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杜鲁门时期杜鲁门的经济思想

哈里·杜鲁门（HarryS.Truman）年轻时家境困难，无法报考大学，为谋生计在铁路上当过计时员，在报社分发过邮件，还当过剧场的清洁工。22— 33 岁在乡下帮父亲经营农场。35 岁以后和军队里的战友合伙经营过一家眼饰用品商店，后因经济萧条和经营不善，两年后倒闭。

他早年的经历赋予他以小商人的气质，然而他毕竟是在布赖恩和威尔逊进步民主主义熏陶下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所以他也学到了中西部进步主义的那种反抗精神。他后来与堪萨斯城以彭德格斯特为首的黑社会集团的联系对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光彩的，不过也因此使他和城里少数民族以及都市政治发生接触，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获得一种为那些有农村创业背景的政客所不具备的宽容，并且把他置于给自由主义下新定义的特殊地位。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政派。”“实际上早

在杰克逊县时我就是新政派。”这种说法有一定根据。反正他在杰克逊县的那些年表明他是美国最有效率的地方行政官员之一。令人赞美的道路系统大部分是他负责修建的。他带给县政府以诚实和效率，使他在这一领域获得全国声誉。他后来对都市计划深感兴趣，组织了大堪萨斯市地区计划协会。1930 年，他担任全国城市规划大会的理事，同时也是美国城市协会的成员。然而， 杜鲁门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政派仍然受到人们的怀疑。他无疑是一个“进步的县法官，然而他的进步主义并不超过诚实，效率，对筑路的兴趣以及对协调城市发展的一般信念”。他和 20 年代民主党的许多政治家一样似乎接受了共和党新时代的传统智慧。尽管他的地位使他和各种城市问题发生紧密接触，他确实并没有赢得进步社会改革家的声誉。他当选为杰克逊县的法官是在彭德格斯特集团的操纵下成功的。杜鲁门也坦率地承认这种背景，他说在密苏里州没有他们的支持根本无法参加任何竞选，因为彭德格斯特是控制民主党的头面人物。

在新政走上轨道以后，杜鲁门也成了它的赞助者之一。作为密苏里州联邦再就业的总监，他在州内协调早期新政的救济计划，并且和哈里·霍普金斯、珀金斯等新政人物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作为 1934 年参议院候选人， 他像全国许多民主党人一样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新政的自由派而把他的对手说成是不愿并且不能对付危机的保守派。多数进步分子只知道他与堪萨斯市政机构的从属关系，许多人相信在初选中是使用了不正当手段才使杜鲁门获得提名的，《民族》杂志把这名新参议员刻画为汤姆·彭德格斯特的傀儡，一个跑到上司那里要求郡收税权并作为安慰赛的奖赏而得到参议员席位的小人物。

作为参议员，杜鲁门对新政的各项措施连极其自相矛盾的部分也给予忠

诚的支持。他烧掉了要求他反对惠勒一雷伯恩控股公司法的 3000 件来信和电报。几年以后，他回忆说：“我个人反对那种拼命压榨消费者的垄断手法。” “我知道华尔街的‘打捞队’正在幕后活动。”那些以前对这名密苏里参议员持怀疑态度的新政人物开始转变对他的看法。杜鲁门也支持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用和罗斯福相同的论点，即工作担子沉重、大法官年事过高以达到扩大最高法院的目的。后来杜鲁门坦率地说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的计谋， 目的是对付最高法院要求合法占有立法权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局面。

杜鲁门和新政后期反垄断的布兰戴斯派的调于是基本一致的。这一点当他在 30 年代后期指导铁路财务调查时变得越发明显。他不顾来自家乡密苏里州的激烈控诉，还是要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接受具有毁灭性的详细调查， 从而赢得了委员会参议、自由派的马克斯·洛温塔尔的赞誉。通过洛温塔尔， 杜鲁门会见了布兰戴斯大法官，以后就成为大法官星期日下午迎宾会上的常客。杜鲁门回忆说：“这位老人会把我带到一个角落，当他和我谈运输问题时，他完全不理会别人了。”这些讨论使杜鲁门本来已有的看法更加肯定了。他任参议员以后的第一次主要演说，表达了他对铁路调查中所揭露的财务操纵的无比愤怒，也表达出他的自由主义立场：

