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的主要经济顾问

卡特的确在他的经济决策层中带进了一些新人，他们有的在经济学界不是声名鹊噪的人物，但也有一些具有服务于以前各届政府的经验，如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舒尔茨；有的是企业界名流，如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白宫预算与管理局长伯特·兰斯，还有一度担任联储主席，后来又继任财政部长的威廉·米勒。这些人在经济政策方面各有侧重，认识并不一致；而卡特对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倚重，则反映出他自己在政策上的摇摆。卡特深知自己是作为一个外来人入主白宫的，他了解自己缺乏在华盛顿社交圈中的必要联系，也缺乏同国会打交道的经验；所以，他竭力通过任命重要内阁官员和顾问们来弥补自己的短处。他在经济事务顾问方面的选择侧重于企业界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希望加强同企业界的联系，取得企业界支持的愿望。然而，卡特的这些主要经济顾问们并不具备像肯尼迪政府时期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勒那样的能力和素质。这或许是他们虽然有时能充当政府政策的发言人，但却不能自始至终对经济政策打上深刻印迹的主要原因。

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L. Schultze）无论是从他的职务上，还是从他的任期上，都是卡特最主要的一名经济顾问。尽管他在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之前，并不是一名知名度很高的经济学家，但是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任职的时间却比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要长，也许只有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雷蒙德·索尔尼尔（Raymond Saulnier）能超过他。

但是，舒尔茨在进入卡特政府之前也绝非等闲之辈。事实上，《当代人物传记》还曾在 1970 年 1 月号上将他描述成“从 1965 年 6 月至 1968 年：月华盛顿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尽管他并不怎么公开露面，他却掌管着联邦政府大量的活动经费，牵动那钱包的拉链”。是的，那时他曾是白宫预算局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名局长，负责制定了 1967、1968 和 1969 年的联邦预算，并且试图推行一套“计划规划预算系统”，实现联邦预算决策权的下放，将某些权力从国会转移到职能部门或者地方。不过，他的做法相当激进，又是在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的时期提出，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所以，他在完成了 1969 年的预算准备工作之后，就挂冠而去，回到他原来执教的马里兰大学教书去了。

舒尔茨曾在陆军服务，获得过青铜星章和紫心勋章。而后，他在乔治顿大学完成经济学学业，毕业后在明尼苏达州的一所大学当过两年教员。1952

—1959 年，他又回到华盛顿，先是在物价稳定局作经济学家，后来则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中，以经济学家的身分作工作人员。同时，他坚持业余学习，分别在 1950 年和 1960 年从乔治顿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和博

士学位。这以后到 1965 年任职预算局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他主要在马里兰大学作经济学教授；而在他辞职重回马里兰大学作教授期间，他也在普林斯顿

大学作高级研究员，有时还在哈佛大学开开讲座。当然，他也没有停止对政府的咨询工作，他曾为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出谋划策。

当卡特选中舒尔茨作他的首席经济顾问时，许多人都认为舒尔茨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经济学背景和他的工作经历，而且因为他与卡特有着类似的哲学观和个人气质。他曾多年致力于政府的有效运作，主张让市场干预政府而提高政府的效率，而这同卡待所宣称的给美国人民一个精干有效率的政府的主旨不谋而合。他生性洒脱，不拘小节，爱好户外运动，也与卡特十分合得来。这使他们两人从一开始就相处融洽。但是，也有人认为，舒尔茨既出自被称为“自由主义思想库”的普林斯顿，如果卡特希望得到的是左派自由主义的参谋，舒尔茨就会发挥他的作用，否则就不会有所助益。这种判断多少也有其道理。

实际上，卡特上台后的第一个刺激经济的方案就出自舒尔茨之手。税收回扣的主意也是舒尔茨的。当时，卡特政府中一个相当明确的目标，是要刺激复苏乏力的经济，而税收回扣就是作为一种迅速刺激经济的手段来加以考虑的。同时，这种考虑与舒尔茨的小政府的一贯思想也是一致的，他宁愿减少税收，也不愿过多增加开支。在这一方案提出时，据舒尔茨回忆，政府内经济顾问们的意见是一致赞成的。也许是因为当时布卢门撒尔和兰斯等人还在熟悉自己的工作而无暇他顾，当时的分歧并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卡特最终还是否掉了舒尔茨的意见，而接受布卢门撤尔和兰斯的意见。而自此以后，查尔斯·舒尔茨在政府决策中的声音也就日渐减弱了。

