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政策的鼓吹者——伯恩斯和康纳利

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曾任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时他同担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在经济政策方面常常有一致的看法。尼克松对伯恩斯意见的正确性留有相当深刻的印象。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伯恩斯对 1960 年大选的推测。他当时曾对尼克松说，联储的紧缩政策将恶化经济衰退。如果共和党人没有适当的措施去刺激经济，他们就会在大选中败北。此话不幸而言中。

有人说，总统的经济顾问们总是不顾政治现实。然而伯恩斯可决不是一般的经济顾问。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政治家。1968 年时，伯恩斯组织了一小批工作人员，为尼克松竟选总统提供各方面的参考意见，对当时的国内外各种问题进行研究，提出相应对策。在尼克松大选获胜后，他又向尼克松提出了解决国内许多问题的建议。他的工作卓有成效，为尼克松政府最初的工作定下了基调，所以很快被尼克松任命为内阁级总统顾问。他也为尼克松推荐了麦克拉肯、舒尔茨等人。但是尼克松真正希望伯恩斯做的，却是接管联邦储备委员会。

当时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已在 5 任总统手

下任职 18 年之久。由于法律规定联储应该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不受国内政治势力的影响和冲击，所以马丁实际控制着全国的货币政策，大权独揽。尼克松对此感到不满。他决心打破联储独立的神话，而不破坏其独立的形象。办法是将他最信任的人派到这个岗位上。于是，伯恩斯于 1969 年秋离开内

阁，接替在 1970 年 1 月即将离任的马丁。尼克松对伯恩斯寄予了很大希望。他曾私下对伯恩斯说：“我与联储的关系，将会与比尔·马丁在那儿时的关系不同了。他总是落后于形势六个月，因此总是无所作为。阿瑟，这回我要靠你来使我们摆脱经济衰退了。”在伯恩斯的就职仪式上，尼克松则公开对伯恩斯提出了要求。他在结束介绍伯恩斯的讲话时，以祈求的口吻说：“伯恩斯博士，请给我们更多的货币吧！”因为在伯恩斯接替马丁之前，全国的货币供应已经连续五个月零增长。

然而，尽管总统有所期望，伯恩斯的独立性和自行其是并不比马丁差。1969 年 12 月，伯恩斯在国会的任职听证会上说，他愿意在“正常的条件下” 放松目前过紧的货币供应；可是他又接着说，当时的条件绝不是“正常的”。这正是伯恩斯的典型特点。伯恩斯的经济观点是保守的。他的主要主张是减少政府开支，树立企业信心，恢复自由市场的效率。但是，伯恩斯并不因循守旧，他总能接受不同的观点，并展现出改变自己观点的愿望。他曾经大力支持 1964 年的减税，也曾支持海勒征收附加税以抑制通货膨胀。他赞成货币主义的某些主张，但也不是纯粹的货币主义者。他的威望和开放态度，使他成为自由派人士最喜欢的保守派和保守派最喜欢的自由派。谁都想讨好他，也都想得到他的支持。然而，他就是他，不偏不倚。就像一位记者注意到的，他的为人就像他的发缝一样，正好从中间分开。

当尼克松希望伯恩斯从货币政策方面对其经济政策给予支持的时候，伯恩斯的目光却集中在收入政策上。

1970 年 5 月，伯恩斯在美国银行家协会的大会上讲话，认为尼克松政府仅仅依赖财政和金融政策来克服通货膨胀将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他在言谈中流露出对收入政策的支持。不过，这时他的考虑并不是一种全面的控制，而只是一种“稍微”的控制。后来，在 1970—1971 年间，他在多次讲演中，逐步将他对收入政策的措施具体化，并提出了他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经济运行本身出现了变化，与以往的情况不同了。通货膨胀对稳定增长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紧缩需求不能减慢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因此必须用其他措施来制眼通货膨胀。伯恩斯建议的办法之一是，建立一个由知名公民组成的“工资一价格评议委员会”。由这些人来决定主要的工资和物价水平是否确定得当。

