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济政策发言人——西蒙

在华盛顿最高会议结束的时候，威廉·西蒙，尼克松任内延续下来的财政部长，被福特任命为新成立的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这一任命表明，西蒙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正在出现的保守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福特对西蒙委以重任。他说，西蒙可以与国务卿基辛格一起，会见其他工业国家的代表，以制定一个“协调的计划，去对付世界能源危机和世界经济失调”。福特同时也告诉与会人士，西蒙将是他的“主要经济政策事务的发言人”。后来曾有人评论说，西蒙在福特政府时在国内事务方面的权力之大，完全可以与基辛格在国际领域所起的作用相媲美。

西蒙所达到的权势，是伯恩斯曾希望在尼克松政府中实现，但却一直未能如愿的。有趣的是，伯恩斯是美国最有威望和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而西蒙却根本不是学术圈子的成员；不仅如此，西蒙可以说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政府的经济顾问中接受经济学专业教育最少的人。西蒙并不为此而自卑，他有金融市场上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靠着这一本钱，他蔑视那些他称

之为“穷困的毁灭经济的博士们”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而把自己比作是“成功的但是没有博士学位的为挽救经济而战的金融家”。

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1927 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帕特森，是一个保险经纪人的儿子。他母亲早逝，父亲只挣到西蒙所说的“朴素的生活”，却没让他在大萧条中受苦。后来，他上了一所私立学校，学习成绩平平，但却是个优秀的游泳运动员。1946 年，他没有上大学，却选择了参军，并且在太平洋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代表陆军参加了游泳比赛。他 1948 年退役，进了拉斐特学院。据他自己说，他在那里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游泳比赛、打扑克、聚会上，而不是在学习上。有一阵子，他考虑过上法学院；但是他成绩不佳，对从事脑力工作也没什么兴趣，再加上经济上的压力，结果他在 1952 年毕业时选择了就业。他进了一家华尔街的经纪行，联合金融公司，他在那里发现了自己对金融和经济尚未显露过的兴趣。西蒙为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并且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精力去学习。很快他就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一个积极进取而且技巧熟练的金融家，并且被提升到比较负责、收入也较好的职位上。

1964 年，西蒙离开他任副总裁的韦登公司，成了萨洛蒙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没用几年时间，他就在华尔街上赢得了最精明的政府证券商的声誉。那时，股市繁荣，金融前景比 1920 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好。他很快就成为资深

合伙人，并且发了大财。在离开萨洛蒙公司时，他每年的收入大大超过 200 万美元。

西蒙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他在 1968 年和 1972 年两次支持了尼克松。由于西蒙具有丰富的金融市场知识，也曾参与过一些政策咨询活动，因此他在 1973 年初被任命为财政部副部长，在乔治·舒尔茨手下工作。当时，舒尔茨的主要精力已经放到作尼克松的国内事务顾问上，所以将财政部的大部分工作留给了西蒙。西蒙立刻就给舒尔茨和与他一起工作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能不停地工作，也能处理最困难的技术性资料；他雷厉风行，很快就成了政府中著名的反官僚主义带头人，一名官员说：“他是我在官僚等级制中从未见过的人，他能砍掉繁文褥节，打破机关界线，以一种你不得不信、不得不看的方式把事情完成。”但是他的这种做法也伤害了一些人。一名白宫人员说：“西蒙对联邦政府还很缺乏了解，他还需要学许多东西。他有一种包揽一切的倾向，他还愿意使事情完成得快一些。他因打破‘瓶颈’而受到奖励，但他有时还没处理好瓶颈问题，就把‘瓶子’给砸了。”

无论人们说什么，西蒙的才干还是得到了重用。几乎就在他担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同时，他又被任命为石油政策委员会主席，负责处理刚露头的石油危机，以解决第一阶段的石油和汽油的短缺。他公开批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八家主要美国石油公司的指控，说它根据反托拉斯法控告这些公司“共谋” 是错误的。不久后，他又警告说，1973 年美国的石油进口已经打破历史纪录，美国对外国的依赖正在增强。1973 年 12 月，西蒙兼任联邦能源办公室主任，负责寻求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价格和实行禁运之后的解决办法。他当时

说：“可能会有人说，这是个干不好的差事。但是，我从来不这样想。我要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无限多解的问题，而我很乐意去解决这些问题。” 他很快又成为一个新的内阁级“紧急能源行动小组”的负责人，还是“联邦能源办公室”的主任。他迅速地推行了强硬的干预政策，声称在 1974 年的前3 个月中，要减少私人汽油消费的 30％；12 月中旬，他拿出了能源分配计划；到 12 月底，他又要求对私有汽车驾驶者实行“每周 10 加仑油”的限制。西蒙告诉记者，他毫不怀疑美国人民能以他们的方式走出能源危机。“我们有能力和资源满足我们自己的能源需求，我们只要采取适当的步骤就可以做

