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通货膨胀斗士卡恩

尽管卡特声称，他一直把通货膨胀作为他这届政府经济上的首要问题来抓，但在他的经济顾问中，真正主张反通货膨胀的人实在不多。在这不多的人中，阿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曾经享有反通货膨胀斗士的声誉。作为公共部门管制的专家，卡恩曾担任民用航空委员会的主席，在利用微观

手段放松管制、加强竞争、降低航运价格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他一度获得了很大的权力，成为卡特的反通货膨胀顾问，政府政策的发言人，但失势也格外迅速。

阿尔弗雷德·卡恩原在康耐尔大学任教。1947 年，他 30 岁时就在康耐尔大学经济系有了教职，在 1969—1974 年，还担任该校文理学院的院长。其间，他除著书立说外，还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能源委员会等公司和机构做顾问。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他曾短暂离开康耐尔大学， 到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做过高级工作人员。此后又重回康耐尔。因此，他把康耐尔大学看作是他的基地，每当他在政府工作中遇到难题时，都把康耐尔看作是他的抽身退步之所，是一个他随时都可栖身的地方，因而也在众多政府官员中显得格外洒脱。有人说，他集科学与幽默于一身，是他那一代人中不可多得的人物。他也因此同新闻界保持良好的关系。据说，有一次，白宫人士对卡恩预言经济将进入衰退表示了不满。卡恩就对记者说，他不会再使用“衰退”这个词了，但是，他却说“香蕉”要来了，并且在以后的几周里都使用“香蕉”作为衰退的代用词。后来他对那些记者说，他并不想说些温和的话，“如果让我在直言、坦率、理性的诚实与保住官位之间做选择的话， 我情愿选择前者”。

然而，作为一位著名而又受人尊敬的微观经济学家，卡恩更愿意接受通货膨胀的挑战。他把战胜通货膨胀看作是“值得以他的才能来解决的”问题。他长期从事微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早在 30 年代后期，他在那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同时在布鲁金斯学会和司法部下属的反托拉斯法处做研究人员。这一段时期的经历使他对某些企业界人士压制竞争的行为以及他们利用相互间的协议破坏经济规律的行为相当熟悉，而且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在 1948 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曾研究过英国的实业组织，认为如果英国工业要恢复其从前的活力，就必须尽快改变这种“日渐僵化的实业组织”，因为它们“几乎是一致地放弃价格竞争，减少产品的品种，并且用无数的办法进行限产，联合销售，还限制外来者的进入”。他也曾研究过美国能源业中的管制行为，对得克萨斯州的铁路委员会在石油业中保护市场、维持价格、取消竞争的做法给予批评。作为一名管制经济学的专家，他强调，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为供求打通渠道，执行反托拉斯法，并且充当防止犯规的裁判员。他认为，有时候政府干预经济是必要的，但实行的时候总要小心谨慎，而且尽可能不要使之成为一种时尚。他在 50 年代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企业家们常常受到复杂而又重叠设置的规章制度的干扰，受到政府政策变化以及对反托拉斯法的不确定的解释的困惑，而这些又全部阻碍和挫伤创新的积极性，也会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时他也批评那些寻求保护以对抗市场竞争力量的商人们，说他们和英国人一样，在同政客和官僚们结成联盟。

1974 年时，卡恩曾做过一段纽约州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的主席，把这个他曾经批评过并且当时处于半死不活状态的机构变成了州政府中一个最富想象

力也最有趣的一部分。他采用了在用电低谷期降低电价的办法，还坚持让电力公司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降低费率。他还责成纽约电话公司允许客户使用自己的话机，而不必要求他们租用公司的设备；作为交换，他允许电话公司对查询服务收取费用，但坚持对不使用服务的顾客给予优惠。卡恩的做法打破惯例，既降低了价格，也改善了服务。

