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格林斯潘

实际上，对福特政府的经济政策影响最突出的人物，还得说是这一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但是，他与尼克松时期的两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拉肯和斯坦不同，他宁愿采取政治上的低姿态，运筹帷幄，而不充当政府经济政策的发言人。他不仅是福特在经济问题上的顾问，也是他的良师益友；他对塞德曼和林恩也有很大的影响；他曾是伯恩斯的学生，而且同伯恩斯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同西蒙常有观点上的不同，但在根本的保守主义哲学方面又是一致的，因此某些方面的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合作。格林斯潘以他对经济形势的精辟分析，赢得了各方人士的敬重。

艾伦·格林斯潘是由尼克松选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可是却在福特政府任期内担任这一角色的。格林斯潘的任命在尼克松于 1974 年 8 月辞职之前就已经送到了参院，福特接手后马上又重新给予他同样的任命。

格林斯潘的背景中有些与西蒙相似的地方。他的父亲是一个股票经纪人，他在纽约市出生长大。他曾在纽约大学学习经济，还没拿到硕士文凭，就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一家著名的私人商业研究组织“会议委员会”工作；后来又与商业顾问威廉·汤森共同创立了一家商务咨询公司，汤森一格林斯潘公司。在汤森去世之后，格林斯潘成为这家公司的总裁。1950 年，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没读完就放弃了。1953 年，他开始在纽约大学教授经济学。后来，他在 1977 年才从纽约大学获得了他的经济学博士学

位。说他与西蒙有相似之处，主要是说，在他未完成经济学的专业教育之前，他也已在华尔街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而且，在他担当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他也还没有专业经济学家的头衔和博士学位。这在各界政府的经济顾问中是不多见的。

不过，格林斯潘同西蒙在作风上却有许多不同之处。西蒙有些商人习气，好吹牛，敢干，有时不顾后果公开发表与政府不同的意见；而格林斯潘则是一派学者风度，息事宁人，循循善诱，是个可靠的政府知情人。

除了商业上的成功之外，格林斯潘也有一些政治上的经历。1968 年大选时，他曾在尼克松的一个经济顾问小组中帮助工作。在 1968—1969 年的预算

局调整中，他曾帮助过尼克松，但后来拒绝在即将上任的政府中担任预算局长的职务。在尼克松任内，他曾做过兼职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顾问，并参加过政府的一些工作组和委员会，做过关于外贸、股票市场和其他一些问题的研究。由于曾经受到过“客观主义”社会哲学家艾恩·兰德的巨大影响，格林斯潘对自由市场的信奉几乎到了极端的地步，他不断地批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甚至走到了反对反垄断法、累进所得税、消费者保护立法和补贴的地步。他对投身国家政治有非常复杂的想法，他常为必须根据政治需要、有时甚至是很狭隘的政治需要来做决策而感到不安。这也是他在尼克松时期拒绝所有专职的政府职务的原因之一。就是关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任命，他也是在考虑了长达半年之久，并经过白宫办公室主任黑格和伯恩斯的反复劝说之后才接受下来的。

在参院确认对格林斯潘的任命时，有人曾以他受艾恩·兰德影响一事提出异议。格林斯潘表示，他反对反托拉斯法和累进所得税的思想的确与兰德的影响有关，他把这些看作是对竞争和自由的限制。然而，他也说明，这些观点不会影响他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表现，因为，他认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要是一个给总统提供“基本经济学研究”和信息的参谋机构。格林斯潘作为一个经济形势预言家的卓著名声，还有他要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退居幕后，恢复其单纯的顾问作用的打算，使他轻易地得到了专业经济学界的支持。尽管他可能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历史上最为保守的一名主席，但是，连那些比较自由的前任各届主席也都承认，他们对格林斯潘作为经济学家的能力表示钦佩。

