。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而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对剥削者的专政、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正因为它对广大劳动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所不能实现的民主。因此,不允许把社会主义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
第三,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国内的反革命残余虽然仍是必要的,但它的主要锋芒应该转向防御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扫除损害这种联系的障碍,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的倾向。
第四,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就容易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苏联 30 年代后期的肃反扩大化就是这样造成的,把人们对于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当成反革命言论处理,严重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和发展。
第五,社会主义民主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社会主义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这种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第六,社会主义民主决不离开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因为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那实际上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七,社会主义民主需要集中,需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实行。恩格斯在同元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早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只要有联合活动存在,就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列宁也指出,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领导者的作用,否认纪律,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了党的领导, 恰恰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领导。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权威,维护党的领导的作用,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也才有保证。
第八,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批判的目的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领导,而不是造成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总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敌人专政和对人民民主的统一,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两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斯大林的错误就是把专政扩大化,把集中极端化,忽略了民主。在总结斯大林教训的时候,毛泽东的分析和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阐述的道理也是符合辩证唯物论基本原理的,但不幸的是他的晚年在某些问题上却重蹈覆辙。有人说是不是由于同样的政治制度使两位历史人物陷入同一个泥潭呢?结论是否定的。
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犯错误原因时涉及制度的问题。他认为苏联的基本制度还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并没有过时。但制度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错误。毛泽东当时没有进一步提出完善、健全制度问题,而是转到如何正确运用制度,采取什么政策、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去了。这不能说毛泽东对制度不重视,但他似乎更多重视了根本制度而忽略了具体制度,重视了制度的运用而忽略了制度的完善,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罅漏。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总结仍是有意义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更多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