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约翰逊时期约翰逊的出身和经济哲学

林登·约翰逊（Lindon Johnson）从得克萨斯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他家的两代人都深深卷入这个州的政治生活之中。约翰逊的父辈在当地民主党中相当活跃。出身于地方显要人物的家庭有助于约翰逊在他的早期政治生涯中打开许多门路。通过朋友和亲戚关系，他在休斯敦找到了一个教师的职位， 接着就卷入了地方政治。通过一群有势力的得克萨斯人，包括罗伊·米勒（Roy Miller）这样实力雄厚的德士古海湾硫化公司的院外活动家，这名 24 岁的年

轻人在 1932 年就来到华盛顿当上了国会议员的秘书。

在给大牧场主、国会议员理查德·克菜伯格（Richard Klcbcrg）服务期间，约翰逊显示了他的大胆和闯劲，在新政的早期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据一名为不友好的批评家说：他“有一种对别人施加影响和压力的技术，就像一只猫遇到热砖头一样”。他就是用这种手法获得了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的欣赏。雷伯恩认识约翰逊的父亲以及罗斯福，他遴选约翰逊当得克萨斯州新政全国青年管理局的主任。在这个有战略意义的岗位上呆了两 年，这个年轻人取得了议员选举的胜利，1937 年约翰逊开始了他在国会山的23 年生涯。

在这些年中，他在国会的纪录显示他是一个乡村自由派，赞成农村电气化，社会保险，水土保持，农产品价格支持和由联邦资助建设电力项目。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企业利益的自愿支持者，寻求限制工会的权力。他对塔夫特—哈特利一类法案的支持使他能够在1959 年8 月向他的雇主选民吹嘘他始终赞成“用强硬的、有效的管理法规保护美国不受不适当的劳工活动的影响”。在 1959 年通过限制性的兰德勒姆一格里芬（Lamdrum—Griffin）法案时，约翰逊似乎也起了主要作用。

至少在为国会服务的头 17 年，他在民权问题上的纪录是典型的得克萨斯政客。他多次和南方集团一起投票，反对宣布私刑处死和人头税为非法。1948 年在竞选参议员的时候，他以最激烈的语言谴责杜鲁门公平施政的民权部 分，他对奥斯汀的听众们解释道：“你们听得如此之多的这个民权计划是一个滑稽戏和骗局——在自由的幌子下力图建立起一种警察国家。我反对那个计划。我在国会也反对它。进行选举是各州自己的活动范围。我不赞成反对私刑处死法是因为联邦政府无权通过一个法律反对一种形式的暗杀而赞成另一种。我反对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告诉你说你必须雇佣谁，他就能告诉你不能雇佣谁。我本人就遇到过这种事。”一个研究了 85

届国会点名唱票的政治家得出结论说，在 1957—1958 年间，连巴里·戈德华特对民权立法所表示的敌意都比约翰逊要少。后来，很自然，当得克萨斯人纷纷逃避其南方身份时，约翰逊的立场也开始软化，等到他当总统的时候，

他已经以黑人事业捍卫者的名义发表雄辩演说了。

在民权以外的领域，在他向白宫迈进的过程中，约翰逊已越来越采取被认为是“自由派”的立场。例如，在 1964 年，他对医疗保险已从谴责杜鲁门

总统 1948 年健康保险计划（约翰逊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化的医疗）的立场转变到狂热地庆贺医疗照顾计划，并用高度赞扬的语言说，“这将有助于保证美国的老年人不因疾病躁躏而毁掉一生劳动的报酬”。约翰逊在从得克萨斯式的温和自由派向一个全国性政治人物转变的过程中，要求他自己能形成一种适合广大选民胃口的政治观念。

