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争取民主的联合政府提出联合政府主张
联合政府主张是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后期提出的民主改革的重大创议。它关系到抗战期间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实行民主还是独裁的问题。这一主张的提出,有着具体的历史演变过程,与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1944 年 5 月,国共两党开始又一轮谈判。虽然之前的几次谈判都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共产党仍不愿放弃通过谈判途径推动和促进国民党改变其反动独裁的政治制度,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6 月 5 日,中共中央谈判代表林伯渠在面交国民政府的意见书中,提出了三条有关中国政治的意见,一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是要求“开放党禁”;三是要求“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①
当时,国民党坚持政治上的专制独裁统治,压制爱国民主力量,造成国民党统治区的重重危机。在这年春季日本军队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连连败退,失城失地,全国人民极为愤慨,纷纷谴责国民党的误国政策, 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挽救时局。林伯渠所提意见,实际上反映了全国人民最迫切的愿望。但国民党方面对共产党提出的民主要求却横加指责,认为是“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于实行无其益,“徒为异日增加纠纷”。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拒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而且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能有 10 个师,其余部队限期取消;这 10 个师必须集中到规定的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一律交重庆政府“接管”。对这样的《提示案》,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坚持其一党专政,这次国共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8 月 12 日,周恩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梁寒操在记者招待会上散布的所谓国共问题已有一些解决,双方观点元原则分歧,谈判障碍在于中共等谎言。周恩来指出,国共谈判的真正障碍是国民党方面“始终不愿意立即实行民主,至今仍坚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与限制、削弱和消灭异己的方针”。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要想从速解决并取得效果, “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 才能得到效果”。①
国民党拒绝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要求,固执其一党统治的恶劣态度,使共产党不得不考虑新的方法、新的政策。正如董必武后来所谈到:“一切枝枝节节、敷敷衍衍的办法都不足以挽救今日的危局,因此必须根据客观要求提出新的政策——把国民党错误的政策,腐朽的机构和人事,加以全盘的改造。”②8 月 17 日,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询问如何对待增补参政员问题。毛泽东在电文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参政会可同意增人,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版,第 341 页。
① 《解放日报》,1944 年 8 月 13 日。
②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档案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8 页。
取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③其中所说张、左,是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负责人张澜和左舜生。次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林伯渠,请他们考虑,我党如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能否引起大后方(尤其是各党派)的响应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周恩来嘱咐他们就此意见先行试探。8 月 30 日,林泊渠在致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重申了中共“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三项要求,并指出:“一切问题, 都看国民党有无准备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和诚意。”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等,明确提出了改组政府的主张。指示中说:“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两个步骤,首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 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 实行反攻。中共中央估计,国民党目前不会接受改组政府主张,“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改组政府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中央要求林伯渠等,一是在起草回答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加上改组政府的主张, “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二是“在这次参政会上,如取到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是项主张做成提案”,向国内宣传。
①9 月 6 日,林伯渠等致电中央,提出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函参政会,并利用林伯渠在参政会作报告的机会,提出中共改组政府主张和步骤办法,并说明这是原提案中三条政治主张的具体解决方案。9 月 7 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
但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单独而公开提出改组政府的计划没有实施。这主要是受民主党派态度的影响。林伯渠在同民主党派磋商时发现,民主党派赞成改组政府,但不赞成中共单独向国民参政会公开提出改组政府主张,他们的意见是由林怕渠在参政会报告中“顺便”提出改组政府主张。9 月 14 日,林伯渠等致电中央,报告了以上情况。中央复电,让林伯渠等“斟酌情况决定”。
9 月 15 日,林伯渠在参政会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指出,挽救危局准备反攻应采取的救急办法是:“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 开] 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①这样就向国内外公开提出了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以及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严格来说,联合政府主张在措辞上和内容上同改组政府的提法有一些微
