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中的民主方法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成功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同时也是一次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教育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95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96 页。

大批新党员。它对于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和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延安整风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这次运动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作为运动指导者的毛泽东为运动开展所作的部署安排，所提出的宗旨、方法，对这次运动的成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延安整风实行的上下结合的方法，经历的从高级干部开始到一般干部，又从一般干部回到高级干部的几个不同阶段，遵循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民主精神、民主作风。正如毛泽东所说，延安整风包含了丰富的民主形式。

延安整风运动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着重解决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问题。第二阶段为普遍整风阶段，主要解决广大党员干部重新学习马列主义、清理错误的思想作风问题。第三阶段为总结历史经验阶段。全党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特别是 1931 年到 1934 年的历史进行了讨论总结，最后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了达到对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的，毛泽东首先坚持了广泛地发动全党、包括全体干部、全体党员自觉地参加运动的原则。1941 年 5 月，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树

立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风。 1942 年 2 月，他又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组织动员了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1942 年，延安各机关、学校参加整风学习的各级干部共达 1 万余人。有广大干部、党员的普遍参加，延安整风才能起到普遍的教育作用。毛泽东不是把整风运动局限于少数人的狭小范围，说明他对广大干部党员教育的高度重视。

为了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一方面用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教条主义的危害，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规律，阐明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阐述和说明对党内文化理论水平不高的同志很有帮助，对于那些受着教条主义毒害的同志，也有助于他们澄清模糊观念，分清理论是非，毛泽东的这一做法和以前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乱扣帽子，一棍子打死人的做法完全不同。延安整风的学习方法也充分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共中央要求参加整风的党员和干部刻苦学习指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在阅读文献时，强调每个同志反复思考、做笔记、写学习心得，遇到有普遍性的问题就组织一定范围的座谈讨论。在深刻领会文件精神，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要求每个同志自己反省，分析自己的历史、思想和工作那些是好的、正确的，那些是不好的、错误的，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找出自己努力的方向。与此同时，每个同志都诚恳地征求党组织和周围同志对自己的意见，在同志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还倡导“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批评”。因为在学习中推广了民主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

唯一有效的方法”。“整风运动之所以产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①整风运动的过程，也是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过程。整风运动中，提倡发扬民主，把各种不同思想、不同意见通通摆到桌面上来，引导人们从不同思想、不同意见的鲜明对比中，研究和探讨问题。同时，要求人们畅所欲言，解放思想，不要顾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既可以进行自我批评，也可以对别人提出批评，而且任何人都可以申述和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民主讨论的过程中，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明辨是非，划清界限，达到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当然，民主讨论也是有组织的进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或乱说一气或互相攻击、指责一番。从中央到各级党组织建立的领导整风学习的专门组织机构，保证了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

在整风运动着重从思想上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针对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特务加紧活动的情况，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开展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审干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发现和清除反革命分子，以巩固党的组织。但由于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楚的问题，被轻易怀疑成政治问题以至反革命问题，这就使审干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对审干工作出现的错误负有重要责任。但当时身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之一的康生的作用更为恶劣。许多“情况”是他向党中央汇报的；许多错误“经验”是他总结和提出的，许多错误主张是他向中央建议的。毛泽东的责任是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对敌情作了错误估计，对干部队伍的认识不够正确，使审干和反特斗争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失误。这一错误的产生与当时边区所处的严峻形势有密切关系。但整风运动正在进行期间，在反对主观主义的过程中间又出现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是极不应该的。

审干工作开始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要反对逼、供、信的问题。但他的正确意见没有立即完全得到贯彻执行，结果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特别是 1943 年 7 月中下旬康生一手操纵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仅 10 余天就搞出大批特务，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造成了恶劣影响。中共中央发现反特扩大化的错误后，立即坚决地进行纠正，停止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在对斗争中的错案进行甄别平反时，毛泽东承担了责任，多次在公开场合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作自我批评。他指出，“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①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和公开赔礼道歉，表明了他勇于坚持真理，也敢于纠正自己错误的民主作风。 1957 年 10 月他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有民主的传统时说：“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② 1962 年 1 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延安整风，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96 页。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3～20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67 页。