尼克松、麦克拉肯、舒尔茨都对伯恩斯的表现不满。他们认为伯恩斯未能如约放松过紧的货币政策，却反过来在收入政策上与他们唱反调。在麦克拉肯、舒尔茨和斯坦看来，不仅收入政策不会有效，就是工资一物价评议委

员会也不会起什么作用；而尼克松则几次通过其国内事务助理约翰·埃利希曼向伯恩斯表示他的不满，甚至威胁说，要让联邦储备委员会承担造成经济衰退的责任。但是，伯恩斯毕竟是尼克松的政治前辈，著名的保守派人士；他对收入政策的倡导又受到企业界人士的支持，尼克松可以指责他，却很难控制他。

月 16 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记者霍巴特·罗恩采访伯恩斯的专栏报道。伯恩斯明显地在通过新闻媒介鼓吹实行收入政策。尼克松被激怒了。他不愿伯恩斯利用舆论对他施加压力。其后几天，尼克松召集麦克拉肯、舒尔茨、斯坦等人商议该如何对付伯恩斯，同时也讨论他即将在制造商协会上的讲渲。经济陷入衰退，民众信心低落，必须对人民讲点什么以扭转这种情绪。
月 4 日，尼克松的讲话发表。他强调了刺激经济的各种稻施的重要性，并暗示他和联储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我已得到阿瑟·伯恩斯博士的保证，独立的联储将充分保证经济所需要的货币增长。我相信这一承诺会得到执

行。”同时，他也劝说企业界和劳工人士在工资和物价决定方面努力实行紧缩。最重要的是，尼克松在这一次讲话中并没有像他在上一次讲话时那样，再次保证不实行工资和物价控制。

尼克松得到的回应是伯恩斯三天后在佩琅代因学院的讲话。他赞扬了总统对企业界和劳工人士进行的劝说，然后强调了联储的独立性，接着提出了他对收入政策的新建议。尽管伯恩斯仍是自行其是，人们却注意到尼克松与伯恩斯之间的距离在拉近。

1972 年初，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结束了。经济开始缓慢回升，但物价也

在上升。由于危机期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从 1971 年度出现赤字。国内资本支出仍然呆滞，美元在国际市场中的疲软已蕴含它在国际经济中的危机。伯恩斯把这些问题都归结于政府财政赤字的加大。他还特别认为，在通货膨胀方面，政府财政赤字是造成人们通货膨胀心理预期和高利率的重要因素。

7 月，伯恩斯同尼克松政府的紧张关系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伯恩斯在联合经济委员会作证，公开指责政府在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毫无进展”。各种流言开始传播。有的说，尼克松对伯恩斯的说法恼怒至极，对他反复要求收入政策极为不满；也有的说，尼克松正在考虑扩大联储的规模，并任命他自己的人。这种说法后来为白宫发言人严正否认。最后，新闻界又传出谣言，指责伯恩斯要求为自己增薪水，每年两万美元。后来证明，这些流言蜚语都是白宫为使伯恩斯难堪而制造的。白宫希望减少伯恩斯在公众中的影响，或是迫使他辞职，换上个比较顺从的联储首脑。

然而，伯恩斯顽固不化，而尼克松也不能使他就范。而且，尼克松还注意到，伤害伯恩斯可能引起不可估量的副作用。伯恩斯可能会利用他个人的威望发起反对政府政策的运动。所以尼克松只好自己出面来弥合他同伯恩斯

的间隙，缓合矛盾。他公开否认对伯恩斯的攻击，为之辩解，并称之为他记忆中“最令人尊敬的，最有政治家风度的”联储主席。伯恩斯也顺坡而下，说这表明总统是位多么宽怀和体贴的人。于是这场一触即发的危机化解了。据斯但后来回忆，伯恩斯与麦克拉肯及经济顾问委员会之间并没有什么

积怨。他们都是彼此熟识的人，只是在政策观点上各执己见。此外，伯恩斯对联储的独立地位非常敏感，对经济顾问委员会暗示联储应在 70 年代初达到6％的货币供应速度不满；而麦克拉肯和斯但也对伯恩斯大力鼓吹收入政策持否定态度。而且斯但始终认为，正是伯恩斯的不断施加压力，才使工资一物价管制得以实行。

