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索尔尼尔

阿瑟·伯恩斯在 1956 年 12 月辞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职务之后，接替他的是雷蒙德·索尔尼尔（Raymond J.Saulnier）。索尔尼尔也是哥伦比亚的经济学家，并且是阿瑟·伯恩斯在全国经济研究局的同事。从 1955 年起，伯恩斯要他以财政专家的身份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担任顾问。1955 年。他被任命为委员会的成员。

和他的前任一样，索尔尼尔坚持认为委员会应起客观的、非政治的作用。索尔尼尔比伯恩斯更倾向于下放权力，与他的同事约瑟夫·戴维斯以及保

罗·麦克拉肯一起挑担子。这个新主席也比伯恩斯更加依靠自己的工作班子，并且情愿有一个永久性的。由学术界人物起平衡作用的职业班底。

索尔尼尔参加到一个已经有四年工作经验的政府中来，他一开始并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同艾森豪威尔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尽管某些观察家认为，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第二任期日趋孤立，索尔尼尔却几乎同伯恩斯一样经常与总统会晤。他出席所有的内阁会议，参加同国会领袖的会见，为准备记者招待会向艾森豪威尔汇报，帮助写讲稿，对是否签署国会送来的议案向总统提建议。和伯恩斯一样，索尔尼尔也主张委员会应采取超政治的“职业”姿态。作为经济顾问，他是以经济学家的观点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咨询意见的，并在此基础上与艾森豪威尔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索尔尼尔在回答他和艾森豪威尔是否讨论经济理论问题时，有以下一段有趣的回忆。

“如果你同他谈加速数原理，他会要你解释你说的是什么，仅此而已。我记得有一次深夜人们把国情咨文送给我——这种事情总是如此紧急——这已经是最后一稿。我通读了一遍，上午跑去见他，这是他即将向国会宣读咨文之前。我大约在 11 点的时候见到他，也可能是 11 点 1 刻。他的秘书很快

跑来告诉我时间已近 12 点并对我表示不快。我说：‘总统先生，有些地方我希望你能改一改，这样我们就又看了一遍并做了修正。我的目的是把经济部分搞清楚，使人们无法挑剔说：看！他不懂经济学。’当我们搞完的时候，我说：‘总统先生，现在没有人能在经济学上挑你的毛病了！’他温和地看着我并且说：‘我不想像一个经济学家那样谈话或者像一个经济学家那样措辞，我要的是使人民懂得我。’被理解，这就是他的目的。”索尔尼尔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话对经济学家也有深刻含义。

索尔尼尔回忆他同艾森豪威尔的会晤有两类。第一类是谈一些专门问题。比如说，住房法案，如果是这一类问题，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将同那些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政府人员坐在一起。如果是农业，可以肯定有从农业部来的人，倘若讨论食糖法案而农业部的人不参加，他们就会有意见。艾森豪威尔的工作方式和大多数总统一样（卡特除外）要有一名参谋长，或叫白宫助理。文森豪威尔时期先是谢尔曼·亚当斯（Sherman Adams）后来是杰里·珀森斯（Jerry Persons）。碰到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先经过他们，然后在会见总统时他们也派人参加。

第二类是研究经济形势，如经济是不是在走下坡路，是不是要遇到麻烦？经济活动的强度如何，趋势如何？这是一种经济周期和商情分析问题。在这种场合，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将亲自在场。他和总统将坐下来研究数字，利用全国经济研究局《商情摘要》提供的数据，索尔尼尔总是把统计专家朱莉·希斯金带来，同时把所有有关资料准备好。对这些资料索尔尼尔自然是运用自如无需什么准备的。如果他认为需要尽快见到总统，就去向总统秘书打个招

呼，在一两天前约定见面时间。碰上紧急情况，可以向秘书说明原因，马上求见，实际上，只要跨过一条马路就到了总统办公室。通常汇报不超过半小时。如果总统深感兴趣，就会超过时间，根据索尔尼尔的体会，艾森豪威尔对顾问们的主意是要经过自己价值观过滤的。艾森豪威尔的哲学以个人为中心。他倡导的是个人主义类型的制度，主要是民主制度、企业家制度、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制度。他不是一个推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布道者，但他有一定的价值观并且是要按与自己价值观相一致的方向去办事的人。如果提出的问题与铁路体制相关并涉及规章制度的问题，他的倾向肯定是强化竞争制度。在索尔尼尔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主管宏观调控的各经济部门