妙而重要的区别:
第一,联合政府主张明确提出、解决了用什么组织形式代替国民党一党统治的问题。在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一点上,改组政府和建立联合政府两种提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改组政府主张只提出“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 没有明确回答这个新政府是什么性质,有什么特征。联合政府主张则不同,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80 页。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 738 页。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 363~371 页。
它毫不含糊地将改组政府后要建立的新政府定性、定名为联合政府,各抗日党派都可以参加政府。改组原政府只是建立联合政府的前提条件,联合政府才是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
第二,联合政府主张比改组政府口号更为彻底。对原政府进行“改组” 的提法给人的印象较为温和,可以理解为在原政府的基础之上由国民党主持对其机构、人事、政策来一些改造,并不对原政府采取完全抛弃的态度。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极为坚决,根本否定原政府的存在及其一党专政,另外组织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虽然国民党也可以作为一个党派参加联合政府, 但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将被联合政府取而代之。
第三,联合政府主张更有利于团结组织各方面的民主力量。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必须动员和组织广泛的民主力量。各民主党派长期受国民党的压制,有较强烈的民主要求。在改组政府后将各抗日党派容纳于联合政府之中,这对各抗日党派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因此,联合政府主张比改组政府的提法对各民主党派有更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它不仅使中共实施民主政治的步骤和方案更为具体,而且清晰地为全国人民勾画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轮廓。
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公开宣布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共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 1944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一文,指出改组专制政府主张已由林怕渠在参政会报告中提出,“可谓恰合时宜”。文章强调,“必须彻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9 月 22 日,《解放日报》转载了林伯渠报告全文,并加了“必须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副标题,突出了报告的重心和主题。9 月 24 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此次国民参政会》,充分肯定中共代表提出的“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是“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公意的要求”。文章在赞成联合政府的同时,还提出了彻底改组政府的要求。说明当时中共方面还没有严格区分改组政府与建立联合政府的不同。
周恩来较早明确地阐述了改组政府与成立联合政府的关系。他在 1944
年 10 月发表的著名的《如何解决》讲演中提出:“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是挽救目前危机切合时要的唯一正确方案”。他批评国民党在政治方面“死死守着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绝不容许有多党政治,人民民主”的错误政策,认为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基础之上成立的联合政府,将“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联合政府有权改组统帅部。①在周恩来的讲演中,改组政府不再作为单独的政治主张,而是作为成立联合政府的前提和要求了。建立联合政府从最初在小范围内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商谈的意见变成了中共公开提出的主要政治目标。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对改组政府主张的一次重要发展和深化。
毛泽东最早于 1944 年 8 月中旬提出联合政府的明确概念。但主要是作为党内指示要求林伯渠等征求民主党派意见,尚未作为公开的政治口号。中共
9 月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1944 年 11 月 8 日,毛泽东在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的会谈中十分强调改组现政府为联合政府问题,他提出:“将现在的国民政府改组为由各抗日党派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 363~371 页。
及元党无派人士参加的联合国民政府,并宣布和实行关于改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同时改组统帅部,成为联合统帅部, 由各抗日军队代表参加。”②11 月 10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签署了与赫尔利商定的《延安协定草案》,规定国民政府应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和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③可见,毛泽东这时还十分关注对现有国民政府的处理。在他看来,联合政府要以现政府作为基础,并对其加以改造而成。
但是 12 月份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直截了当地采用联合政府口号, 完全放弃了原来的改组政府的提法。12 月 12 日,毛泽东,周恩来就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指示王若飞,联合政府是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 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④。12 月 15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演说,提出:“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 1945 年中“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从此,联合政府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从毛泽东最早把联合政府作为一种意见和民主党派商谈,到把联合政府作为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依据何在?
