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和舒尔茨

正如上面所引的斯坦的话，尼克松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欢迎。尼克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其新经济政策的决策时，曾对保守派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不同考虑方式做了一些评论。他说：

保守派在谈论经济问题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固为他们相信，为了挽救病人不致病死，必须让病人今天受点痛苦。这种想法通常被自由派政治家们说成是“残忍”或者“对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不幸的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经济问题已经变得比从经济角度考虑经济起更大的作用。当深谋远虑同政治现实发生冲突时，后者有时会毫不奇怪地占上风。

然而，对于这种一时的得势，学者们自有另一番思考。斯坦在看到民众对工资一物价冻结政策的欢欣之后，曾有些悲凉他说：“它说明，（民众）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的普遍支持是多么的肤浅。”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政府的冻结政策是政府受民众意愿驱使而做的一种冒险行为，而不是建立在精密测算或者坚实理论之上的结果。因此，当冻结结束时，需求恢复，促使通货膨胀的因素又会卷土重来，经济将再次陷入困境。主张冻结的人将自食其果。当参与最高决策的人们在狂热之后冷静下来时，会感到他们走入了另一个困境之中。就像后来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但在当时，参与决策的人对于冻结的后果以及解冻的困难还没有足够的意识，只是忙于将既定的决策付诸实施。由于麦克拉肯在 1971 年底辞职，由斯但继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时康纳利还忙于国际事务，斯坦就成了出来帮助尼克松完成这困难的后续工作的主要人物之一。

斯坦是自愿留下来接替麦克拉肯的。尽管他从根本上反对工资一物价控制这种干预市场的做法，但他和麦克拉肯一样，感到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执行这一做法有其道理。因此，在 8 月中的戴维营会议之后，他还帮助尼克松起草过电视讲演提纲。他之所以同意接替麦克拉肯的职务，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他希望能为解除管制而工作。

赫伯特·斯坦有丰富的政策研究经验。他 1935 年从威廉姆斯学院得到大

学文凭之后，即开始专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在 1935—1948 年间，他为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国防顾问委员会、工资和价格委员会、战争动员和转业局（War Mobilization and Con-version）工作。1945 年，斯但也开始为一家由大企业组织的负责人赞助的私营研究组织工作，这个组织叫经济发展委员会。1956 年，斯但担任了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主任。1958 年，他从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6 年，他到华盛顿的“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从事政策问题分析，直到尼克松总统邀请他加入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时，斯坦才离开那里。

斯坦的经济观点和麦克拉肯是一致的，在政策倾向上也是一致的。他支持渐进主义的政策，相信以小痛可以理顺美国经济中的功能紊乱，而避免发生大的危机。1969 年 11 月，实际生产出现下跌，而在 1970 年初通货膨胀又创记录，达到了年率 6％的水平，直到此时，斯坦和其他政府经济学家才逐渐意识到，他们自己遇到了“滞胀”这一新现象，或者说，通货膨胀和经济紧缩同时并存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无论是用他们可以接受的货币主义观点，还是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都不能解释。许多评论人员把这种趋势看作是实践对斯坦理论的明确否定。但是斯坦在 1970 年 6 月仍然告诉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为了治愈通货膨胀，美国经济可能得走过“一段不景气”。“我们现在处于不利状态，⋯⋯我们得做出选择”，警告任何按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刺激经济”的企图。1970 年 9 月，当 8 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公布出来只上升了 0.2％（或年率 2.4％）时，斯坦以此为证，说明政府的策略在起作

用了。

1971 年 8 月的戴维营最高级经济磋商之后，斯坦一麦克拉肯为美国经济采取的策略显然已经被遗弃，而这些保守的经济学家也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转而为监督和执行工资一物价冻结而工作。斯但在生活费用委员会中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任主席，负责为冻结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解冻阶段做筹划和准备。

按照斯但原来的设想，解除管制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情况很快就显示出，公众对冻结的热情并没有在 90 天后马上消退，他们不想一下子就回到自由市场中去。在政府内部，也形成了意见分歧，以伯恩斯为代表的意见想使第二阶段处于接近于冻结的状态，因为在冻结期间，消费物价指数的上涨率实际为零，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有利于形成一种反通货膨胀预期心理；而以舒尔茨为首的意见则希望能有一种灵活的政策，他认为，工会不会长时间容忍一种严格不动的工资标准，而如果工会不合作的话，控制就失败了，所有的安排都不可能实现。斯坦领导他的工作人员在各种选择中权衡，制订出方案，和舒尔茨一起向尼克松做了汇报，并进行了讨论。最后，尼克松选择了一种比较宽松的方案，从冻结后退，进入一种较灵活的政策，允许工资有少许增长。