没有人想过卡内基图书馆是耸立在钢铁工人的血泊上，但事实如此。我们已记不起洛克菲勒基金是奠基在科罗拉多燃料和制铁公司死去的矿工身上以及无数类似的事件上。我们崇拜财神，直到我们回到古代教旨并且皈依于上帝的教诲时，这种情况将继续留在我们身边。

可惜华尔街尽管有能力控制全国财产并且雇佣这个国家最好的律师，却没有产生一些金融政治家，这些人能看透大企业和财富集中控制的危险，他们还在雇佣最好的律师为他们的贪欲和私利效劳。人们能忍受到一定限度，总有一天会有一个解决办法。

我相信，如果不是所有保险公司资产的 60％都集中在四个公司手里，我们这个国家会富裕得多。我相信 1000 个保险公司，每个拥

有 400 万美元资产要比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好

1000 倍⋯⋯我还说，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县城要是每个拥有 7000 人口

那就比一个城市拥有 700 万人口要好上 1000 倍。我们的失业、动乱是工业中心人口集中，大规模生产以及其他许多所谓现代化的结果。

这个演说可能是他曾经作过的最能暴露心灵深处的公开发言，集中体现了中西部民粹进步主义的传统。它那种温和的基督教教旨主义和令人吃惊的反城市主义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大公司的利益也被罗斯福视为仇敌，杜鲁门的勇武精神和晚期新政精神是一致的。

然而，杜鲁门绝不是一个自由派的圣战者。他的多数朋友是参议院这个“权力机构”中的温和派和保守派。在进步派中，他最亲密的朋友是反对罗

斯福的不同政见者伯顿·惠勒。这个人在 30 年代末迅速丧失了他在进步派中的声誉。另一方面，杜鲁门显然被一些更出名和更纯粹的进步派人士对他的态度所伤害。他觉得这些人“把我看成乡巴佬政客，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他自己和罗斯福的关系是冷淡的。他似乎对政府把他的赞成票视为理所当然越来越感到愤怒。他在第一任中的一般表现并没有赢得自由派的多少注意。他接受已确定的规则即新参议员应当保持沉默，用在委员会中的辛勤工作来显示自己。他的主要兴趣所在是运输政策，它在 30 年代所涉及的问题并不引人注目。不管他有多少自由派的投票记录，可是他支持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并且投票赞成谴责静坐罢工的詹姆斯·伯恩斯决议。1940 年，他甚至宣布反对罗斯福连任第三届总统。

自由派大多数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是杜鲁门在 1938 年激烈反对重新任命反潘德格斯特的莫里斯·米利根当美国地区检察长。他并没有想对米利根行使参议院的礼貌否决权，然而他的确对他进行了凶狠的攻击。由于这是他在参议院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这就把他充当堪萨斯市民主党机构御用工具的形象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来。当杜鲁门在 1940 年谋求重新任命时，总统和自由派一般对他表示冷淡或怀有敌意。他们倾向于选举反潘德格斯特的州长劳埃德·斯塔克。此人和罗斯福日趋友好。

然而，杜鲁门在竞选中还是以得到劳工和黑人的支持而引人注目。尤其重要的是，他得到铁路兄弟协会的帮助，特别是得到铁路工会领导人中最自由主义的惠特尼的支持。杜鲁门一直为他们的利益撑腰。尽管杜鲁门投票反对静坐罢工，但很少别的参议员有像杜鲁门那样支持劳工的有力记录。

杜鲁门为争取黑人的选票而努力不懈。竞选伊始，他在密苏里州赛达利亚发表的演说中对种族问题有如下强硬的陈述：

在所有进步和福利以及经济机会的事项中，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中黑人应当得到各种援助和保护。

