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的角逐

肯尼迪总统从许多来源接受政策建议，他们中有些是总统在政府外面的密友。例如，他常同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交谈。无疑，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Kennedv）、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阿瑟·戈德伯格（Arthur

J.Goldberg）、特别是道格拉斯·狄龙都给他出主意。他在一般经济政策上不大重视劳工部和商务部的意见。这些部常常遭到挨骂的命运。

联储主席威廉·马丁无疑也是肯尼迪要经常咨询的对象。在肯尼迪要同他见面时，他会告诉肯·奥当奈尔“叫赫勒集合他的队伍，我要开个‘四人会’”。

肯尼迪也常同狄龙做私人会晤。赫勒认为能同经济顾问委员会分庭抗礼的主要对象是狄龙，反过来经济顾问委员会也有力量同财政部相抗衡。这一点在肯尼迪把赫勒请到华盛顿的乔治城住所时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要狄龙在另一间房子办公，我要他（狄龙）当我的财政部长和我的左丞相，我要你（赫勒）当我的顾问委员会主席和右丞相。”显然，他认为保持某种制约关系是可取的。

赫勒认为由于财政部和预算局有许多特殊功能，如政府预算的每件事都要经过预算局，每一件有关财政的事情都要经过财政部，所以它们是政府综合部门的极重要部分。事情往往是这样，有时经济顾问委员会并不能及时听到一些事情，也不知道财政部有什么不同观点。狄龙不论在政府内或政府以外都神通广大，所以同顾问委员会有着持续不断的竞争。表面上看，他们的运作很协调，大家都是一副绅士派头，实际上，彼此的关系很棘手。顾问委员会比鲁萨更倾向于自由放任。双方在债务管理和支付平衡领域有争论。托宾是财政部的眼中钉，联储也不喜欢他。赫勒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谁应当被任命为参加经济合作组织的经济政策代表团团长。很明显，鲁萨认为他是当然团长，赫勒则认为按逻辑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应该当仁不让。但靠逻辑推理是枉然的。赫勒的办法是去找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乔治·保尔面谈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乔治，你是否认为应当由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而不是财政部部长当团长呢？”保尔回答说“是这样”。这句话是决定性的。然后保尔到肯尼迪那里对肯尼迪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人确实对经济的看法视野广阔，只有他们有资格当团长。”自此以后，就按这个规矩办事了，赫勒认为对这类事，当仁不让是对的。

顾问委员会同预算局、财政部之间，作为总统的智囊机构，既有相互竞争的一面，又有彼此协作的一面。这种协作的组织形式就是“三驾马车”。据赫勒说，“三驾马车”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狄龙或预算局长的主张。狄龙主管财政税收，贝尔主管预算，顾问委员会负责经济预测，各司其职。赫勒作为组织者的确使“三驾马车”发挥了作用。

缺少的一环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为此，以“三驾马车”为基础加上联储就形成“四人会”。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也不定期地举行这样的四巨头会议。因此艾森豪威尔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索尔尼尔硬说“四人会”并不是新鲜东西，但是赫勒则断言肯尼迪时代的“四人会”是由他发起的和命名的。赫勒描述了它的来龙去脉。这个“四人会”最初叫“财政金融小组”，肯尼迪的秘书肯·奥当奈尔常常问肯尼迪什么时候同“财政金融小组”碰头。有一

次，他对赫勒说：“伙计！‘三驾马车’这个词很好，可是‘财政金融小组’ 这个词太长，能不能找一个好一点的名称？”于是赫勒去查韦氏大字典，找到了“Quadriad”这个绝妙的字。它的解释就是由四个人组成的一个团体。为此，赫勒给肯尼迪写了一个备忘录。肯尼迪后来说他很喜欢这个词，自此以后“四人会”就叫响了。但是在尼克松时代，有一篇文章把事实歪曲了。文章说“四人会”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建立并命名的一个团体。赫勒坚决维护他的发明权，并认为用这个辞是他对子孙后代的一个贡献。在肯尼迪时代“四人会”工作进展顺利，它是四方面的真正对话，马丁会跑来告诉顾问委员会他对财政政策的想法，赫勒等人则会告诉马丁他们对金融政策的想