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③。

可见，尽管延安整风也有一些不如人意之处，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通过广泛地组织动员党员干部参加这场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注意摆事实讲道理，用真理武装全党，去辨别是非，在具体的整风学习方法上也闪烁着民主的光芒。因此，毛泽东认为，延安整风中“有丰富的民主形式”，④ 应该得到继承发扬。

此外，延安整风虽然着重清算了 1931 年至 1934 年和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错误，但在清算错误中，决不是要一棍子把王明等人打死。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通过党内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共同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认为，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毛泽东还强调对王明等犯错误的人要一分为二。他指出，对于任何问题都应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这些都表明，毛泽东也好，中共中央也好，对处理当时党内矛盾的态度是冷静的，方针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虽然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清算，但仍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态度对他进行耐心的帮助。王明因病未能参加中央一些讨论他的错误的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王明，并派党的工作人员去听取他的意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去探望，并和他促膝谈心。经过细致的工作，当时的王明思想上有过一些提高，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他在 1943 年 12 月 1 日给毛泽东井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尽其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还说：“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945 年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王明看了，还两次派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同王明谈话，毛泽东也亲自去过一次。4 月 20 日，王明写信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表示赞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他的态度似乎是诚恳的、沉痛的，检查也是比较系统、全面的。

但是王明在他后来写的《中共五十年》中，却只字不提自己当年承认过的错误，而是大肆攻击毛泽东和整风运动，说什么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追求的仅仅是个人自私自利的目的，毛泽东是一个极端自私的野心家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等等。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精神，反对王明等教条主义地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和马列主义的个别词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4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67 页。

句，这绝不是什么自私自利、民族主义。

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也于 1943 年 12 月 22 日致信毛泽东，对中共党内状况，特别是整风运动表示不理解。季米特洛大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是“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是要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出在党之外”。这些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的话是怎么回事？从何而来的呢？

可以说这同当时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向莫斯科大量反映中国共产党内部情况的错误情报密切相关。弗拉基米洛夫（中国名字叫孙平）于 1942 年 5 月 11 日来到延安，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弗拉基米洛夫到延安后，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1942 年 5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弗拉基米洛夫同原驻延安的塔斯社记者小组成员一起议论毛泽东关于整风报告内容。他说：“我很奇怪，在同日本进行长期战争，中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情况下，毛泽东却大谈特谈整顿党的作风这样的问题。党的作风也许需要整顿，但这元疑是个次要问题”。“毛泽东突然把矛头转向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 这一切都非常奇怪，值得仔细研究。”弗拉基米洛米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整风运动的重视，但却不问情由，大肆攻击，把整风运动说成是毛泽东压制领导内部不同意见的人的权力之争，甚至主观臆测地推断中共的整风运动是反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行动。弗拉基米洛夫把自己的错误看法报告给共产国际，以致引起季米特洛夫的不满，于是给毛泽东写了那么一封带有指责意味的信。

毛泽东收到信后，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继续维护友谊和团结的态度。1944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通过中共中央的电台，向莫斯科发了一个电报，向原共产国际领导人表示真挚敬意，告之收到季米特洛夫的来信，同时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的任务、政策和为之奋斗的基本原则。1 月 4 日晚，毛泽东邀请弗拉基米洛夫一起看平剧。散戏后，毛泽东告诉他，季米特洛夫的信已经收到，并表示要另约时间同他谈谈。1 月 6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邀见弗拉基米洛夫等人，说明中共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情况等等。1 月 7 日，毛泽东亲自去弗拉基米洛夫的住处，向他解释中共中央在处理党内问题中坚持的原则。随后，毛泽东写了一份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请弗拉基米洛夫立即发往莫斯科。电报希望季米特洛夫不要担心，要冷静下来，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党内政策。对于王明，也完全是按党内统一和团结政策这个主要原则来对待的。一场涉及整风运动的风波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处理而趋于平静。弗拉基米洛夫仍留在延安直到 1945 年 11 月才离开。毛泽东对弗拉基米洛夫不切实际地向莫斯科报告中共整风情况和季米特洛夫错误批评一事的妥善处理，也可以说明他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民主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