另外，舒尔茨认为卡特有一种偏爱微观政策的倾向，他更愿意处理像最低工资、农产品价格支持、能源政策一类的政策，而对宏观决策则顾虑颇多。他很明白，在宏观政策方面，人们对他这个民主党总统所要求的是大赤字。舒尔茨领导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微观政策方面配合做了许多工作，如研究最低工资与农产品价格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也向卡特发送各种长短期的经济形势预测，并为他准备重大问题的备忘录。然而，这种情况也许恰恰说明了其作用下降的事实。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因素也许也是使舒尔茨作用下降的原因。卡特政府取消了福特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委员会，但也没有恢复“三驾马车”的做法，而是另搞了一个经济政策小组作为经济决策的最高机构。但是，这个所谓的经济政策小组，实际上过于庞大了，内阁各部都要有代表挤进去，并不能有效地决策。舒尔茨对此不满意。相比之下，他更适应约翰逊一肯尼迪时期“三驾马车”的决策机制。

布卢门撒尔（W.Michael Blumenthal）是曾被看作在卡特政府经济决策方面起主要作用的人物之一。他在担任卡特的财政部长之前，曾是一家大型工业混合公司的总经理。对他的任命曾受到企业界的欢迎。

布卢门撤尔也是学经济的，曾在普林斯顿获得博士学位，教过几年经济学。然而，从 50 年代中期起，他就开始在大公司任职，尽管在肯尼迪一约翰

逊时期，他也曾在国务院做过处理经济事务的官员，但他在 20 多年中主要是在从事商业活动。

担任卡特的财政部长之后，布卢门撒尔成为卡特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发言人。他同时兼任经济政策小组的负责人。据说，经济政策小组的成立同布卢门撤尔也有很大关系，他希望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以财政部为中心，抵消基辛格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影响。在他的任期内，他更多的侧重于保卫美元的国际地位，同时他也是一名财政上的保守主义者。但是，布卢门撒尔刚愎自用，待人傲慢无礼，同白宫官员的关系搞得很僵，以至卡特不得不在 1979 年夏将其解职。

伯特·兰斯（Bert Lance），卡特时期的第一任白宫预算管理局长，也曾是个实权人物，在制定政府预算和机构改革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他是卡特从佐治亚州带进白宫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物之一，也是内阁成员中唯一一名以前就与卡特共过事的人。兰斯原是一名银行家，从 1970 年开始辅佐当时任佐治亚州长的卡特，担任过佐治亚州的运输部长，然而他的作用却远超过一般的运输部长。卡特自己曾谈到，他对兰斯是十分倚重的，在处理州的许多重大问题上，都要听取兰斯的意见。他认为兰斯精明能干，又同他本人一样，是财政上的保守主义者，因此也是担当联邦财政预算事务的恰当人选。但是， 1977 年夏，一些新闻记者和司法部开始对兰斯进行调查，认为他在以前做银行家时曾有违法行为，进而要求兰斯辞职。卡特承认，对兰斯的调查损害了他的政府的威信，因为他曾树立一个相当高的政府道德标准，为的是挽救自“水门事件”以来的政府信仰危机；而对兰斯的调查和处理就好像是在对他的这一标准挑战。但是卡特也颇为委屈地认为，这不过是欺他是个华盛顿的外来者，是新闻界不肯善待他这个南方农场主的证明。经过一番耗神费力的作证辩解之后，兰斯终于在 9 月底辞去了他的职务。这件事使卡特深深地感到受到了伤害。

威廉·米勒（G.William Miller）在卡特时期曾经担任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一是联储主席，一是财政部长。据查尔斯·舒尔茨所说，米勒和布卢门撒尔是在卡特时期真正能对内阁成员说“是”或“不”的人。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是这一时期经济决策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布卢门撤尔半途卸任，而米勒却继任其职，并一直伴随卡特政府直到其终了。因此，相比之下，也许米勒的作用更长久一些。

和布卢门撒尔的背景有些相同的是，米勒在担任政府公职之前，也是一个知名的企业界人士。他是 Textron 公司的总经理。在 1977 年时，这家纺织品公司已是《幸福》500 家中名列第 83 位的大公司，有 6.5 万名雇员，年销

售额达 26 亿美元。

与布卢门撒尔不同的是，米勒以前并没有经济学的背景。他曾在新伦敦的美国海岸卫队学院学过海洋工程学，曾在远东服过役，到过中国的上海。回国后，米勒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院学习法律，1952 年拿到博士

学位后，进入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50 年代中期，由于业务关系，米勒开始介入 Textron 公司的事务，1956 年正式进入该公司任职，此后升迁迅速，并由于重视社会公益事业，积极促进残疾人和少数民族就业而享有盛誉。米勒在从事实业的同时，也参与一些政事。他曾在肯尼迪时期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工作过；做过“全国实业同盟”的主席；后来还曾在劳工部的“工业培训和就业项目”中承担过责任，为帮助 10 万越战退伍人员就业献计献策。他也积极投身于民主党的活动，如果不是他本人没有兴趣的话，他也许早就被选为罗得岛的州长了，因为他在当地的声誉的确不错，人们希望他能将他的管理才能更多地用于当地的事业。另外，米勒还是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之一。

