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成君主立宪论

1911 年前后，毛泽东在他借阅的一本《新民丛报》上批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②从批文看，毛泽东所说的“立宪之国家”，实际上是指君主立宪国家；“专制之国家”，实际上是指君主专制国家。毛泽东对人民能够制定宪法、君主能为人民拥戴的君主立宪国具有好感，并为之向往；而对君主专制的憎恶也溢于言表。

毛泽东关于立宪与专制的观点主要源于他所崇拜的梁启超。梁启超认为，世界之国有两种，一为君主之国，二为民主之国。世界之政也有两种，一为专制之政，二为立宪之政。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为君主专制政体，二为君主立宪政体，三为民主立宪政体。梁氏宣称：“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己，此理所必至也”①。换句话说，立宪必胜，专制必败，立宪将代替专制，是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原因是立宪优于专制。梁氏认为，在立宪之国，君位的承袭，主权的所属都是确定的；大臣之进退，由议院赞成反对的多少来决定；君主的施政，不仅要考察民心所向，还要取得议院的多数赞成才能付诸实行；民间的疾苦，也提诉于议院解决，民不会怨恨君主与大臣。而在专制之国，则是治日少而乱日多。为君者，嫡庶争立，母后擅权，暴君无道；为臣者，争权夺利，藩镇跋扈；为民者，为暴政所逼，为饥馑所驱。因此，立宪政治比专制政治好。梁启超对专制和立宪的比较和论证，很容易地打动了正在寻求中国出路的毛泽东，并使其接受比较温和的立宪主张。

不仅如此，毛泽东对梁启超鼓吹的君主立宪论可以说是全部“拿”了过来。梁启超认为立宪政治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两种。君主立宪是“政体之最良者”②。君主专制政体下，朝廷视民如草芥，防民如盗贼；而民畏朝廷如狱吏，妒朝廷如仇雠。人民极为痛苦，君主与人民的矛盾极其尖锐，因此君主专制不可取。民主立宪政体下，施政方略变易太多，选举总统时竞争过于激烈，于国家幸福有不利之处，因此也不可取。梁启超举世界列强为例，世界上除俄为君主专制，美、法为民主立宪，其余皆为君主立宪政体，可见其行之有效。毛泽东也以君主立宪为中国最适宜者。他赞扬君主立宪国里君主为人民拥戴，宪法为人民所制定。而对民主立宪政体，他在《新民丛报》的批文中只字未提，更不用说去加以发挥了。

梁启超认为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在于：君主专制的国

家，立法权和行政权都由君主一人独断独行；而君主立宪的国家，立法权必须经议院通过才能推行，行政权则必须通过内阁去执行。

因此，“专制国之君权，无限制者也；立宪国之君权，有限制者也，宪之与专制，所争只此一点。”①毛泽东深悟梁启超极力推崇的主立宪思想的要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 页。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1 册文集之五，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4 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1 册文集之五，第 1 页。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3 册文集之二十六，第 62 页。

义，他主张由人民通过宪法对君权有所限制。实上梁启超是主张民权代替君权。他疾呼过：“君主者何，私而已矣！

民主者何？公而已矣！”②意思是君主为私人的利益，民主才为众的利益。但他的民主思想不彻底，最终还是主张保留君主，并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看成是不应更改的标准模式。这些观无疑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影响。以后的粱启超也赞成共和政体了，但要求保留一个“虚君”的位置。不久，他又抛弃了“虚君”的主张，坚决反对袁世凯推行帝制和张勋复辟。毛泽东仍关注着他崇拜的梁启超。 1915 年秋冬之际，全国反袁世凯当皇帝的斗争达到潮。毛泽东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并将汤化龙③、康有为、启超三人对时政表示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广为散发。康梁特别梁启超对毛泽东的影响还表现于 1918 年 4 月成立的新民学会名称上。当时毛泽东已经成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陈独秀、胡适开始成为他心目中新的崇拜对象，但梁启超洋洋 1 多万言的《新民说》仍在毛泽东的思想上留有印迹。新民学会初宗旨，便接受了《新民说》提倡的“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张，其学会名称也采用“新民”二字。

当毛泽东还是君主立宪论的拥护者，或者说还是一名民主良主义的信奉者时，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似乎也曾影响着他。191 年至 1914 年，毛泽东在上“修身”和“国文”课时记下了不少笔记，有些内容完全是老师讲课的记录，有些内容却是议论。这些议论虽然不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的选择而记下来的。这部分内容间接地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观点。其中关于“中国自由，西国专制”的说法便是如此。

1913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修身课的笔记中写道：“中国固自由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外此无有也。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惟无关系也，故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中国自由，西国专制；中国政法简，租赋轻，西国反之（满清不专制）。”①这里所说的“日出而作，⋯⋯帝力何有于我哉”一句出自皇甫谧《帝王世纪》，传说是尧时一位八十老人所唱的歌，描写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下的农村田园生活。但如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样，农村美好安宁的田园生活只是作者的理想和期望。毛泽东还不可能懂得，在长期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下，劳动者始终在土地上从事近乎原始的农业生产，这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通过各种苛捐杂税和劳役剥削压榨劳动人民，使中国人民所处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为世界上所少见。当然这也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掠夺分不开。但毛泽东此时对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还体会不深，因而有中国“租赋轻”的说法。

毛泽东认为中国自由的又一个根据是中国的政法简单。所谓政法，是政治和法律的总称。在中国，不论是政治还是法律都不算简单。单就法律方面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为着巩固自己的统治，曾经建立起一整套封建法律制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束缚和压制。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决没有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1 册文集之一，第 109 页。

③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袁世凯篡夺大总统位后，历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等职。后辞职密赴上海，有讨袁护国言论。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90 页。

任何自由可言。在长期封建主义的文化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的束缚下，中国民众在政治思想、国家思想方面的淡漠态度是确实存在的，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中国自由。毛泽东关于中国自由的说法，尤其是在句未括号中标明的“满清不专制”的说法，实际上反映了他当时政治思想上的模糊幼稚，也说明他的思想尚未完全定型。

同日的笔记还有一则内容值得一提。毛泽东写道：“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言其近例，台湾朝鲜是也”。“中国待属国甚宽，苞茅贡聘之外，余均听其自治。”①文中前一句讲不独立的民族居于屈辱地位符合事实，但后一句不准确。中国封建统治者对毗邻的一些小国、弱国采取过怀柔政策，但决说不上是“听其自治”。毛泽东在这里提出其他民族的“自治”问题，可以说明他对这一问题是持赞成态度的。

总的来看，毛泽东在辛亥革命后两年所发表的这些议论，代表着他这期间对人民与国家关系的认识水平，也反映了他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专制的鄙视。作为青年学子，毛泽东比许多同龄人更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虽还显得幼稚，但重要的是显出了初生之犊的虎虎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