法。双方真正做到坦诚相见，公平交易。“四人会”开会讨论最多的是联储购买长期债券的问题，当时一方面要刺激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对付美元危机，为此财政部副部长鲁萨设计了一种对债券买卖的扭曲操作方法。这就是由联储卖出短期债券，吸收短期资金，同时避免买进短期债券，这样就可以减少短期资金的供应，提高短期资金利率，阻止资金的外流。反过来，则鼓励联储购买长期债券，维持长期债券的高价格和低利率。长期债券利率对长期资金市场起指导作用，而维持长期资金的低利率对促进住房和生产设备投资是有利的。这种操作方法效果不错。但是，这佯做也有麻烦，即要同肯尼迪一起开会。因为按规定“四人会”要由肯尼迪主持。这样在每次开会前，马丁为了应付总统的要求将安排购买长期债券，但会后这种购买就会疲软下来。托宾负责跟踪债券买卖和利率变化，当他发现联储购买长期债券不积极时就会对赫勒说：“你最好打电话给肯·奥当奈尔，要他再安排一次‘四人会’，因为马丁未能购买足够数量的长期债券。”这样，经过赫勒建议， “四人会”将再次召开，结果长期债券的购买会再次上升，马丁这时会对肯尼迪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切我们能做的事情。”

赫勒对肯尼迪及其班底的思想状态是这样分析的。肯尼迪本人在 1961 年常常要保护他的左右，使他们不受保守派的攻击。内阁成员对减税并不都抱同情态度，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减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减少财政收入。狄龙的观点比经济顾问委员会保守。马丁一辈子是民主党人，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保守派，尽管他是肯尼迪总统队伍中的一员。马丁同顾问委员会的关系是可以相互监督的关系。马了有时批评经济顾问委员会，反过来，顾问委员会有时也会批评马丁。1961 年中直到年底，肯尼迪有换掉马丁的念头。可是在马丁的任期快终结时，他在国际国内金融圈子中的声誉在上升。在任期届满时，肯尼迪还是重新任命了马丁。

赫勒否认经济顾问委员会指导所有宏观经济政策，不过他说 1964 年的减

税是 1962 年在他的写字台上诞生的，而这是民主党政府采取的有决定意义的宏观决策，“三驾马车”在制定这一政策时是起了作用的。在推行这项新政策时必须弄清它对预算的各方面影响。

赫勒曾倡导举行定期的午餐会，由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

人员聚在一起讨论金融事宜。这个聚会到 1963 年演变成为两个单位之间的每周聚餐会。赫勒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进行交流的机会。有时这种午餐会在白宫工作班子的食堂举行，但通常大家愿意去联邦储备委员会总部。

赫勒对肯尼迪的习性很熟悉。他知道肯尼迪不喜欢为开会而开会，特别不喜欢开大型会议。这一点完全不像艾森豪威尔。在肯尼迪忙于应付猪湾事件时，赫勒会三个星期看不见他，然后又会一天看到他三次。肯尼迪的想法是需要见面时见面，所以会议的频率是很不均衡的。但是通过写备忘录则可以随时接近他。如果开会，他总是把所有的有关方面都找来。

在肯尼迪政府中，许多重要问题在决定之前都由主管部门一再推敲。通常财政部参加的，预算局也参加，但是从事政策分析的工作班子并没有按某种模式制度化。

赫勒认为商务部和劳工部在宏观决策中处于次要地位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往往充当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农业部也是这样。另一个原因是它们的工作班子不强，不像财政部或经济顾问委员会那样人才济济。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宏观决策时不可能使每一方面都参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它们着重维护某种特殊利益。赫勒说，他曾在明尼苏打州给该州的农业部长当过六年税收顾问，后来他们在华盛顿重逢，彼此虽然很友好，但双方的观点经过一周的交流就表明是完全对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赫勒这时已成为全体美国人的经济顾问，所以在农业政策上必然要与这个老朋友分道扬铺。赫勒与劳工运动的老朋友的关系也是如此。

赫勒对压低经济顾问委员会地位的做法是坚决抵制的。他在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之前，对肯尼迪提出了几个具体要求。其中之一是不能压低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主席不仅是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首脑而且是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这一点得到肯尼迪的同意。第二是要由主席自己选择委员会的成员，当然总统拥有否决权，理由是为了把顾问工作做好，三个委员之间需要有紧密合作和相互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