格林斯潘于 8 月 21 日得到参院的确认，于 9 月 1 日走马上任。然而，格林斯潘在政府中的实际作用很快就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研究与提供信息，而具有了奠定理论基础的作用。他一直批评那种对长期的经济问题采取短期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做法；他既不肯被划为凯恩斯主义者，也不肯被划为货币主义者；他宣扬的是“经济原教旨主义”：以较少的政府开支、平衡的预算、稳定的货币政策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在分析美国经济滞胀的根源问题上，格林斯潘认为，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导致了国内外投资的下降，是造成滞胀的基本原因。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包括高风险率和高通货膨胀率。要使通货膨胀率下降，根本的做法是要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而这又要求联邦财政的水平要降下来。他认为，政府开支的增长已经超过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因而造成高税收，并通过福利开支中的“权利项目”制造了超过可供商品的需求，从而对通货膨胀起了刺激作用。他在 1974 年 9 月在参院作证时指出，政府过分强调了加大财政开支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应该停止在短期财政微调上所做的尝试，转向长期问题。而且尽量不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处理小的政策问题，而要表明，政府的态度是要恢复制度的稳定性，同时还要无通货膨胀的长期增长。

福特同格林斯潘在治理通货膨胀问题的观点上方向是一致，但也有小的

分歧。譬如，格林斯潘曾强烈批评尼克松的工资物价管制政策，因此他也不能接受工资和物价稳定委员会作为生活费用委员会的变种在福特政府中重新活动；只是在将该委员会的作用严格限制在监督作用时，他才勉强同意支持恢复它的建议。在华盛顿的高级经济会议上，格林斯潘既为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辩解，也为他自己提出的 50 亿美元预算削减辩护。但是，他却不赞成所谓的“WIN”运动，也不愿为之宣传鼓动。

格林斯潘还保持了政策上的灵活性。他很可能是政府中最早预见到 1975 年春季美国经济要进入衰退的人；而且，尽管他并没有预见到危机可能发展到的多么严重的程度，他却是政府中第一个强烈要求改变政策以应付危机的人。格林斯潘后来在 1978 年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人们在 1974 年下半年时

很少预见到衰退的到来，主要是经济模型出了毛病。美国在 60—70 年代的这

段时间中，大约有 10—15 年的时间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模型变量来考虑，所以不可能对经济形势作出准确的预测。像格林斯潘那样预计 1975 年初会有衰退发生，在当时已被人们看作是悲观主义者了。

联储主席伯恩斯在 10 月 10 日也已指出，经济正处于轻度衰退中，但是

福特政府甚至在 11 月中旬之前还没有公开承认衰退的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政府未能确定该对衰退采取什么样对策造成的。按照格林斯潘原来的设想，要使经济软着陆，不能一下子猛刹通货膨胀，也不能使失业率上升过快，上升过快就是政策的失误；由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在同时上涨，就应该有某种政策能使它们同时下降。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种对于长期目标的追求，相对于当时衰退的情况来说，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而如果放弃长期目标，像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要求的那样，实行巨额赤字，搞公共工程，提高失业救济，就会给整个体制带来长期成本，得不偿失；因此必须实行一种长短期相结合的目标，逐渐地使情况得到扭转。格林斯潘的这些主张不久就在福特政府的政策上反映出来。11 月底时，福特提出了 3022 亿美元的预算上限，等于是放弃了 10 月份时所提的 3000 亿美元的目标。到 12 月初，格林斯潘已经在暗示实行刺激性减税的可能。反衰退的政策基调正在逐渐代替原来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基调。这也反映了格林斯潘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比前加大了。

据格林斯潘自己的看法，他是完全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成为福特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发言人的，因为那时他实际上是政府中唯一起作用的宏观经济学家。但是，他并不想这样做。所以，在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创建酝酿过程中，当有关谁来做政府主要经济政策的发言人的问题提出时，格林斯潘马上推荐了拉姆斯菲尔德。后者当时任白宫办公室主任。此人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也曾是总统顾问之一，还曾是经济机会局的局长。格林斯潘当时对福特多少还存有一些戒心，认为自己没有完全把握福特的政策立场，担心一旦成为主要政策发言人，会不得不以政治姿态来支持总统做出的、也许是他不愿意支持的