到，而且从现在就开始做。”他频繁地在电视、电台和报刊的新闻采访中亮相，并被人称为尼克松政府中的“石油沙皇”。从 1974 年 4 月起，西蒙开始担任财政部长。他出访因“石油美元”致富的阿拉伯各国，同它们签订经济条约，并吸引它们将石油美元的余额存入美国银行，或者投资于美国政府证券，特别是财政部的长期债券，以实现所谓的“石油美元的回收利用”。他重申了财政部的传统立场，反对黄金作为国际货币资源；支持私人拥有黄金。当国会在 1974 年夏天取消了已经实行了 40 年的禁止私人拥有黄金的禁令

时，西蒙宣布于 1975 年初销售 200 万盎司黄金。这一行动曾被看作是美国使黄金非货币化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在西蒙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他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仍然坚持以前的做法，以美国的经济武器对西欧和东欧集团施加压力，从而使国际政策的动议权保持在美国手中。他也同主要西方国家的金融首脑聚会，建议建立一个 250 亿美元的“安全网”，也就是一个贷款机构，帮助工业国家支付石油赤字，以渡过能源危机，但是必须满足以美国为主要影响力的国际社会设立的条件。西蒙还是福特政府中主张把“食品武器”作为国际经济政策杠杆的关键人物，在取消对苏联谷物销售，以及后来将给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同苏处理国内不同政见者问题挂钩等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 1974—1975 年的衰退期间，西蒙作为美国在国际稳定和国内紧缩方面经济发言人的作用大大加强。在国际方面，他几乎成了福特的经济大使，插手从建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 国委员会的石油“安全网”，到为美洲开发银行增拨款项和为世界银行建立资助穷国石油赤字的贷款机构的各项活动，在每一次这类行动中，美国都要求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或者要求它们以更多的国内政策作为交换，如对拉美国家提出市场化的条件，等等。他也参加西方工业国家的国际货币政策谈判，还作为美国的主要代表，和基辛格一起参加了联合国贸发会议，在第三世界国家和比较同情它们“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西欧国家之间打入楔子，防止了它们在解除第三世界债务问题上的联盟。

在国内政策上，西蒙的成绩没有他在国际方面那样显赫。他一直主张紧缩、减少财政开支和维持资本市场的稳定，当他成为福特国内经济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时，他也是以这样的政策主张发言的。

尽管西蒙曾负责国内的能源政策，实行过汽油的限量供应，把能源危机看作是国内滞胀的根源，但他并不把能源危机归罪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这一点上，他与弗里德曼的观点相近，总是把通货膨胀归因于不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他说，“今天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从过度的政府开支上找到根源。”这使他同白宫预算与管理局主任罗伊·阿什发生直接冲突。阿什声称，联邦支出已经削减到了骨头，国会拨款、正在进行的计划以及国债利息占去了大部分的开支，而这些又是不能减的。但是西蒙则把这种说法看成是“姑息”。“我们不能再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了。”他不断攻击官僚的管理失误和浪费的超支，并允诺进行改革。

在福特政府初期，西蒙曾被任命为“工资和物价稳定委员会”主席。这一委员会的前身就是尼克松时期的“生活费用委员会”。因此，工资和物价委员会在 1974 年 8 月重新开始工作，曾被许多人看作是“路标政策”或是“强制说服政策”的复活，是要恢复工资物价管制的措施。但是西蒙认为，他要实行的是一种灵活的政策，尽管可能会有某种价格目标，但会根据行业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不会是尼克松时期工资物价管制第一、二阶段时的情况。实际上，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补充。

在华盛顿的经济高级会议上，西蒙曾把通货膨胀归因于国会中的自由派，说他们为了自己选区的利益，总是故意放松控制开支，很少顾及联邦基金的多寡。他们坚持财富再分配和不利于商界的立法，扼杀创造性，造成浪费，引发通货膨胀；他还痛斥官僚主义和过分的规章管制，指责不适当的管制常常引起秩序混乱，降低效率，使自由企业迷失方向。他满怀热情发言，恰逢其时地为滞胀找到了“替罪羊”。

