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尼克松时期尼克松的经济思想

理查德·M·尼克松（RicardM.Nixon）作为美国的第 37 任总统接过白宫

权力的时候，美国 60 年代的经济繁荣尚未结束。经济问题似乎并不是造成权力更替的主要原因。人们更关心的是越南战争何时能结束，以及如何使日渐低糜的社会风气得以扭转。当然，经济方面的潜在问题也是有的。隐藏在长达九年经济繁荣背后的是财政赤字的急剧增长和难以克服的通货膨胀。约翰逊政府“黄油和大炮并举”的政策被看作是导致经济隐患的直接原因。而且， 约翰逊政府试图治疗经济病症的微调政策和对工资物价的指导政策似乎也效果不佳。在连续两届民主党政府执政之后，共和党的复出表明美国的社会心态在要求变革。尼克松顺应了这种心态。他在大选中向美国人民做出了结束越战、削减财政赤字、实现预算平衡、抑制通货膨胀等种种允诺，因此，他以微弱多数击败了民主党的竟选对手，入主白宫。

但是，美国社会要求的变革并不是一场革命，不是激烈的行动。尽管对凯恩斯主义微调政策的怀疑已经产生，人们已开始接受新保守主义的货币理论，然而，民主党人在国会两院中仍占多数，他们对过去政策的支持尚未减弱，更何况 1969 年时的失业率仅为 3.3％，经济还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运行， 人们还没有接受突然转变的准备。尼克松的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发挥作用的：它以保守主义为基调，但同时又是折中而实用的；它开始于小心翼翼地寻求一种既能抑制通货膨胀、又不造成经济衰退的良药，但最终却导致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尼克松的第二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

但对此曾评论说：“尼克松政府时期正是经济学开始向比较保守的方向转变之时。那个转变是个断断续续的、没有完成的转变。然而，用各种尺度来衡量，尼克松年代又都是从保守主义经济学的观点退却的年代。政府的非国防开支以更大的加速度急剧增长，联邦赤字扩大，通货膨胀加剧，政府的管制程度加深了。尼克松的价格工资管制成了美国经济史上政府在和平时期对经济的一次极为粗暴的干预。”

从本质上说，尼克松的经济思想是保守的。关键的一点是，他从来不相信政府有能力管好经济，而认为只有自由市场才最有效率。因此，他并不想对经济采取什么干预政策。再有，他本人对经济学似乎也没有多大兴趣。尽管按照斯但的说法，他“在记住和使用经济统计数字方面，在领会理解和综合经济论点方面能力不凡”，可他并不想在这个领域里花大力气。他对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能力不大有自信，至少不如他对自己在外交上的能力自信 高。这一点在他的回忆录里可以得到印证——他很少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对其外交上的经历和成绩则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但是， 在现实中，尼克松所做的与他所想的相去甚远。这一点也许要从政治方面来

理解。尼克松的国内事务助理约翰·埃利希曼认为，尼克松常处于理性判断和政治需求的矛盾中，他没有一定的哲学思想，只是按照可行性和策略上的机敏行事。而尼克松自己也说过：“灵活性是政治原则中的第一条。”

尼克松不是经济学家，他也不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他的经济思想常常来自他的个人经历和对现实的体会。他也把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原则放入其中，使他的经济思想带上了折中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特点。

1969 年，摆在尼克松政府面前的主要经济问题是通货膨胀。1968 年下半年，通货膨胀率已达到 5％，当时尚未卸任的约翰逊政府已经开始实行财政和货币的双紧政策来对付这种情况。因为 5％的通货膨胀率在当时的确是很令人关注的事情，那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但是尼克松对通货膨胀的危险显然没有对高失业造成的危害认识得清楚。他内心真正关注的是失业率问题，担心由于紧缩引起经济衰退而使失业率上升。这种担忧来自他 1960 年大选失败的经验。在那次大选中，他以微弱之差负于民主党人肯尼迪。他在《六次危机》一书中，把这一失败归结于当年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这一印象如此深刻，以至当尼克松在八年之后进入白宫时仍心有余悸，尽管当时的失业率水平并不高。他对被他选中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保罗·麦克拉肯，以及当时还是该委员会成员的赫伯特·斯但都曾强调过“决不能让失业率升上去”的决心。但是这种对失业率的过度恐惧可能正是造成尼克松政府初期“渐进主义”反通货膨胀政策失败的原因之一。因为当时人们都不了解反通货膨胀的代价有多大，而一旦发现那代价并不小时， 就不愿承担它，转而寻找其他的救治办法了。所以，尼克松上台之初强调货币主义学说，实行紧缩货币信贷、削减政府开支、延长征收附加税等措施， 此后看到经济陷入危机，反通货膨胀未见实效，而失业率又在上升，就转而实行扩张财政的办法了。1971 年 1 月，尼克松在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扩大财政开支的预算之后，宣称他“现在已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尼克松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想法也同他的一段经历有关。在二次大战中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之后，他曾在战时物价管理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 他已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学业，有历史学士和法学士的学位，又有几年从事律师工作的实践经验。但是，他到战时物价管理局工作不久就发现，一些学历比他浅，工作经验也比他少的人却可以拿比他多的工资。他的上司告诉他：“搭个小班子，申请两三个人给你做助手，你就可以得到提升。”而尼克松却认为，就他从事的处理橡胶和汽车轮胎配额的工作来说，他并不需要什么助手。他得到的回答是：“那你就没法提升了。”