卡恩把他的这些做法看作是战胜通货膨胀的上策。他承认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必要的，而且也倾向于平衡预算和让货币供应量自动增长；但他不是货币主义者。他认为许多价格上涨是由于生产和分配的瓶颈现象、不当的政府管制以及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消除这些弊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平衡预算和控制货币供应。而且政府在这些领域中的不当政策应该对“所有的通货膨胀负责”。当这种政府应当承担责任并且容忍了的通货膨胀同实业界、工会、消费者心理等因素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更加严重了。谁都担心自己会受到损失，商人们会事先提价，好把以后增加的成本先包括进去；工会会要求更大幅度的工资增长；消费者也会大量购物，以防止物价进一步上涨带来的损失。卡恩认为，如果大家都停止这种“你追我赶”的游戏，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就会放慢下来。

卡恩的这些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与卡特不谋而合。卡特在竞选时就曾提 出，如果他当选，就要减少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提高办公效率，整顿规章条例。1977 年 5 月，卡恩被卡特任命为民用航空局主席。他开始在这个并不

显赫的联邦级职位上实践他的理论。他首先表示，他要改变该局以往的状态， 不能只是跟着应该被它管制的行业走，而要负起管理职能。以往形成的局面是，大型航空公司已经形成了固定价格，建立了航线，并且尽可能地减少竞争。它们愿意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卡恩上任后不久就告诉航空公司的经理们，他将乐于接受他们实行优惠价和特价的申请。接着，他又成功地施加压力，通过立法，使新来者能比较容易地进入航空运输业。当一些较弱的航空公司提出抗议时，卡恩则答复说： “受保护而不参与竞争的实业家都会把竞争看作是坏事”，而他的任务则是“保护竞争，而不保护公司”。有人警告卡恩，他这样做会使一些公司不得不撤出这个行业。卡恩的回答是：“有些人可能会在路边抛锚。但是，那些学会做出相应调整的管理人员会干得非常出色。”

几个月后，卡恩就宣布，由于进行了调整，航空业的价格已经下降，效益已经提高。他对记者说：“已经有迹象表明，在航线规划方面，价格竞争已经使许多懒散拖拉现象得到改变。”而后，他就准备扩大“战果”了。他向其他类似民用航空局的管制机构发出建议，让它们也实行同样的做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他的游说，国会在 1978 年 10 月通过了一项放松管制的立法。

至此，卡恩已经获得了卡特政府中反通货膨胀斗士的声誉，被人们认为是卡特任命的诸多官员中最好的一个，也是政府中唯一懂得怎样使价格下降

的人。1978 年 10 月，卡特将卡恩提升到了 3 个新的岗位：他成为经济政策小组的成员，工资和物价稳定委员会的主席，还是总统的通货膨胀问题顾问。这时，卡恩成为政府中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是政府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发言人。

在新的职位上，卡恩一面继续在其他管制机构实施他的放松管制改革， 一面也在尝试新的劝说政策，要求实业家和工会领袖以爱国主义的精神予以合作，自愿压低他们的价格和工资要求。他不赞成工资和物价控制政策，但是希望道德的力量会起作用。如果此计不成，则动用公众舆论的压力，迫使违犯者就范。这时也就是卡特政府重提工资物价路标政策的时候。卡恩提出了政府可以接受的工资和物价增长幅度：前者为 7％，后者为 5.75％。他认为，如果这些限度能得到遵守的话，在一段痛苦时期之后，将会出现物价的稳定回落；在放松管制与生产率提高的配合下，通货膨胀心理预期就可以被最终打破。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伊朗革命引发的石油危机会再次激化美国的通货膨胀，使卡恩抑制通货膨胀的努力受到打击，也使美国经济再次滑到衰退的边缘。1979 年仲夏，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14％，失业率仍然在 6％的水平，而且还在继续上升，经济增长率还不到 1.5％，滞胀终于出现了。卡恩对人们道德的呼吁并没有发挥其预想的作用，而他本人也由于他政策的失败而失势。尽管他在 1978 年 10 月的政府机构调整中未被解职，但他的声音自此就在华盛顿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