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卡特时期卡特的经济思想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是继尼克松和福特两届共和党政府之后的民主党总统，他在 1976 年的大选中击败了福特，并于 1977 年 1 月正式就任

美国第 39 任总统。卡待的总统生涯辉煌于其外交上的不凡成就，但在国内政策方面却鲜有大建树可言。今天，当人们看到这名卸任后的美国前总统奔波于海地、朝鲜、塞尔维亚为解决各种国际冲突和争端而竭尽心力时，赞叹之余，必会联想起他当年在巴拿马运河、中美建交、巴以和谈、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伊朗人质返还等一系列美国外交重大问题上所遭遇的困扰和取得的进展与成绩。然而，他在国内问题上，却被里根所打倒。里根那著名的竟选口号：“你比四年前过得好吗？”“美国在世界上还受人尊敬吗？”激化了美国人心中对经济每况愈下的不满，推动了国民情绪向保守主义的全面转变。

卡特从福特手中接过的经济状况显然不如人意。当时的失业率在 7—8

％，预算赤字高达 660 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还在 5％的水平上浮动。卡特在竞选时就大力宣传他对美国人民的许诺，保证他会刺激经济的增长，减少失业和通货膨胀，平衡预算。特别是在竞选中期时，复苏乏力，经济状况不佳； 这些宣传无疑对卡特的大选获胜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一旦接力棒传到了自己手中，如何兑现这些许诺，就不再像宣传时那么轻而易举了。卡特自身的经济思想中存在很深的矛盾，他不时地在对立的思想中摇摆，对经济中的主要问题认识含混，因此他时时犹豫，政策多变。

卡特自己认为，在财政问题上，他是保守派；在人权、环境质量、帮助人民过好日子方面，他是自由派。他的这些认识主要来自于他自幼的生活环境。

卡特的家乡在美国南部的佐治亚州普兰斯镇。那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地 方。他的父亲是个农场主。按卡特自己的说法，他小时候家里的生活并不很

好，农业的生产方式也远不像现在这样先进。他从小就帮助家里在农场干活， 体会到工作的繁重和生活的艰辛。但是，也有人说，这不过是在制造一个美国式的政治神话，为的是符合个人奋斗的传统观念；其实，他家即使在大衰退的年代也是殷实富户。然而，不论这些情况如何，由于卡特家同农业的密切关系，他们逐渐认识到联邦稳定农业计划的好处，并且愿意积极支持联邦水土保持局控制水土流失和保护野生动物的计划可能还是事实。

普兰斯的主要作物之一是花生。卡特从五岁起就开始卖盐水煮花生，在周六时也卖牛肉饼和家制冰激凌；不到九岁时就成为颇为干练的“小商人”， 懂得以低价买进，囤积居奇，待价而沽。而且他还颇为成功地以自己的售物所得，几经转手，攒下足够的钱，买下了本地一个刚去世的企业家的五所房

子，由出租房子得到的收入一直维持到 1942 年卡特离开家去海军学院上学。

1953 年，卡特的父亲去世，使卡特的生活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折。在这之

前，他已经在军队中服役 11 年，也有不错的前途，但卡特却在父亲去世后打定主意回到故乡去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他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乡绅，当过乡村电气化管理机构的董事和县办学校的董事，去世前还被选入州立法机关。卡特受到父亲的影响，他说，他愿意过一种收入虽不很稳定，却可以有更多机会从事各种各样公职的生活。他最终说服了妻子罗莎琳，回到家乡， 开始了虽然辛苦却也有乐趣的生活，从事种植和经营。到 70 年代中期，卡特

家的财产，包括他母亲和兄弟比利夫妇的财产，估计约为 500 万美元。在所有这些财产中，有卡特的花生生意，有 3000 多英亩的土地，10 块平原，3 个家的房屋和动产，还有可口可乐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股票。吉米·卡特是这些财产的主要持有人，例如，卡特家 60％的花生库存是属于吉米·卡特的。这些财富为卡特政治上的发展和竞选公职帮了大忙。据说，单是他在 1966