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也是尼克松政府中的重要经济专家之一。他在尼克松任职初期担任劳工部长，是内阁成员之一；1970 年 6 月，他被任命为新改组的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同时被任命力总统的顾问，并于 7 月初赴任，从此进入尼克松政府的最高经济决策层。随着尼克松任期的发

展，舒尔茨的权力也不断增长，后来他在 1972 年 5 月接替康纳利，成为财政部长，同时兼任尼克松在国内外经济事务上的特别顾问。

舒尔茨有很长时间的经济学专业背景，也有长时间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的背景。他从 1946 年起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书，同时攻读博士学位。1949 年他在那里获得了工业经济博士学位后，一边继续在那里任教，一边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工业关系教授。1962 年，他成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另一方面，舒尔茨从 1950 年中期就开始为两党的政府做经济顾问。1955—1956 年，他曾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高级工作人员，为当时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伯恩斯所欣赏；1959—1960 年是劳工部的顾问；在肯尼迪政府时，他在负责全国政策研究的经济发展委员会中任办公室主任，还是总统劳工政策顾问委员会中的顾问。在约翰逊时代，他曾负责为监督美国就业政策而建立的一个工作组。同期，他写了许多关于劳资关系的书籍、文章和报告。因此，他被伯恩斯推荐给尼克松担任劳工部长，显然是十分合适的人选。

舒尔茨与“芝加哥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有很好的个人交往，在经济思想上也持相同的货币主义观点。从本质上来说，他也是自由市场的积极拥护者，是自由贸易和后来的浮动汇率的赞同者和鼓吹者。在经济政策方面，他除信奉货币主义的原则外，也接受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应平衡预算的观点。

因此，他和麦克拉肯与斯但具有十分接近的立场。但是，舒尔茨与尼克松也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特点，就是注重实际。因此，他能在不同的时间与条件下，将纯粹的自由竞争与有权力干预的竞争这样不同的观点融合起来。他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善于把观点付诸实施。在舒尔茨任劳工部长的 18 个月期间，他曾直接间接地处理过一系列的罢工事件，并致力于说服各个行业工会，帮助政府抑制工资和价格的上涨。他在促使尼克松下决心停止执行“1934 年戴维一培根法”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在这一时期，他的工作能力并未受到很多注意和赞扬，只在他担任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之后，他的能力才逐渐突出出来。

在实行工资—物价冻结的问题上，舒尔茨赞成实行有限期的冻结方案。他凭他对工会的了解和他的经济观点直觉地认识到，尽管当时要求收入政策的呼声甚嚣尘上，冻结却不可能是一种长期的政策措施。冻结管制的是工资和物价，但却不管制公司红利，大公司的所有者们都可以从经济的逐渐复苏中得到好处，这种情况工会是不会长期容忍的。这也是他坚持在冻结的第二阶段要实行一种灵活政策的理由。

1971 年 10 月初；尼克松宣布了工资一物价冻结第二阶段的政策。到 1971 年底，通货膨胀显然受到了抑制，但失业率仍然保持在 6％的水平，居高不下。这使政府和参与决策的经济学家们感到不安。尽管斯坦曾预料到，管制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会促使人们实行一种扩张的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而且他和他的同事们也一直保持着对扩张政策的警惕，但他们还是陷进去了。为了实现 5％的失业率目标，就不能不增加财政开支。于是，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其他经济学家的支持下，1972 年年初，尼克松已经在力劝他的内阁成员要扩大开支，而不是要厉行节约。9 月，舒尔茨要求国会提高联邦债务的法定上限，为联邦政府进一步扩大开支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放松了货币供应。1971 年下半年财政货币双紧的政策过渡到了 1972 年财政货币双松的政策。这时，无论是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麦克拉肯和斯坦，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的舒尔茨，还是联储的伯恩斯都认为有刺激需求的必要，而且，由于通货膨胀率相当低，也有相当的余地在下一次通货膨胀涨势再起之前刺激需求的增长，因此，他们虽非有意联手行动，却是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扩张政策。

到 1973 年底以前，似乎一切进展顺利。尼克松在 8 月开始竞选连任时不无得意地罗列了他的政绩：新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率从 1969 年的 6.1％下降到了 2.7％；1972 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已达到 6.3％，是自 1965 年以来的最高经济增长率；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上升，税收下降；股市行情看涨。这些成果为尼克松的竞选连任增添了有力的砝码。尽管当时“水门事件”已露端倪，人民还是给了尼克松最大的支持，使他在大选中以压倒优势击败了民主党的竞选对手麦戈文而再度当选美国总统。

