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毛泽东 1926 年就赞成人民“抢夺”政权。1927 年初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又赞成“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毛泽东认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如若不用很大的力量， 不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决不能镇压反革命派的活动。为了推翻地主政权，必须建立农民武装。这是一种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都要打颤的“新起的武装力量”，是农民建立农村民主秩序的有力武器。

1927 年 7 月初，革命形势已发生急剧逆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扩大会议上针对陈独秀提出的把工农武装“改为安抚军保存”的错误意见，提出不能让国民党军队把工农武装招收了去，而应该让工农武装“上山”，“以造成革命势力的基础”。毛泽东很有预见性地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①毛泽东的观点受到 7 月 12 日改组后的临时中

央常委会的重视。7 月 20 日发布的《中央通告农字第 9 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因此，必须用各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建立“工农武装”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①。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共产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教训，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观点②。这实际上为完成八七会议提出的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任务，指明了首先要掌握枪杆子的具体方向。在组织部署秋收起义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 毛泽东再次批评了以前忽略军事的错误，阐述了“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 建设政权”的道理。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呢？毛泽东主张抛弃国民党的旗帜， 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创建工农兵苏维埃即工农民主政权③。以后有些教条主义者给毛泽东起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他在这个会上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毛泽东后来谈起此事时说：“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④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则的继承和创造性运用。这一主张的提出，对执行贯彻八七会议上临时中央决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秋收起义的举行，人民军队的建立，对中国国情的深入认识，使毛泽东有可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把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提到新的理论高度进行比

① 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第 299 页。

① 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7 页、

第 84 页。

② 《八七会议》，第 58 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3 页。

④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9 月 10 日，《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

较系统的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的主要依据。具体来说：

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不仅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他们残酷地镇压中国革命，“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 也就决定了”。①

第二，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中国是半封建国家，对内不民主。外国有国会，有工会，各党派可以在议会里宣布自己的主张，开展议会斗争，中国却没有这一条。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是走相反的路②。

第三，由于帝国主义的分割造成的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造成了“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的条件与可能。“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权，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③枪杆子里出一切，这就是真理。那种不重视枪杆子，不努力为党为人民争兵权的思想和作法，是政治上十分幼稚的表现。

第四，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革命换来的宝贵经验。大革命遭到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牢牢地掌握枪杆子，没有彻底了解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中国， 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④

作为国家制度、国家形态的民主，也必须通过枪杆子才能取得，这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特点所决定的。民主的实行，离不开枪杆子，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对抗大的学生说过，“延安的民主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①这同样适合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固然离不开枪杆子，工农民主政权的巩固同样离不开枪杆子。

但是，确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原则，并不等于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中国，同样是武装夺取政权，还有两种不同的具体方式或者说两条不同的具体道路。一种是以城市为中心，举行全国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 一种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当时，前一种方式、道路有成功的先例和经验，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中心城市暴动成功的。后一种却史无前例，完全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探索。但是，中心城市暴动在中国连连碰壁。首先，夺取城市的起义不仅组织起来十分困难，即使一时成功也不能巩固、维持。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要探索出一条新的夺取政权的道路，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和克服很多的困难。

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同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作斗争；同党内不重视政权建立，只想通过游击活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34～635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9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46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0 页。

① 毛泽东：《对抗大四期一、二队及随校毕业同学之演词》，1938 年 8 月。

扩大政治影响的错误倾向作斗争，逐步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8 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以建立小块红色政权为实质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30 年 1 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概括出以农村为中心，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根据地为依据，政权为杠杆，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夺取政权的具体道路的探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反革命力量集中在城市，农村相对来说是反革命统治的薄弱环节。加之整个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革命力量不在农村保存、发展而在大城市里与反革命直接对抗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基本原则，又不囿于俄国革命的现成模式，创造性地提出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夺取全国政权的具体道路问题，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毛泽东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他人民民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民主制度、民主权利，都必须在夺取政权以后才能建立和实现。因此，夺取政权也是实现民主的前提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