年竞选佐治亚州长时，就曾花了 6 万美元自己的钱。

按卡特自己的说法，他的父亲是个保守派；母亲却是个自由派。二者在他的家庭里并不冲突，他因而受到双方的影响。卡特的外祖父曾在四任总统任期内当过邮政局长，后来也做过联邦税务官，是个颇有政治手腕的人物。他常和卡特的父亲一起讨论时局政治，引起童年卡特对政治的兴趣。后来， 卡特的父亲不仅自己越来越关注政治活动和社会事务，也鼓励卡特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集会。卡特的母亲是名护士，常常照顾穷人百姓，在南部种族歧视严重的情况下，也肯让自己的孩子与黑人的孩子们交往。这对卡特成年后形成的反种族歧视观点很有影响。从 1962 年起，卡特开始竞选州参议员，1963年当选。在四年任期中注重立法，关心教育，树立了很好的声誉。1970 年又竞选佐治亚州州长，获得成功。

卡特在担任州长期间，大力宣扬种族平等，在州政府内任命黑人官员， 并把政府内的黑人雇员增加了 40％。他承认黑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批准悬挂著名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肖像。他对州政府进行了改组，也加强了州一级的各种委员会和机构的作用。他坚持实行以零为起点的预算制，反对搞赤字。他也积极支持环境保护的活动。所以，卡特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使他得到了“新南方”领导人的声誉。除此之外，卡特还在 1974 年负责民主党全国竞选委员会的工作。然而，即使如此，他对华盛顿来说，仍然是一个不知名的人，一个“外来者”。他在民主党内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以及后来在大选中获胜，在许多政客看来都是意外之事。

卡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联邦政治舞台的。他承认，他的思想背景中有深刻的南方人本主义色彩。他特别指出，这种美国南方的人本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老年人、穷人，改进教育，提供就业机会；同时还要不浪费钱财，而这些思想就是他带入白宫的主要指导思想。然而，卡特自己也承认，这些思想是有矛盾的，卡特是一个民主党的总统，又有刺激经济

的承诺，因此人们希望政府拿出更多的钱来兑现他的诺言，人们希望有更多大把花钱的机会，而他却偏偏不愿增加预算赤字。他与约翰逊和肯尼迪不同， 他完全不赞成那种赤字财政的做法。的确，卡特也许是历届民主党总统中最保守的一名总统了。他时时以他做佐治亚州长时的经验为参照，那时，他不仅实现了预算平衡，甚至在卸任时，还出现了预算盈余。作为总统，他仍然抱有平衡预算的愿望，尽管这多少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幻想，甚至被民主党中的某些人看作是渎职。这也是卡特上台后不久即同自己本党内的一些主要人物发生意见分歧的主要契机之一。

考虑到前几名总统任内所遭遇的通货膨胀问题，卡待也隐约感觉到处理通货膨胀的困难和防止其发生的必要。实际上，卡特时期的主要经济问题仍然是对付衰退、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但是，在他上任初期，通货膨胀尚处于可控制的范围，而经济复苏的迟缓似乎是更加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卡特的经济顾问们为他制订了一个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方案，其中包括以增加公共就业机会、提供培训和公共服务项目加速复苏的内容，也包括一项税收措施， 即给每个纳税人 50 美元的税收回扣。出于卡特一贯的认识，他对这种税收刺激经济的方式很有些怀疑。但是，他的经济顾问们一致赞成这个方案，加上民主党的政客们也支持这一方案，卡特就认可了。但是在他正式将这一方案提交国会之后，他又犹豫了。随着各种经济指标表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 他已经担心这样的刺激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复苏了。因此，他最终在 4 月撤回了他的税收回扣建议。