政策。政治上的低姿态显然是比较安全也相对自由的。当然，他也曾一再表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作用是顾问，是参谋，而不应是政府政策的代言人。他在数年之后谈起此事时，仍然庆幸自己在福特政府组建时期的这一明智的决定，用不着为愚蠢的“WIN”方案承担责任。

然而，后来格林斯潘很快就熟悉了福特的政策立场和思路，能够准确地判断出总统可能的抉择。他可以随时和福特通电话，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和有关的经济信息报告给福待；也可以通过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执委会发表意见，以执委会集体的选择方案和会议记录的形式向福特提出意见。在执委会中，格林斯潘和西蒙的意见常常是争论的焦点。譬如说，当格林斯潘已在拟订 1975 年的减税计划时，西蒙还在支持 10 月的附加税提议。

格林斯潘事实上处于最核心的领导层中，实际上是原来的“三驾马车” 的成员。在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创建过程中，他曾就经济政策委员会的结构向福特和负责实际组建工作的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工作人员提出过许多意见，包括不让伯恩斯成为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正式成员的意见，都得到了重视和采纳。不让伯恩斯成为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主要考虑的是保持联储的独立性形象，但并不排斥他参加意见的可能。格林斯潘与伯恩斯关系非常密切，他随时向伯恩斯通报经济政策委员会执委会上讨论的问题，并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通知伯恩斯出席会议。他自己说，他很像是伯恩斯在白宫的“内线”。不过，他也并不总是同伯恩斯在意见上一致。在经济预测方面，福特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预测最为看重，给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很大的发言权，而预测常常是决策的基础。在做政策选择时，也就是将执委会的讨论方案与总统协商时，格林斯潘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意见也是很有权威的，其意见的分量大于其他部门和它们的代表。

格林斯潘正确地预见了衰退，也正确地估计到了复苏，尽管他总是低估失业率的增长。1975 年 1 月 6 日，格林斯潘对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说，1975 年的经济前景“既不是令人愉快的，也不能令人放心”。他警告说，生产和就业的“急剧收缩”还会持续，使经济“继续衰退，直到夏天”。他说，衰退的谷底可能出现在年中。但是，他又说，经济反弹的时机和强度仍然非常不明确。按照格林斯潘的估计，当时的衰退对美国的价格有一个“刹车”作用，通货膨胀率有可能在 1975 年中下降到年率的 6—7％；然而，失业率看不到改善的迹象，而且在 1975 年有可能达到 8％的高峰。他说，下半年的复苏似乎不会为当年的失业改善提供多少帮助。

格林斯潘也正确地预测了人们在衰退情况下的心态。1974 年 12 月，他曾对福特说，“在今后的 4—6 个月中，我们将陷于严重的经济麻烦中”，“你会经受巨大的压力，要你打开水龙头，让联邦的钱流出去，用花钱的办法去摆脱危机”，这种压力将会是很难抗拒的，格林斯潘承认，有些刺激是需要的，但是，过多地增加开支将是“目光短浅”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更大的通货膨胀，到了一定时候，则会引发更深刻的衰退。福特说，他完全同意格

林斯潘的观点，而且他也会尽力掌握住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福特和他的顾问们制定了未来一年的经济政策规划，也就是他在 1 月 13 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新的“经济振兴方案”，他在其中

提出了三条战线的任务：以 160 亿美元的减税缓和衰退的程度；以增税缓解能源危机；以中度的预算紧缩使持续的通货膨胀降温。这一方案的提出，表明福特政府不得不放弃预算上的保守主义，恢复到了赤字财政的做法。

但是，由于失业率在 5 月份达到了 8.9％的高峰，来自两党的批评意见都认为，政府的方案是不充分的。民主党人要求更多的行动——更多的支出，减税和松一些的货币政策。甚至尼克松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拉肯和斯但也指出，需要采取更多的刺激政策。这时，国会的反应是，将国内项目拨款推进到远远超过福特要求的地步；通过了一项 228 亿美元的减税法