然而，客观他说，仅有伯恩斯的大力鼓吹，还不足以导致工资一物价管制的实行。他当时毕竟是以对立面来表现的。但是尼克松也的确对麦克拉肯所领导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不满，因为形势明摆着：情况不妙，如果按照麦克拉肯的主意继续走下去，刚刚复苏的经济不会有大的起色，失业率还会升高，治疗通货膨胀也未见效果。内忧未解，外患又起。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国际收支在 1969 年即出现了 50 年未曾有的赤字，以后情况也未见好转；美元已估值过高，而且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在下降，不足以继续承担以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美元危机的苗头已在显现。内外交困，而当年大选在即，如不能力挽狂澜，使局势倒转，岂不是要将政治前程断送？渐进主义像个优柔寡断的小脚女人，而尼克松则需要一个如快刀斩乱麻的人物，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帮助总统在危机关头做出决断，转危为安。尼克松找到了这个人物，他就是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后来又一度成为尼克松政府经济发言人的康纳利。

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1y）是在1970 年 12 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这个职位通常由银行家来担任，而康纳利却根本没有这样的背景。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一任命是颇有些出人意料的。但是，当时的舆论却普遍认为这是尼克松下的一步高棋。

康纳利在出任财政部长之前，就早已是全国著名的人物了。

他是佃农的儿子，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上过学，并在 1941 年获得法

学位。早在 1938 年，他就接受林登·约翰逊的邀请，投身于州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了。那时，约翰逊还刚刚进入美国国会，是国会民主党中的新议员。他邀请康纳利到华盛顿，做他的幕僚。1941 年，康纳利进入海军预备队，在海军作战指挥部的首长办公室工作，同时也是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人员之一。后来，他在太平洋做战斗机指挥员，因作战英勇而获青铜星章的奖励。

此后，康纳利在政治上有一系列出色的表现：他曾在 1946 年成功地帮助约翰逊在竟选参议员的活动中获胜。1949 年，康纳利成为约翰逊的行政助理。1956 年帮助约翰逊接管了民主党大权。1961 年初，他曾在美国国防部出任过海军部长，但时间不长就辞职参加得克萨斯州州长的竞选，并在 1962

年击败他的共和党对手获胜。

1963 年 11 月 22 日，康纳利在达拉斯乘坐在 J·F·肯尼迪总统的轿车中，恰遇刺杀肯尼迪事件。他身受重伤，差点成了殉难者。然而，这也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人物，并使他在 1964 年和 1966 年的两次连任州长竟选中轻易取胜。一般来说，康纳利是一名保守的、支持工商业的州长，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也竭力发展得克萨斯州的教育体系。

此后，他争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努力未获成功，在 1969 年退出公职，重操他的律师旧业。

然而，康纳利引起尼克松注意的并不是他的政治业绩，而是他在以罗伊·阿什领导的总统行政组织顾问委员会工作时的表现。那是 1970 年初的事。经济衰退已经出现苗头，而在国会中民主党又占上风。这促使尼克松决心要对他的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调整，使之振作一下。但是在 1970 年 3 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阿什对他所领导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没有给予清楚明白的解释，因而显得很没有说服力，康纳利不得不为阿什做补充。他事先未作准备，但简明扼要他说明了进行调整的好处，并且使那些担心自己的职位会在调整中降级的内阁官员们解除了顾虑。尼克松也因此对康纳利的能言善辩，处事果断，以及透彻的政治理解力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0 年 12 月 1 日，尼克松任命康纳利到声名卓著的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工作；半个月之后，当原任财政部长的戴维·肯尼迪另就他职时，尼克松又把财政部长的位子给了康纳利。

尼克松的共和党内阁中任命了一个民主党人。这件事轰动一时，引起了对康纳利褒贬不一的诸多议论。康纳利此前在决定政治生涯的每一步棋中都要同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做讨论，这一次却根本没有事先告知他，使约翰逊大感意外。一名华盛顿的评论员说：“按我的看法，这一任命只意味着一件事：1972 年民主党要为尼克松效力。这只是个开端。”关于尼克松要在 1972 年大选中以康纳利替代夏皮洛·阿格纽作为他的竞选伙伴的猜测不胫而走。一份报纸披露了一桩涉及 22.5 万美元遗嘱执行费用的消息。这则消息说，康纳利的一个名叫锡德·理查德森的前雇员指责康纳利从处理他的地产中接受了这笔钱。同时，在参院认可康纳利任命的听证会上，也有人提出他任州长时曾制造过一些磨擦。但是，不管怎样，康纳利还是在 1971 年 2 月赴任了。