他之所以能完成必需的转化，原因之一是他缺乏对任何一种确定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新近给他写传记的人指出，约翰逊“有无限的实用性，不为理论所牵累”。他是一个冷酷的、专为自己打算的实用主义者，他可以按照他不断上升的野心的需要，随时变换特殊的颜色。但是，决不能因而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他当了总统以后仍处于某种真正自由的平静王国。约翰逊的上升最好按照不断转移和扩大他为之服务的利益集团的范围来理解。在他追求其全国性政治野心时，他所持有的已不是得克萨斯石油大王或大牧场主这些新贵的地方主义狭隘眼界，实际上，这时全国性公司领袖们的全球战略已成为约翰逊的政治座右铭。

很清楚，约翰逊在政治生涯中——1937—1948 年在众议院，1960 年被选为副总统——所学会的政治操纵艺术已到达近乎完美的地步。许多学习美国政治的学生集中注意于他在国会山表面上的忙碌生活，把他描绘成立法机构的巫师，几乎单枪匹马地推翻了麦卡锡，并且在 1957 年促成了自 19 世纪改造国会以来第一个联邦民权法案的通过。的确，约翰逊是一个能干的政客。但是他为了使那个献身于消费者利益因而得罪企业界的公仆利兰·奥尔兹

（Leland Olds）丧失名誉而使用的策略并不比麦卡锡更道德。他在立法机构中的巫术对立法机构程序所发挥的效力也并不总是有益的。一个约翰逊的传记作者总结说：“作为多数党领袖，他所建立的‘制度’使参议院成为一个富有成果的立法机构，但它实际上摧毁了参议院知识渊博、意义深遂的辩论传统。”作为副总统，他只能享有在参议院的一小部分政治权力。他给肯尼迪这个不被他赞赏的人做下手是很难解释的。其他因素可能起了作用，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约翰逊要利用副总统的地位作为走入白宫的踏脚石。在开始当副总统的时候，他甚至希望继续行使参议院的权力，但被他在参院以前的同僚所断然拒绝。他在其他方面给全国的印象也因肯尼迫的风度、魅力和理智而黯然失色。

肯尼迪在当政 1000 天的时刻突然被暗杀，约翰逊依法继承了美国总统宝座。这两个人之间在作风上有明显差别。肯尼迪出身豪富，在哈佛受过良好教育，这一背景和他那种狂放的政治野心混为一体，显示出一种泰然自若和带有讽刺意味的冷漠。约翰逊同样想大有作为，但是对某些人来说，他的个性缺乏吸引力，报纸很快就批评他以自我为中心并被骄矜和虚夸所缠绕。

约翰逊当了五年总统，演出了一出典型的白宫悲喜剧。他入主白宫的头两年，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双丰收，因而名声鹊起、神采飞扬。但是紧跟着又遭到一系列挫折，等到他离开白宫时已是声名狼藉、黯然神伤。与他遭到同样命运的是新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实验。这一实验曾取得了短暂的辉煌胜利，但很快就越过了顶峰，走向了反面，丧失了它的神圣光环。

从纯经济的角度看，约翰逊遭受挫败是因为他所实施的“大炮和牛油并举”政策为美国的国力所不支，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失去了平衡。导致这种结果除了制度上的原因之外，同约翰逊本人的思想作风也有密切关系。他好大喜功，又过于自信。在经过 1964 年大选、凭自己的声望坐稳白宫宝座之后， 就想抓住“伟大社会”和“越南战争”这两面旗帜为自己树立不朽的丰碑。而在他的决策已开始出现破绽的时候，他又玩弄政治，自我欺骗，一意孤行， 拒绝经济智囊们的箴言，终于使局势发展到难于收拾的地步。

约翰逊的主要经济智囊是两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加德纳·阿克利

（Gardner Ackley）和阿瑟·奥肯（Arthur Okun）。在肯尼迪逝世以后至1964 年年底，沃尔特·赫勒也曾继续为约翰逊服务过并深受约翰逊的尊敬。从这些经济学家后来对他的评价看，他们虽然同约翰逊保持着正常的工作关系，但对约翰逊的作风都颇有微词。