我相信人类的兄弟情谊，不仅是白人之间的兄弟情谊，而且是在法律面前所有人的兄弟情谊。我相信宪法和独立宣言，给黑人以属于他们的权利，我们不过是按照我们的理想和真正民主的原则办事。

杜鲁门以后弄清楚了他的种族平等概念并不包括社会融合。他说：“黑人自己更懂得这一点。黑人中地位最高的领袖们坦率他说他们情愿要他们自己人的社会。黑人要求正义，但不是社会联系。”尽管如此，在边境各州的参议员中，他的态度还是最进步的。他的某些观点无疑是从他对潘德格斯特机关的隶属关系产生的。潘德格斯特是得到黑人巨大支持的民主党组织。杜鲁门虽然谈不上民权斗争的领袖，但他确实支持反私刑处死，反选举税法案， 支持在军队中结束种族歧视。在公平就业这个最重要的民族问题上当其他许

多人还在持骑墙态度的时候，杜鲁门已经出来赞成公平就业实行委员会了。杜鲁门担任第一任参议员期间虽然并没有特别显著的成绩，但在一些主

要问题上他的想法同自由派是完全合拍的。他是要求及早制定向和平时期转变计划的少数国会领导人之一；他的委员会还就此问题提出了报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大企业的攻击。他攻击阿尔柯公司在制铝业的垄断行为，攻击它和德国卡特尔的协议，攻击那些用提高政府合同成本的办法做广告的行为。他批评复兴金融公司负责人杰西·琼斯的政绩，他致力于为小企业寻找开拓机会。他是企图挽救全国青年管理局的领导人之一。他虽批评罢工妨害了战争的努力，但很少有哪一名自由派人士能像他那样同劳工紧密地打成一片。

杜鲁门的形象在政府自由派了解他的人中肯定是提高了。当阿尔柯公司与政府合同的调查于 1941 年秋正在进行的时候，哈罗德·伊基斯约这名参议员吃中饭，表扬了他的努力。可是，杜鲁门并不居功自傲，同时坚持委员会一致的原则。因此他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在自由派人士中受到注意。自由派杂志不断谈到“杜鲁门委员会”的出色工作，但很少提到杜鲁门本人。战争开始时，杜鲁门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似乎并不是很倾向于自由派的。

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在纳粹进攻俄国之后，他曾发表评论说，美国应当用帮助失败一方的办法造成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僵局。这个说法甚至遭到了保守派的批评。然而，杜鲁门逐渐被承认为战后国际合作与集体安全的倡导者。他和别人共同发起一项参议院决议，号召在联合国成员中实行战后经济合

作；他提出需要“一支有权威的国际警察部队”。他进行了一次艰苦的访问旅行，传达国际主义咨文，年末《新共和》杂志把他列入“战争参议员的光荣名单”，说他致力于建设战后的自由世界。

杜鲁门逐渐成为参议院中最受欢迎和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当他为罗斯福总统的第四任奔走时，《纽约时报》在新闻故事中评论说，以杜鲁门的威望帮助总统连任将是对罗斯福的一个重要支持。但是对许多进步分子、特别是那些从远距离观察他的人来说，他仍然是一个迟钝、没有吸引力的政客，他们认为他承担了艰巨的委托，工作做得不错，然而他不是那种充满活力、独立性很强、人们可以在他后面团结起来的领袖人物。

自由派对杜鲁门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反应是矛盾的。多数进步派并不反对这名参议员本人。《纽约邮报》的估价是典型的。“一位自由派，在战争的努力中是令人信服的公仆。”然而他不是亨利·华莱士，并且正如大多数自由派所看到的，华莱士的失败是保守主义的胜利。

然而，杜鲁门在竞选中和自由派的观点表现了强烈的一致。他一次又一次地赞扬罗斯福在国际和国内事物中的领导作用。他攻击杜威是反动派和孤立主义者的工具，指责共和党候选人“和赫斯特、麦克考米克一样把所有自由派人物都和共产党捆在一起”，并且断言共和党的竟选运动充满了“种族和宗教偏见”。