尼克松在物价管理局只工作了短短八个月时间，但是通过类似的事件， 他却对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作风和人浮干事有了相当清楚的了解。尼克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这段经历时说，这是他到物价管理局上的“第一课”。他当时就意识到，尽管政府机关中的确有许多人在勤奋奉公地工作，但也有些人是在利用手中的权势摆弄别人。这种体制在战时可以靠“爱国主义”的

信念来维持，在和平时期则很难行得通。这一段经历也同他后来反对进行工资一物价管制的态度一脉相承。但是，尼克松最终还是背离了他的这一保守主义观念，与他在财政政策上的 180 度大转弯一样，从反对进行任何管制的一端，跳到了全面冻结工资和物价的另一端。

在同私营企业的关系上，尼克松除了赞同自由企业制度外，对控制着经济主要部门的大企业并没有特殊的好感。他出身低微，全凭自己的努力爬上政治阶梯，从不相信大企业会是他的支持者。相反，他还常常认为，大企业家们在利用金钱和权势谋取个人私利。他的看法可能同他父亲的影响有关。尼克松的父亲住在加州的惠蒂尔，以开加油站和小杂货店为生。他曾激烈反对大型连锁店的发展，担心它们会通过大量的进销挤垮个体经营和家庭经营的中小商店。尼克松也同样把自己看作是这些中小企业经营者的代言人。他把他们称做是“沉默的多数”，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支持者。作为共和党人， 尼克松反对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但他提出的社会福利改革开支比约翰逊的还大，着实令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大大地吃了一惊。实际上，他反对约翰逊的政策，并不是因为其开支过大，而是认为开支不当；他把前任政府的反贫困计划看作是 60 年代许多社会弊病的根源，而他的努力则在于用国家的钱财补贴“沉默的多数”，而不是救济穷人，造成他们对社会的依赖。

类似的事例还有许多。斯坦曾以“思想解放的保守主义者”来形容尼克松，认为他的思想是“精神分裂式”的。他在分析尼克松政府从保守主义出发、却又背离了保守主义的做法时，曾客观地指出，主要有四方面原因造成了这一结果：一是当时国内赞成控制工资物价的收入政策的呼声高；而强烈反对收入政策的势力弱；二是当时政府按照通货膨胀和失业可能会同时下降的乐观估计，提出了一种它无法实现的预期，而后又不得不来收拾局面；三是对于工资一物价控制的后果估计不足，因为这原本就是一件没人干过的 事，管制政策该如何制定，实行的时间该有多长、程度该深还是该浅，这些问题谁心里都没有数。关于这几方面的原因，后面还会进一步谈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尼克松本人的个性。由于他是最高决策者，他的个性对政策的影响就相对地更为重要了。

尼克松是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他希望自己能创造丰功伟绩，垂名史册。为此，他常常追求轰动性和戏剧性的效果。这种个性成为尼克松行动的内在动力。他之所以更多地注重外交事务，除了长于交际之外，也与这种个性有关。他醉心于同各国首脑的交往，创造历史性的事件，并从中体味成就的显赫与荣耀。但在经济方面，他的自信没那么强。他希望更多地倾听经济顾问们的意见。他是保守的，却不愿人们把他看作是一味守旧的人；他也并不喜欢保守的经济学，觉得其中尽是枯燥的说教和陈腐的见解。比如，在实行收入政策的问题上，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的经济顾问们的“渐进主义”并不完全合他的“胃口”，特别是当他看到这种政策在刺激经济复苏方面不能给他多少实惠、甚至可能危及他的连选连任的政治前途时，他说屏弃了他的顾

问们的主张。为此，他引进康纳利作为他经济政策的发言人，甚至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他同康纳利一对一的联系和决策关系。康纳利的意见对他最终决定转向工资一物价冻结显然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最终的决策者还是尼克松。他曾借用橄榄球的术语说，他就是要“50 码长传”，不要“4 码的短距盘球”。他对因争抢而起的“一团尘雾”不感兴趣。这也就是说，他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底。这是尼克松个性的精辟表述。尼克松政府在作出背离保守主义原则的各种经济决策时，大都刻有尼克松的这种个性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