好景不长。1973 年 1 月，当管制放松时，食品价格出现暴涨，肉类的价

格涨势尤甚。这种情况和政府预想的管制取消之后，能保持通货膨胀水平稳定的情况完全不符。人民开始抱怨，劳工组织表示，如果政府不能对肉类价格加以限制，他们就不能约束工资水平。于是，尼克松在 3 月 29 日重新宣布

对肉价进行最高限价的管制。他和舒尔茨都公开发表讲话，要求工会保持 5.5

％的工资指导线不予突破。舒尔茨还要求商业银行提高优惠利率，以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也是在这一时期，斯但同政府中其他主要经济学家发生了意见分歧。他渐渐又回到了他早先的自由市场观点，拒绝重新采用工资一物价管制的方法减缓通货膨胀的上升。他认为，既然这种管制是一种暂时的措施，早晚是要摆脱出来的；而且，管制的实践已经表明，继续进行管制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国会免除了对所有低于合理生活水准的工资的控制，管制对大约一半的工资部门已不起作用。应当沿着继续解除管制的方向前进，而不是倒退。因此，管制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自愿的控制阶段。

但是，尼克松还是希望实行管制。斯坦和舒尔茨试图说服他不要再去冒险；他也试图说服他的经济顾问们制定再次冻结的计划。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讨论磋商，尼克松终于下定决心，不顾劝阻，实行第二次冻结。舒尔茨于 1973

年 6 月 13 日宣布了新的 60 天的物价冻结，并承认新经济政策的第三阶段失败了。然而，第一次受到欢迎的政策，第二次使用时效果却截然相反。一时间，供应紧张，物品奇缺，农民们藏起了牛，淹死了鸡，甚至声称他们要移居到阿根廷去。结果冻结在实行了一个多月后，不得不逐渐解冻。最后，以农产品价格上涨 100％的结果宣告了第二次冻结的失败。

1973 年下半年至 1974 年初，世界粮食歉收造成供应紧张，特别是苏联大量买进谷物，形成了强大的需求压力，迫使美国的粮食和食品价格上涨。接着是产油国组织实行禁运，引起石油恐慌和油价攀升。通货膨胀骤然上升。这一切都出乎经济顾问委员会和政府其他经济顾问们的预料。然而，这种由需求上升引起的通货膨胀，也绝不是工资一物价控制所能制约的。1974 年 4 月，工资一物价管制彻底结束。在这段时间中，斯坦已经从扩张财政的主张转向平衡财政的“老信条”，决定减少政府开支，降低财政赤字。伯恩斯的联储也实行了比较紧的货币政策。但是，伯恩斯在要求平衡预算方面比斯但走得还要远，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预算平衡”，被斯坦讥讽为那利米

（《旧约》中的希伯来先知）。而当劳工部长彼得·布里南提议为跟上通货膨胀的增长而给工人增加工资时，斯坦则强调，只有增加劳动生产率才是美国最需要的。此时，斯坦与政府中其他要员的冲突公开化了。

在 1973 年，美国又经历了一次美元危机，导致美元在 1971 年的首次贬值之后，再次贬值 10％，以美元为准的固定汇率制彻底瓦解。舒尔茨替代康纳利在美国的国际经济事务中起主要作用，包括出席巴黎会议、关贸总协定的东京回合谈判、内罗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

此后，在 1974 年，舒尔茨和斯坦先后辞去了他们的职务，退官还民。8

月 9 日，尼克松也在水门事件的压力下辞职退出了白宫。几个月之后，美国战后的第六次危机就爆发了。

在尼克松政府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物作为个人对经济决策有重要的影响之外，所谓的“三驾马车”与“四人会”也起作用。即使是在尼克松与康纳利关系密切时，或是尼克松对舒尔茨非常信任时，“三驾马车”也还是有作用的。总统与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能平等地讨论问题，听取意见。大约在 1971 年时，白宫经济事务助理彼得·弗拉尼根曾加入三驾马车，后来又吸收了第二阶段生活费用委员会的负责人拉姆斯菲尔德。“四人会”只在总统参加时才举行，这时伯恩斯会参加进来。会议讨论的是所有的经济问题，而不只是货币问题，它对整个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确定还是很有影响的。据斯坦评论，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形成了一种机制，就是在一项经济政策实施之前，由高级专家从政治和经济的理性角度对这一政策做出技术分析。这种做法在罗斯福和杜鲁门时期都不曾有过。然而，这些分析大都是在决策的基础上做的，而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众愿望的控制。斯坦认为，公众愿望常常是相当错误的，但在决策方面又是非常重要的，有时不能不给予重视。这名“过来人”的评论也许可以有助于人们对这一时期总统与其经济智囊的关系加深一些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