阿克利曾从经济决策的角度对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人做过比较。他认为肯尼迪和约翰逊都懂得经济问题对他们担任总统职务的成功是举足轻重的。这两个人都很关心日后历史对他们如何评价。肯尼迪对经济问题有思考的兴 趣，他热心于了解经济顾问们所提建议背后的理论。他不仅要求理解结论是什么，而且要了解支持这种结论的推理过程。约翰逊从不认真进行深入的推

理，他只对结论有兴趣，他也对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可能有的多种选择有兴趣。他对经济顾问们提出的建议喜欢多找一些人来推敲，特别是找政府以外的人来推敲。这些人常常是他在国会中的一些老朋友，有时也找在经济方面不担负责任的人。约翰逊对麦克纳马拉的思维能力有很深的印象，并常常把各种经济问题交给他去检验。阿克利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欢迎他的这种做法，因为麦克纳马拉通常总是支持委员会的观点。在重大问题上，约翰逊喜欢找政府外面的人如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或戴维·金斯伯格（David Ginsburg）商量。这时他会叫阿克利向邀请来的客人汇报情况和各种争论， 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料，然后同他们一起商谈。对争论不休的问题，他会交给克利福德去思考，然后要他向约翰逊提出自己的判断。约翰逊不大找外面的经济学家咨询，偶尔他会找沃尔特·赫勒商量，在赫勒离职后的第一年更是这样。不过，他在决策过程所表现的民主作风，并不能阻止由于他的功利主义而作出的在政策上的错误抉择。

约翰逊来自南方，他对东部权势集团和有学问的人有一种南方人的自卑感，他深怕受到别人的鄙视，因此他对自己的经济顾问们是否对他忠诚常常抱有怀疑。约翰逊又是一个脾气粗暴的人，一不如意就会对下属加以申斥。

不过，阿克利是一个例外。阿克利认为自己有一种优势，因为他生长在密歇根州的偏辟地区，同常春藤联合会的几所大学没有什么联系，此外他不是看不起约翰逊的东部人。阿克利认为约翰逊对同常春藤联合会有关系的人有一种尊敬与怀疑交织的感情。他肯定这些人很聪明，也许比他更聪明，比他受过更良好的教育，处理问题比他知道更多的答案。但他总是认为这些人反对他。而对阿克利则没有这种怀疑。他对阿克利提出的忠告极为认真，虽然并不总是照办，但从来不漫不经心或随意否决。他有时也把这些建议交给别人进行检验，但着重于这些建议在政治上的可行性。不过据阿克利说，约翰逊对经济顾问们对他提出的政治建议则很不耐烦。阿克利自己就为此而碰过钉子。有一次，阿克利对约翰逊说：“我们可以向国会推销增税方案。你低估了逻辑论证的力量。我们能从银行界得到很多支持。”约翰逊这时转过脸来以少有的轻蔑态度说：“谁在这里做政治决定？我用你是为了给我提经济建议。”这当然使阿克利很下不来台。

约翰逊在对一个问题做决定时常常不露声色。他可能已经下了决心，但他不想让人们知道。对重大政策如财政决策，他常常不给助手们以任何暗示。他有一种恐惧感，生怕人们会事先泄露他的观点，被报纸抢先刊登了消息， 使自己陷于被动。他不希望在他宣布什么之前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决策。这就使他的顾问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很难知道他的倾向性。他也不愿意对他的想法有太多的知情人，他总是设法把信息限于少数直接经手的骨干。阿克利愿意安排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与总统见面，有时还在备忘录上把埃克斯坦和奥肯的名字写上去。后来他间接得知，约翰逊情愿在所有的备忘录上只由阿克利一个人签名。估计约翰逊这样做是想在万一发现走漏消息时可以唯阿克利是问。对安全问题和经济问题，约翰逊也分得很清，讨论与经济有关的安全问题并不让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参加。因此在各种决策之间缺乏总的平衡与协调。这种过于保密的做法助长了部门分割，也是经济决策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