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协调下逐渐建立起一种比较规范的非正式的组织形式，它对发挥总统经济智囊们的集体作用、防止不必要的磨擦和内耗起了较好的作用。

索尔尼尔同白宫助理加布里埃尔·豪格（Gabriel Hauge）以及豪格的继任人唐·帕尔伯格（Don Paulberg）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同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相处融洽，同他的继任者罗伯特·安德森的关系更好一些。安德森处理经济问题比他的前任更灵活更少教条主义。尽管据说经济发展与稳定顾问委员会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期间已变得不太重要，索尔尼尔还是维持着伯恩斯任期所发展的同其他部门之间的接触。索尔尼尔继续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建立起一个更加扩大的、包括所有信贷机构的发展与稳定顾问委员会。他也是内阁小企业和物价委员会的主席。

也许这段时间的主要创新是安排了索尔尼尔、豪格、安德森和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rn McChesnev Mar-tin）之间的非正式会议。文森豪威尔坚持严格遵守联储的独立性，但是在联储行动与政府总体经济政策之间有某种协调还是很必要的。自从联储出席经济发展与稳定顾问委员会之后，该委员会成员已能经常与联储官员见面。但是到了 1957 年秋天，索尔尼尔和安德森感到主要经济决策顾问们应当有一个同总统经常碰头的制度，特别需要同联储发展一种更好的相互沟通的关系。终于这四个人开始同总统进行定期非正式会见，后来这种形式获得“四人会”，“财政委员会” 的不同称号。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部门之间相互沟通的最重要形式之一，并且在制定 1957—1958 年反衰退政策时显示了作用。它也是肯尼迪政府“三驾马车”和“四人会”的前身。

在这种碰头会上，艾森豪威尔在开会时总要让索尔尼尔先谈一谈经济形势，然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以及财政部长都会发表一些不同看法。这样，他们就获得了彼此沟通信息和观点的良好机会。所以此时联储已有两个场合可以同政府接触，一个是经济增长与稳定顾问委员会，一个就是“四人会”。艾森豪威尔从不忘记尊重联储的独立性，他总是说：“这是一个独立机构，以后它还应当保持这种状态。政府请他们参加会议不是教他们如何管好联邦储备系统，但需要做到一点，当联储作出决定的时候他们应知道政府怎样看

待形势，这是他们必须研究的信息。”

了解总统经济顾问班子怎样应付经济周期波动，对于研究总统与其智囊们的经济决策过程是有益的。

1956 年下半年，由于资本货物和耐用消费品需求的高涨，物价上扬，通货膨胀成为政府的主要关注。索尔尼尔恰好是在这样的时刻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这一年消费品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为 3.5％，政府为此而感到吃惊。1951 年的经济报告提出了和政府早先的报告相同的基本论点，即在与私营部门合作以便为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提供稳定的环境方面政府只需要进行有限的干预。虽然人们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所发挥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有怀疑，但是政府除去要求平衡预算外并没建议采取其他干预行为。然而政府对来年预算的安排使保守派怀疑它在这一点上的诚意。经济报告更侧重于规劝企业和劳工为国家的经济福祉负起责任，对工资、物价实行自动约束。联合经济委员会坚持认为这样的措施力度不够。财政部长汉弗莱也表示或许需要更大的预算削减。在这种鼓励之下，国会不顾政府的抵制，又从预算中削减 40 亿美元。到 1957 年 5 月，经济指示数字表明繁荣已经结束，现在需要的是反衰退而不是反通货膨胀了。但是，另外一些证据表明，经济仍处于繁荣期，国民生产总值、个人收入和就业都在上升。尽管索尔尼尔还没有预测到衰退的降临，但他的确在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放松银根，只不过联储主席马了、豪格和政府其他成员仍然集中注意力于通货膨胀。8 月贴现率被提高，银根更加抽紧。