首先,中国抗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下进行,这就影响到以致决定着抗战胜利后应该建立的政权是统一战线的政权。中国共产党鉴于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因而始终坚持国共合作以及与其他抗日党派的合作。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期间,中国共产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 也还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一切斗争,都是为着团结抗战,并没有消灭国民党政权的意思。对其他抗日党派,中国共产党一直团结争取,毫无排斥之意。因此,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权,是中共的一贯愿望。联合政府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最高组织形式。
同时,中国共产党既然愿意和国民党合作抗战到底,就准备在抗战胜利以后,和国民党继续合作建国。共产党认为,国共合作打败侵略者,就可能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合作建国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和民主党派、民主分子在抗战期间的合作,也为抗战胜利后的继续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联合政府的建立,更是为各党派的合作提供了最好的组织形式。
其次,实行联合政府,势必在一定条件下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共产党并不怕资本主义,也赞成在一定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在中国,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因此,建立联合政府,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进行的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阶段。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争取抗战胜利为人民的胜利。如果抗战胜利后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那么人民的
②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科研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6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 393 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 412 页。
痛苦就得不到解除,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必须改变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
总之,要想既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战和抗战胜利后同国民党合作建国,又不允许国民党维持一党专政,唯一的出路,就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在时机的选择、掌握的分寸上都极为适宜。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联合政府主张适应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斗争的需要。1944 年 9
月 24 日,董必武在关于参政会的报告中指出,三届三次参政会“空前的揭发了政府的一些毛病”,如政府机构重重叠叠,互相牵掣,互相推诿;人事上贪污腐化,不负责任,没有能力等等黑暗面,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改组政府的主张。有人说,这好比参政会画龙,中共点睛。中共改组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不是临时凑出来的”,“我们既然反对一党专政,自然便要建立多党联合的政府,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的结论”①。废除国民党一党统治势在必行,即使变通一下提法,也要利用参政会的讲坛,向国内外宣传中共的民主立场,扩大民主的影响,向国民党施加一定的压力。联合政府口号正是向国民党一党专政错误政策作斗争的新武器。它不是要求枝枝节节的改良, 而是将旧的政府取而代之,因此战斗性强。
第二,联合政府主张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建立各革命阶级联
合专政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会,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参与政治的权利。①联合政府保证了各抗日党派都有合法的参政地位,因之,联合政府能够更好地代表和反映全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实际上就是地区性的联合政府。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
第三,联合政府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赞同和响应。在联合政府口号的酝酿期间,民主党派就表示了自己的赞成态度。以至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取得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 才提出联合政府主张的。②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后,引起了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的“深刻注意”。9 月 24 日,重庆各界各党派代表冯玉祥、邵力子、覃振、张澜、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等五百余人举行大会,要求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挽救危亡。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在会上慷慨陈词: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乱日多,“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激动地表示,“现在要实行民主, 只有靠人民自己起来!”“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③10 日 7 日,张澜在成都出席国事座谈会,明确拥护联合政府主张。10 月 10 日,刚刚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而来的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 767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0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51 页。
③ 《新华日报》,1944 年 9 月 25 日。
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④重庆、成都、昆明的文化界、妇女界、青年学生纷纷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意见,拥护和支持联合政府的主张。沈钧儒等民主人士 还发起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呼吁迅速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海外的爱国华侨也通电国内,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迅即建立联合政府。可见,联合政府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有力地动员和团结了广泛的民主力量,推动抗日民主运动逐渐高涨。
第四,联合政府主张更有利于争取国际的同情与支持。还在 1943 年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建议中国国民党“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①1944 年 8 月下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美国驻华大使高思曾向蒋介石建议开放政权,“使其他党派中有资格的代表们来参加并分担政府的责任”。美国的开明人士希望国民党政府进行民主改革,以建立一个以蒋介石为主导地位的“多党的统一战线的政府”。②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后,美国舆论很快做出反应,他们“最希望的解决僵局的办法是使共产党能在其中找到满意地位的一个联合政府”。9 月 28 日,美国新闻处广播也说,“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待成立联合政府”。③从美国的自身利益出发,美国政府对联合政府持赞成态度,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与毛泽东签署的成立联合政府的协定草案就是明证。
总而言之,联合政府主张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博得了很大的成功”。 1945 年 3 月 28 日,中共中央在给林伯渠的祝寿函中写道:“你代表党把目前挽救时局关键的主张,民主的联合政府,首先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可见林怕渠的贡献。但毛泽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林伯渠之所以能当机立断将联合政府问题在参政会上公开提出,也是依据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在林伯渠看来,毛泽东既指示与民主党派商谈联合政府问题,就说明其有必要与可能。同时,中央指示有“新政府”的提法,林伯渠理解,这里所说“新政府”,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指示的联合政府。因此,林怕渠在 1944 年 10 月 13 日再致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重申联合政府主张时指出:“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绝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①改组政府与成立联合政府并不冲突、矛盾,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因而林伯渠是代表中共而不是作为个人意见提出联合政府主张。
通过联合政府主张提出过程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当时倡导和厉行的民主作风。对于重大政治口号的提出,毛泽东是慎之又慎。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提倡党员干部在工作中“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使他们既有创造能力,又有负责精神,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民主的工作方式。正是在这种民主的方式、民主的空气下, 林伯渠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融为一体,适时地将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
④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2 页。
① 《罗斯福总统见闻秘录》,春光新闻社 1947 年版,第 154~155 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85 页、第 597 页。
③ 转引自《解放日报》,1944 年 9 月 30 日。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 373~374 页。
公诸于众。毛泽东也能在联合政府主张在国内外宣布之后,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去实现这一正确主张,并在中共七大上对其加以理论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