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无血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这是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但是，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下一步一步地加强其反动的独裁统治。 191 年 5 月袁世凯签订丧权卖国的“二十一条”以后，加紧进行复

辟帝制的活动，并于 1915 年 12 月 12 日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国帝国”。袁世凯企图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但结果却遭全国人民的唾骂，加速了自己的崩溃。1916 年 3 月，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但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己风起云涌。同年 6 月，袁世凯在一片反对声中死去。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又恢复起来，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也重新召集。但接替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他们在维护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因而根本不可能真正实行民主共和。

针对北洋军阀对外妥协卖国，对内残酷剥削人民的罪恶行径，也痛感于中国人民长期受封建专制束缚，思想不觉悟的现状，陈独秀等人发起了一场

① 《毛泽东早朝文稿》，第 88～89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76 页。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4～187 页。

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在作为新文化运动号角的《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号里，陈独秀大声疾呼人权平等，号召思想解放，“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①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高举着民主主义的大旗，向封建专制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宣称：“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②他们认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们警告那些想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李大钊说：“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以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珍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③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批判，大大促进了民主思想

的传播，影响了一大批青年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信仰者。1918 年夏秋，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并在李大钊当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这样，他得以经常接触李大钊，拜访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人士，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也是在北京，毛泽东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

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在湖南大力组织青年学生的爱国活动，并成为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实际领导者。6 月 11 日，陈独秀在北京因散发传单被捕。消息传到长沙，毛泽东十分愤慨。他在 7 月 14 日《湘江评论》刨刊号上撰写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进行声援。毛泽东质问军阀政府：陈独秀宣传科学与民主，这有什么罪？陈独秀之被捕，说明“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

①，否则陈独秀不应该被逮捕、遭禁锢。毛泽东勇敢地对北洋军阀的专制进行

直接的抨击，并号召以民主主义对抗强权。他指出：“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② 虽然毛泽东的有些表述并不科学，但反对封建专制的立场、态度已非常明朗。

各种改革都是为了得到自由和民主。改革见于政治方面，是“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有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③。毛泽东在这里粗略地描绘了一个取代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社会的大致轮廓。只要实行这些民主改革，中国就能变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国”。毛泽东已认识到民众是民主改革最强大的力量，而民众思想的空虚和民主觉悟的缺乏，又是造成中国专制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④，必须促使民众的大联合，动员民众的力量来与根深蒂固的强权者相对抗。

毛泽东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和希望。他说，“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 1 卷，第 1 号。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07 页。

③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6 页。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05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93 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93 页。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89 页。

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而今不同了，各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中华民族原有绝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毛泽东高亢有力地疾呼：为了光华灿烂的世界，“拼命地向前！”①此时，毛泽东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已跃然纸上。

但是，毛泽东一方面力求把中国从封建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一方面又不忍心采用那看起来似乎残忍的“有血革命”的方法。毛泽东说，打倒强权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急烈的，一种是温和的。毛泽东主张温和的方法。其所以如此，是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所以把强权者也视为同类，怜悯他们“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同时，毛泽东担心，“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毛泽东主张实行“呼声革命”—

—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②，通过温和而持续的忠告，让强权者觉醒，放弃强权。这是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善良愿望。毛泽东所说的强权者，那些封建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列强，他们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怎么能当作人民的同类呢？！毛泽东当时政治上的不成熟在于，他还幼稚地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因此，他在以后一段时间反对帝制时，也主要强调反对独裁制度，似乎独裁者与独裁制度还可以分开。理解了毛泽东关于“无血革命”的思想基础，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的主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