尽管有这样的背景和经历，卡特以米勒替代阿瑟·伯恩斯担任联储主席的任命，还是引起了华盛顿许多人士的惊奇。企业界人士和劳工领袖对这一任命表示欢迎，但也有许多人怀疑米勒处理货币政策的能力，认为他毕竟缺少必要的经济学训练和素养。一些观察家更敏感地注意到，米勒是一个注重刺激经济而不注重反通货膨胀的人物，对他的任命将一改联储往日紧缩的货币政策，使之更符合卡特政府当时的要求与口味。因此，人们甚至把这项任命看作是卡特政府将在反通货膨胀方面采取软弱立场的迹象。

事实也的确如此。卡特任命米勒为联储主席是 1977 年 12 月的事。当时，尽管失业率仍保持在 6％的水平上，高于政府希望达到的目标，但是经济稳定增长，新的就业机会也在不断创造出来，伯恩斯领导下的联储坚持执行紧的货币政策，而不顾政府一再要求放松的警告。1977 年 10 月初，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舒尔茨甚至发表讲话，公开批评伯恩斯的货币政策。这种做法在以往是并不多见的。恰在此时，伯恩斯的任期届满，正好给了卡特一个机会，为这个重要岗位重新选择一个符合需要的人选。

米勒早在 1974 年时就曾批评伯恩斯在货币方面的紧缩政策；他也曾在一些公开的讲话中说明，他希望联储能转变作用，从通货膨胀的斗士变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者。他甚至认为，最有效的反通货膨胀工具并不在联储的控制之中，它们应该是资本投资、减少联邦赤字、降低能源费用，等等。在卡恃提名参院审议的过程中，米勒在多次的记者采访中和讲话中都讲到，他不惜以通货膨胀为代价，实行扩张经济的政策。他在对国会的讲话中再次肯定，如果反通货膨胀的结果会造成大量的失业或减少国民收入的增长的话，他就不会努力去反通货膨胀。国会在经过长时间的审议（历时 5 周）之后，还是

批准了卡特对米勒的任命，于是米勒于 1978 年 3 月 8 日正式走马上任。

但是，米勒毕竟缺乏处理货币问题的经验，他在上任之前所 237 发表的讲话中，也没有提出推行任何有效有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更没有治理通货膨胀的实施办法。因此，在他担任联储主席的一年半左右时间中，埋下了后来通货膨胀再次攀高的根子。

1978 年春，米勒指出经济正处于持续的中速增长之中。他说，他意识到

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不会使用严厉的或僵化的货币政策去威胁长期的经济效绩。在他看来，实行一种过度严厉的货币政策，就得“冒市场严重破坏和经济紊乱的风险”。这样的立场与以往的联储主席是大不相同的。1978 年中期，在名义利率高而抵押市场货币短缺的情况下，联储本该采取一些扎实的措施来治理通货膨胀，但米勒却只强调以削减联邦赤字，刺激投资的税收政策等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另一方面，米勒谨慎地提高了联邦基金利率，并表明了降低货币供应增长速度的意图，却未能起到抑制物价上涨作用，因为名义利率虽然提高了，但实际利率仍为负值。

米勒对通货膨胀形势的认识也是很不充分的。1978 年 5 月时，他预计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为 6％；1978 年底时，他对 1979 年的通货膨胀率的预测为6.75—7.5％。然而，这段时间中通货膨胀一直在加速增长，而且威胁到了美元币值的稳定。1978 年底，通货膨胀率已接近 1974 年的水平，在两位数上徘徊。从 1978 年夏末起，西方各国的中央银行就在呼吁美国抑制通货膨胀，以阻止美元的下跌。米勒对此的反应只是建议重新使用自愿的工资和物价路标政策。

米勒的态度在卡特政府内部和联储内部也造成了分歧。1978 年 11 月，身为财政部长的布卢门撤尔要求将贴现率再提高 1 个百分点。而米勒却在参院作证说，实际利率是还不够高，但联储意在逐渐地提高，而不想冒损害金融市场的危险。他的意思是说，他不会一下把贴现率提高那么大幅度。米勒的态度也引起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的不满，一些成员开始对他的提议投反对票。当布卢门撒尔为保卫美元的国际地位而大声呼吁反通货膨胀的时候，他和米勒的冲突也加剧了。

为了保持自己政府政策的一致性，卡特在 1979 年夏对内阁做了调整，调整的结果之一，就是由米勒接替布卢门撤尔的财政部长之职，同时也接替他政府经济政策发言人的角色。也是从这时起，查尔斯·舒尔茨和其他一些经济顾问们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声音都逐渐听不见了。米勒成了主角，他在财政部长的位子上显然比在联储主席的位子上要来得潇洒，但他也没有特别骄人的业绩。与他在公司时的业绩相比，他在政府公职中的经历就是一个失败。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否在一个错误的时候被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上。然而，从卡特对他的两次选择来看，他的存在还是符合卡特的需要的，只可惜，他并不具备扭转颓势的特殊才能，枉费了不可多得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