这一颇具戏剧性的事件表明，卡特政府从一开始就在经济政策方面处于尴尬的境地。他既害怕衰退，也害怕通货膨胀，真可谓是“前怕狼，后怕虎”， 搞不清自己的主要敌人是谁。事后，卡特对此解释说，由于他的刺激经济方案在参院被拖延，到 4 月时，布卢门撒尔、兰斯等人对他讲，税收回扣不仅已经不必要，还会刺激通货膨胀不断增长的威胁，其他的顾问们意见不统一， 但即使在主张坚持的人中，也有部分原因是怕影响卡特的声誉，造成前后不一致的政策印象，所以，卡特说，他是“硬着头皮”了结这件事的。卡特也承认，这件事的确让他吃了很长时间的苦头；但是，他仍然辩解说，在他的任期中，“有三年半以上的时间，我在经济上进行的主要斗争是对付通货膨胀，我始终是站在对财政问题持审慎态度、限制预算、减少赤字这一边的”。

按照卡特的首席经济顾问查尔斯·舒尔茨的说法，卡特对自己的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舒尔茨认为，卡特的财政保守主义态度是深深植根于其全部生活的，即使在他执政初期同意实行一种刺激经济的政策时，他也有一种对于过度开支的紧张感和恐惧；倒是在他执政的后两年中，明显地实行财政紧缩、减少赤字的政策才是和他的保守主义一致的。尽管在后期这样做起来， 明显地要比前期困难得多。

回顾这一段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卡特一直试图在刺激经济与抑制通货膨胀两者之间找平衡，但是达到这种平衡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就产生了频

繁的政策摇摆，不断在两种政策目标之间跳来跳去。他最后下决心对付通货膨胀，实在也是迫不得已的举措。卡特一度希望把充分就业下的经济增长作为他的政策目标，尽管充分就业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福特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曾在他们 1977 年的最后一份报告中，重新斟酌充分就业的定义，认为由于年龄和性别等人口自然构成的变化，充分就业下的失业率将会上升到 4.9％，而且有可能会继续上升到 5.5％。然而，如果政府对实现这样一个充分就业的目标作出承诺，那就是很不明智的，不仅在财政上会出现问题，通货膨胀的代价也将难以承受。卡特是在 1977 年下半年通货

膨胀日益上升时开始转变他的政策目标，但是到 1977 年底，经济顾问委员会

预测 1978 年经济可能出现衰退，于是 1978 年的预算就又侧重于减税和税制

改革。然而 1978 年实际上是个繁荣年，通货膨胀复燃，于是工资物价的路标政策被重新提出，政府劝说人们自愿限制工资和物价的增长。1979 年后，由于石油价格暴涨，衰退威胁又起，卡特再提刺激方案，1980 年送交国会的是一个反衰退的方案。但是，这时经济的内在张力已经不再顺从卡特这种矛盾多变的政策了，通货膨胀上升到 13％。这时卡特已经无路可走，只能急刹车， 不顾大选在即而将经济送入衰退之中。

然而，卡特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他的经济顾问们态度的影 响，而其顾问们的意见又常常表现出不一致。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卡特政府要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更为困难。卡特在竞选时曾提出，要起用一些新人，以新的思想来治理经济。但是，他实际实行的东西，包括削减赤字，利用微观

政策，减少规章放松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超出福特政府所付出的努力。客观他说，这也许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和经济理论界并没有出现重大突破的现实，它们没能为卡特提供进行变革的利器。另一方面，改革的社会心理的不成熟也使卡特和他的顾问们所能想到的一些改革受到政治上的制约，难以推行。卡特曾经对此深有感触地说：“规划我国的经济，教育我们的儿童，为有病的人医治疾病，为挨饿的人提供食品，节约我们的资源，执行法律以及数百项其他责任，被美国人民视为总统应当关心的事情。有些时候，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时候，他的意见只是许多种意见中的一种。国内问题是他花时间最多、但却是他最难控制的问题。”他认为，总统在对外事务方面的权限要大得多，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也易于取得公众的支持；“而在众多复杂的、有时是彼此冲突的国内问题上，要得到这样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