由于康纳利没有管理经济的背景，而他接任财政部长之职时又恰逢美国经济陷入危机，一些观察家曾怀疑康纳利是否能胜任这一职务。曾经有一个记者在采访时间到康纳利处理经济事务的资格，康纳利说：“我会获得这一资格的。”他为自己制定了极为苛刻的时间表，阅读大量的文件和书籍，迅速了解并承担起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并加深了对经济学一般知识的了解。他的确不负尼克松的重托，很快就显示出他的不同凡响。

2 月 23 日，康纳利在众院银行货币委员会作证，旗帜鲜明地支持延长

《1970 年经济稳定法》，也就是延长国会给尼克松随时施加工资一物价管制

的权力。26 日，他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举行的年度政策听证会上作证，以其对经济政策广泛而详细的了解，受到国会的赞扬。此后不久，他甚至点名批评大通曼哈顿银行，指责它在工商业信用状况已经很紧的情况下，还要提高优惠利率。

康纳利的风格被广泛地看作是尼克松政府中的一股清新之风。在政府面临要求收入政策的压力日增、政府各部门的经济学家又各执一词、意见纷争不下的时候，他太适合于尼克松的需要了。1971 年 6 月，尼克松在戴维营召集会议，讨论了经济形势和应对策略，最后决定，政策暂时不变，但政府政策发言人要换，由约翰·康纳利来担任。他既是政府内阁成员，又能清楚地表达他对总统意见的支持，因此政府经济事务发言人这个重要角色非他莫属。尼克松在这次戴维营会议之后，特别向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表示，他仍欢迎来自这一委员会的备忘录和内部评论，但不能允许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此时以及以后的几个月中，尼克松与康纳利的关系最为密切，总统的许多意见都通过康纳利来传达，实际上进入了一对一的联系方式。

6 月 29 日，康纳利向驻白宫的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介绍了戴维营会议的决定，明确宣布，政府政策是“不实行工资一物价管制、不减税、不关闭黄金窗口、不增加财政支出”。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尼克松政府的“四不” 政策。它实际上是政府为安抚对经济日感不安的民心而做的一种姿态。通过这次谈话，康纳利向公众表达了总统的自信，也再次确认了政府的“双重目标”：控制通货膨胀和减少失业。然而，尽管康纳利言语坚定，人心却依旧浮动不安。到 7 月中，尼克松发现国会议员对经济的关注已经超过了对他即将访问中国这一外交上开创性行动的关注，他意识到政策转变的时机正在到来。他委托康纳利制订新的政策方案为这一转变做准备。在这一方案中，康纳利已经提出了全面实行工资一物价管制的主张。但他建议尼克松不要急于实施，先酝酿一下再说。

不久后的一个偶然事件，戏剧化地将尼克松政策的转变时机提前了。英国政府要求美国为它兑换 30 亿美元黄金。这使美国政府处于骑虎难下的处境。由于美元的国际地位相当软弱，如果为英国政府兑换了黄金，那些起而效尤者该如何对付？如果拒绝英国的要求，就等于表明自己实力已经空虚，无法承担所有的兑换要求。主管此事的财政部暂时未做答复。但是，政府中所有有关的人员都知道，美国国际经济的危机已迫在眉睫。在康纳利的建议下，尼克松于 8 月 13—15 日在戴维营召开了重要会议，并由康纳利对他根据专家意见拟定的政策方案作出说明，对所有国内外的棘手问题来个统筹解决。

在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中，除了尼克松和康纳利，以及尼克松在白宫的两名助理和一名总统讲稿撰写人外，几乎全是最高级的经济专家，包括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麦克拉肯和成员斯坦、联储主席伯恩斯、白宫预算管理局局长乔治·舒尔茨和副局长艾米·韦伯、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保罗·沃