案，比福特要求的还多 68 亿美元。福特通过使用否决权否掉了一些增加的转

拨款项，但 1976 财政年度的联邦开支还是比政府的建议数高 170 亿美元。西

蒙和伯恩斯试图说服福特否决那项近 230 亿美元的减税提案，但是格林斯潘和詹姆斯·林恩则成功地说服总统签署了这项提案。格林斯潘意识到，某种刺激措施是必要的，而国会并不想要批准比这少一点的东西。为了结束衰退而施行的财政刺激措施使 1976 财政年度产生了 519 亿美元的赤字，再创战后和平时期的最高纪录。

春季，有迹象表明，衰退已经开始放慢。正如格林斯潘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所预言的那样，5 月是谷底。格林斯潘在 6 月份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肯定地说，衰退已经结束。但他同时也警告说，不能有任何的货币过度扩张行为。7 月，经济已经回升。到了秋季，人们又有各种担心，因为由于食品和燃料价格的压力，复苏相当平缓微弱。然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却保持乐观，修正了它的预测以适应出乎意料的增长。到 1975 年第三季度，GNP 增长13。4％（年率）——25 年来的最大季度增长率。同时，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下降了。

为了能保持没有进一步通货膨胀下的复苏，格林斯潘在 1975 年 10 月为

1977 财政年度的政府方案提出了适度的预算估计和赤字。他认为，有 430 亿

美元赤字的 3940 亿美元的预算将是适合的。这一方案中还包括了一个出人意

料的建议，要将减税额增加到 280 亿美元，作为换取国会同意设置 3950 亿美元预算上限的条件。这个将减税与预算上限合并提出的提议，曾被许多人看作是福特和格林斯潘、林恩、拉姆斯菲尔德等人在预算上和政治上的走出的一步高棋。然而，这一政府预算方案中所体现出的向紧缩预算方向的转变还是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激烈批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立场在它的 1976 年报告中体现得很清楚，它拒绝返回到充分就业上去，而要转向一种中度的持续的复苏。报告避免对失业做直接预测，而把焦点放在放慢通货膨胀率和重新树立信心的必要性上。

这时的格林斯潘把他的主要工作重点放到了防止通货膨胀重新燃起上。

尽管在 1975—1976 年间，福特政府的预算创了和平时期的纪录，但是国会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满足。所以，格林斯潘常常要告诫国会，不要实行“过度的”赤字和减税。他曾一再指出，如果刺激超过了总统的建议，“我们就可能会以失业率上小小的降低，换来以后的通货膨胀，而失业率的平均水平仍然会比我们的预想要高”。他也对劳资谈判中代价高昂的解决方案表示担心。

1976 年 3 月以后，通货膨胀率降到了 6—7％的水平，复苏也已持续了几个月。有人因此过早地判断，复苏将要结束。但是格林斯潘则指出，经济只不过进入了一个“暂停”阶段，基本的复苏还在稳步地发展，而且并没有情况恶化的迹象。这种估计为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它成为福特政府实行一种温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基础。

但是，国会还是没有被说服，将 1977 年度的联邦开支定在了 4131 亿美

元，比福特提出的高 173 亿美元；赤字将达 506 亿美元；在一再推迟减税之

后，国会延长了 1975 年的减税条款，没有通过福特建议的减税增加额。1976 年，复苏还在继续，收入超过了预期。失业率在年底降到 7％以下，通货膨胀也只有中度水平。正如斯但后来在他的《总统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 “1976 年，美国人民享受到最好的经济环境，就像通常在经济复苏初期所经历的情况。”

然而，也许是让格林斯潘不幸言中，高额的预算开支还是种下了进一步通货膨胀的种子。在福特时期受到抑制的通货膨胀，在卡特时期再度复燃。然而，格林斯潘已随着福特政府的结束而返归故里，重新操持他的咨询公司去了。无论多么严重的局面，都已交付给继任的卡特政府和他的经济顾问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