在 1957 年 10 月“四人会”的第一次会议上，索尔尼尔提出放松货币政

策的主张，但是没有得到支持。直到 11 月中，联储才采取了放松银根的步骤。但是除此之外，政府没有采取主动的反衰退的措施。索尔尼尔努力说服政府注意预算局长布伦戴奇所制定的 1959 财政年度预算对支出估计过低。这种估计从经济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从卫星上天后的军事需要看是不能接受的。尽管如此，政府仍力求实现财政结余，虽然后来并未按计划实现。艾森豪威尔之所以支持这样做，主要是怕赤字在长期中会导致灾难性的通货膨胀。

这时，要求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以对付衰退的压力在增加。劳联—产联以及制造商协会都坚持减税可以给经济带来它所需要的刺激。艾森豪威尔的前经济顾问主席伯恩斯也力促艾森豪威尔批准减税。财政部长汉弗莱、安德森和马丁以及其他人则极力反对。索尔尼尔不是一个热心提倡减税的人，但在本届政府中为了使民主党捞不到政治资本，他比其他人更愿意接受这种做法，尽管 3 月份有某些迹象说明，如果经济衰退还不能迅速走出谷底，政府有可能提出减税，可是安德森则对总统施加影响，阻止了这一行动。

在支出计划方面，也没有一点为反衰退而改变方针的迹象。除了国防费，政府支持的主要支出增长是失业保险补偿费，除此之外，任何公共工程开支都受到强烈抵制，民主党支持的河流与港口议案全都遭到否决。到 1958 年夏季，形势好转，放松银根的政策和有限度的财政措施看来已足够制止衰退的

发展。

1959 年总统经济报告回顾了 1957 年和 1958 年两年的衰退和复苏，但报告内容主要关心的仍然是通货膨胀。当批评者们感到经济还没有充分从逆境中走出来、还没有达到应当转变为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时候，政府已经对衰退期间持续的通货膨胀感到吃惊。这是一种同以前经历过的通货膨胀有所不同的“新通货膨胀”。这对于强调价格稳定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前提的那些人是特别不祥的兆头。如果说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愿意接受通货膨胀作为实现充分就业的代价，那么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人则不这样想。伯恩斯曾向艾森豪威尔建议政府不必为通货膨胀过分担心，但是其他的人包括索尔尼尔则向艾森豪威尔建议保持物价稳定。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关心程度从他批准经济报告以及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修改 1946 年就业法，把“稳定物价”作为中心目标之一这两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个建议在国会中没有获得通过，但是艾森豪威尔不管国会的想法，自己采取行动把重心转向反通货膨胀。1959 年 1 月的一次特别内阁会议决定建立了一个影响价格与成本的政府活动委员会，由索尔尼尔任主席，还建立了一个稳定物价。发展经济的内阁委员会。

在财政政策上，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平衡 1960 财政年度的预算，对经济稳定的强调超过了经济增长。反衰退和促进复苏的措施被停止，反过来致力于减少开支和消灭在衰退情况下发生的赤字。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的民主党批评家坚持认为，这种做法对降低已达 6％的失业率不利，是对经济增长的不必要牺牲。但艾森豪威尔则强调，预算赤字挤占私人储蓄，对企业投资起阻碍作用，不利于经济增长。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顾问们之所以害怕通货膨胀有一个国际背景，即怕破坏外国人对美元的信心。他们认为，一个稳定的国内经济以及外国人对美元的信心是维持国际金融平衡的必要条件。也可以说，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关注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1960 年的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报告同总统经济报告唱反调，再一次反映了稳定和增长以哪个为主的党派分歧。1960 财政年度联邦预算有 10 亿美元的结余，但政府仍坚持抵制减税或放松银根，但是政府以稳定、复苏和增长为目标的计划，很快被另一次与 1957—1958 年相似的衰退所打断。尽管索尔尼尔认为联储放松银根的措施不及时是导致衰退的主要原因，但人们认为政府如此迅速地使预算由赤字转向结余似乎也对 1960 年的衰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政府这时试图用不承认衰退的存在来减轻衰退的政治影响，但对共和党经济政策的不满对于 1960 年民主党在竞选中取胜是起了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