尔克等。对于会上讨论的国内政策问题，尤其是实行工资一物价冻结，虽然仍有分歧，麦克拉肯、斯但和舒尔茨都有异议，但他们承认，从政治角度考虑，实行这种政策可能是有道理的，因此保留意见，不再争执；但在国际政策方面，则有激烈争论。康纳利是激进行为的倡导者，提出“关闭黄金窗口” 的动议，也就是要结束美国对外国中央银行承担的以其黄金储备兑换它们的美元的义务，让美元汇率自由浮动。阿瑟·伯恩斯则是康纳利的主要反对者。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必定会使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影响。而康纳利回答说：“顾及他们的经济利益，我们就得破产。”康纳利的意见占了上风。尼克松做出了最后的决断，在 8 月 15 日夜的全国电视广播中宣布

了他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主要涉及 4 方面的政策，其中包括：实行 90 天的工资一物价冻结、关闭黄金窗口、征收 10％的进口附加税，以及实行投资优惠和汽车购置免税以刺激购买力等。尼克松在他的讲话中解释说，新经济政策“所针对的目标是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投机”。他说，美国经济中出现的困难，部分原因在于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繁荣的转换，对这些困难，必须采取决断的行动来解决。尼克松强调，工资一物价的冻结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他说：“⋯⋯要使强大的充满活力的美国经济永远装入套子里，那就会产生不公平，会窒息我们自由企业制度的发展。”他说，他已经任命了一个由财政部长负责的“生活费用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将会和劳工界及企业界的领导人一起工作，以便在 90 天的冻结之后建立起一套能使价格和工资继续保持稳定水平的适当机制。他呼吁全体美国人民自愿支持冻结。对于美元危机，尼克松说，那“部分原因是由投机者造成的”，他说他已命令康纳利部长暂时停止以美元兑换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以“保卫美元，抵制投机”；至于美元贬值对美国人民生活的影响，他承认，如果人们要去国外旅行或是买进口产品，就得多花钱；但对于大多数在美国国内生活并购买美国产品的人们来说，美元并不贬值。关于进口附加税，他说那是为改善国际收支平衡而采取的一项暂时措施，是为了使美国产品不致由于不公平的汇率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办法。一旦不公平待遇结束，进口附加税即可以取消。另外，尼克松还提到了削减预算，裁减政府人员，刺激投资等一系列措施，并呼吁国会尽快通过有关投资税收优惠的立法。这一“新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由尼克松在 8 月 16 日通过签发总统行政命令而立即生效。

斯但在他后来所著的《总统经济学》一书中，把这次戴维营会议说成是“经济政策史上一次最令人兴奋和激动人心的事件”。他还记述了当时美国人民对尼克松新政策的反应。他说：

美国人民显然表现得很兴奋，并对新方案立即表示满意。

强行实施的这个管制措施是人人都能记住的经济政策中最著名的措施。总统曾经担心，关闭黄金宙曰会被说成是承认国家的破产。但是，他所提出的行动却像是美国对国际投机商的反击，美国大众因此向他表示祝贺。继总统通告之后，道·琼斯平均指数于星期一上升了 32.9 个百分点——为一天中

的最大升幅。最重要的是，行人中无论男女都感到极为满意和欣喜。他们相信，政府最终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保护他们免受地主、食品商和其他无赖的侵害。

在这段时期中，康纳利无疑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在国会的各个委员会频繁露面，召开记者招待会，为推行尼克松的经济政策尽心竭力，无论是在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前，还是在那之后，尽管新经济政策是对以往政策的全面否定。1971 年 8 月 16 日，康纳利在财政部接受记者采访，他表示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最大支持。他说：“我个人认为，总统的这一政策包含了美国40 年来最彻底最有勇气也是最重要的经济纲领。”当记者提到，这一政策实际上也是承认过去政策的失败时，他断然回答：“提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承认什么事。我只把它看作一项新政策，⋯⋯专为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最困难的基本问题而设计的新政策。”1971 年 9 月，《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在描述康纳利时，把他说成是“这些日子华盛顿最有胆量的人物。⋯⋯他把财政部用计算机打好的讲话稿抛在一边，开口就告诉美国企业界和劳工人士，如果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利润、并且在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市场上得到更大的份额的话，他们就得抛开自己各自的强词夺理”。