他的演讲包括富于战斗性的建立自由主义的战后经济纲领的号召。特别突出的是，他强调了把政府拥有的战时工厂转为民用生产，并把它们卖给新的、独立的企业以便最充分地利用其生产力的主张。他也强调了在过渡时期维持群众购买力的办法，包括实行全国失业保险制度。他提出了一个密苏里河谷管理局的计划和一个在太平洋西北部的类似计划。在伊利诺伊州，他维护了新的农业政策，指责共和党企图在农民和工人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在纽约州，他号召实行民权立法。在另一次谈话中，他说，“在提名我为副总统之后，民主党决不抛弃华莱士的原则”，“民主党将永远是自由派的政党”。

在竞选运动后期，赫斯特报纸攻击杜鲁门曾经是三 K.党的成员。然而， 这名参议员迅速而有说服力的批驳无疑是增添了自由派人士的力量。《新共和》杂志指责这一诬告是共和党竟选运动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彻头彻尾说谎” 的例证。

然而杜鲁门在竟选运动结束时并没有在自由派心目中取代华莱士。这两个人在选举的前几天一起出席纽约举行的一次自由派的集会。群众给杜鲁门的是热烈的欢迎；但当介绍华莱士时群众的情绪达到狂热程度，“1948 年要华莱士！”的口号在欢呼中震荡。杜鲁门也顺着群众的情绪慷慨地赞扬了华莱士。可是华莱士讲话时，并没有给杜鲁门以赞扬。

自由派虽然和杜鲁门不能水乳交融，但对他在竟选运动中的反应还是好的，并且希望他就职之后将是一名有效率的副总统。然而，杜鲁门在就职之后的表现使一些人感到失望。最令自由派沮丧的一件事是，他把密苏里河谷管理局议案交给了一个怀有敌意的参议院委员会。为密苏里河谷计划奋斗的尖兵组织农民联合会的负责人评论说：“不管他有什么理由，事实仍然是副总统采取了最有效的可能的路线，在这届国会把这个议案扼杀了。”有些人不同意杜鲁门认为在副总统任期应当强调个人的和社会的广泛接触的观点。

《进步》杂志哀叹他的出现像华盛顿的“社交蝴蝶”。杜鲁门担任副总统的表现只是使他自由派形象更加模糊了。

杜鲁门关于自由派运动的看法也同样是矛盾的。他曾经是一个新政人 物；他显然曾受到中西部进步主义传统的影响。然而，他担任公职不是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有高度系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他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基本上是一个熟练的职业政客。他能登上总统宝座是靠他和重要政治权力的联合，在密苏里是潘德格斯特机构、农村县政府的小圈子、圣路易的上司、劳工和黑人；在华盛顿靠参议院权力机构。一个从这种来源上升的人物和空谈理论的改革者是没有共同之处的。后者执著于教条，拒绝妥协，在政治上和立法程序上很少实际经验。杜鲁门看不上这种人，他尊重讲实际的自由派政客，是那种在选举运动中战斗并能取胜的人，那种知道如何和华盛顿政治圈子相处的人，那种在必要时能在中途对付反对派并把事情办好的

人。在他心目中哈里·霍普金斯显然是这样的人。杜鲁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霍普金斯“懂得马，并且知道如何驾驭它”。

杜鲁门在罗斯福新政圈子里算不上是一个观点鲜明、才能出众的佼佼人物。他之所以被选为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时的伙伴，是因为民主党内在副总统人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派主张由副总统华莱士连任。另一派提出由国务卿贝尔纳斯担任。双方僵持不下，民主党面临分裂的危险。最后罗斯福采纳了汉尼根的建议搞了一个折衷方案，挑选了杜鲁门。这一选择为杜鲁门在罗斯福逝世后登上白宫宝座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