冻结开始后，生活费用委员会的工作也开始了。为在 90 天的冻结结束时能提出一项替代方案，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相当繁重。康纳利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麦克拉肯是副手，但是由于康纳利还承担着美国对外谈判美元问题的重要角色，委员会的工作主要由麦克拉肯负责。委员会中包括了几乎全部的内阁成员，还有消费者代表和其他一些人。会议频频举行，大量的经济措施通过这些会议渗透下去。至少在 12 月以前，康纳利还常参加这些会议，并且是以决策者的身份参加。这时，他不是总统的顾问，而是总统授权的决策人。

整个 1971 年秋冬，康纳利都是美国在汇率重新组合问题上所有经济谈判

的主要代表。在新经济政策公布之后，他的第一次对外露面是在 9 月 15—16 日英国伦敦十国集团会议上。他是这次会议的主席。他重申了尼克松政府的一般政策，宣布了美国准备在下一年扭转其 130 亿美元国际收支赤字的意图。他提到的数字吓坏了欧洲的代表们，因为他们看到的结果是他们自己的贸易地位将转向恶化。康纳利也重复了他自己的要求，美国的贸易伙伴要对美国的商品降低关税壁垒，还要更平等地分担国防开支。

9 月 26 日，在十国集团的第二次会议上，康纳利说，外国货币升值将比

较容易使美国降低 10％的进口附加税。在 9 月 27—30 日的国际货币基金年会上，康纳利再次为美国的地位辩护。在闭幕式上，他攻击拉美国家一面吸引美国投资，一面又没收美国的企业。10 月，康纳利说，进口附加税“将要继续实行一段时间，因为很明显，继续实行一段时间对我们有好处”。此后不久，他去日本参加有关日元重新定值的高层会谈，被日本新闻界广泛称为“康纳利台风”，因为他在商谈中采取了强硬姿态。

在 1971 年的史密森货币会议上，康纳利遭到了外国财政部长联合一致的敌意对抗。他们在他六个月来的单方行动和压力战术下转变了态度，发起了恐怕是他任职期间最猛烈的抵抗。谈判中的紧张程度不断升级，康纳利逼迫欧洲和日本的代表们更大地调整他们的货币同美元的比价，而在美元同黄金比价的重新调整上则寸步不让。法国谈判代表干脆对康纳利说：“要是这就是你的立场，我们就全都该回家了。”法国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紧接着问这位部长，美国将对货币改组做出怎样的贡献。康纳利简短地回答说： “那就看你们的了。你们想要金价做出多大的改变？8％，9％，还是 10％？”

在目瞪口呆的欧洲人和日本人充分意识到了美国可能会提高黄金价格的这个第一个暗示之后，一名英国代表评论说，康纳利的谈判战术“不是经济学，而是柔道”。史密森会议结束了。美国得到了更多更大的重新订值好处，特别是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谁也想不到的进展。英国财政大臣阿托尼·巴伯评论说：“一个弱一点的人，一个比康纳利软一点的人，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康纳利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行动在尼克松政府的高层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阿瑟·伯恩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亨利·基辛格都被康纳利的表现震惊了，认为他完全不顾及美国的盟国的情感。众议员亨利·罗伊斯公开要求以阿瑟·伯恩斯替代康纳利作为美国的对外谈判代表。几乎对经济事务毫无兴趣的基辛格，也同样担心康纳利对美国对外关系的总体影响。此后，康纳利与国会的关系、与劳工组织的关系、甚至与企业界的关系都逐渐恶化，终于导致康纳利在 1973 年 5 月辞去了他的财政部长之职。此前数天，白宫曾

宣布他为总统的国内和国际事务特别顾问，但到 6 月份，他也辞掉了这一职务。他在为此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这个职位上，我显然并没有被充分使用。我没有实际的责任⋯⋯”至此，康纳利在尼克松政府中的经济智囊作用基本结束。后来，尼克松准备实行第二次工资物价冻结时，曾将康纳利召回听取意见，但他与尼克松的关系已与昔日不能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