华盛顿会议结束时，西蒙达到了他的权力顶峰。他曾是“WIN”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这一口号由福特公开发出号召，可是这个说法却出自白宫的一名助手，而其内容则完全是西蒙的。它希望人们能自愿地投身于反通货膨胀的斗争。但是，WIN 运动显然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抑制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学界人士很快注意到，在 1974 年下半年经济正在进入衰退期时，它所要求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只有减税和持续的开支，才能减弱衰退的影响。那时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进”型的，主要由原材料、石油、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引起。WIN 方案主要针对的是需求，而需求在 1974 年秋季已经很弱了。它没有对上升的生产产生约束。因此，WIN 运动将导致经济衰退而不会带来好处。但是西蒙还在推进 WIN，直到福特改弦易辙。

1975 年初，美国经济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福特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

应付衰退。在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帮助下，福特于 1 月 13 日向国会发表国情咨

文，提出了新的经济振兴计划，以代替他在 1974 年 10 月提出的反通货膨胀

方案。福特提出了 160 亿美元的减税，其中 120 亿美元是给个人的退税，40 亿美元给企业，作为投资税收优惠，以刺激工厂的扩建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福特也宣布，1974—1975 两年的财政预算赤字为 300—500 亿美元。他说，

他对联邦赤字并无好感，但是，除非使经济复苏，否则今后的赤字可能会比他计划下的赤字更大。改革需要时间。在这段时期中，除了能源项目，他无意提出任何新的联邦开支项目。他要求公众对缓期一年执行联邦新项目予以支持。

但是，西蒙很快就公开表示了他对联邦预算赤字的惊愕与沮丧。1 月 16 日，西蒙在接见记者时说：“赤字的规模把我吓坏了。”不过，他还是说，政府是完全支持总统的，“我们联合在他的建议之下”。他说，他和总统一样，已经注意到预算赤字自动增长的本质，“我们会让这个疯狂的政府开支得到控制”。据说，西蒙曾提出过一个比较严厉的预算方案，但未能在政府内获得通过。1975 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超过了 440 亿美元，因为开支远远超过了由于衰退而缩小了的税收收入。这一年，美国承受了到那时为止它在和平时期最大的赤字。

WTN 运动的失败和西蒙在反衰退问题上的态度，使许多人一度认为他将会离职，传闻不胫而走。但是，福特通过白宫的新闻秘书告诉记者，他对西蒙有充分的信心，无意让西蒙去职。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

1975 年夏，西蒙在公开场合不断地强调价格稳定的必要，强调对政府开支的更大约束，政府开支过大与私人资本争夺资金这种“挤出效应”的危险，等等，而这与政府中的许多人都有分歧，人们更多地还是在注意反衰退的措施。1975 年 5 月，西蒙对参院的财政委员会说：“我们必须使美国恢复价格稳定，如若不然，我们也会走大不列颠现在走的下坡路。”不久，他又警告说，如果社会保障继续高额的赤字开支，到 1981 年，这一体制就会破产。他指责食品券的发放不当，指责联邦政府反能源危机的不力。不过，这些声音在美国经济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反响并不大。

西蒙在国内政策方面最引起争议的做法，是处理纽约市的财政危机。在这次危机的大部分时间中，西蒙、格林斯潘、伯恩斯和福特都一致反对给纽约市提供财政援助，直到后来看到这一危机有可能造成国内外违约反应不可收拾的后果时，才改变了立场。由于西蒙有在萨洛蒙兄弟公司政府债券部的长期工作经历，他对政府开支的浪费与奢侈的反感也是人所共知，因此，当西蒙在 1974 年 5 月一再拒绝纽约市的要求、不肯由联邦政府出面为纽约市的债券销售做担保时，他被看作是华尔街反对政府借钱搞福利的代言人。然而，不久后，许多纽约市的银行家警告说，如果市政府还不上它的债务，就会影响纽约州政府的债券销售，西蒙也承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对整个资本市场产生“多米诺效应”。为避免发生这种危险，西蒙拟订了三点具体计划，要求纽约市推迟偿还短期债券利息、暂行增加纽约州的销售税、要求州和市政府进行调研，是否存在将一部分市和州的福利项目转给联邦的可能

性。同时，纽约市也为改进自己的财政状况做了许多努力，悬崖勒马，避免了一些灾难的发生。9 月底，西蒙对参院财委会说，政府“前所未有的”大量借款，正在吸走住房建设和商业投资的资金。10 月，他在参院财委会作证，

再次反对联邦对纽约市提供帮助，只是到了 11 月，在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的个人干预之下，西蒙才和福特、格林斯潘、伯恩斯等人一起，作出了同意提供贷款的决定。福特在要求国会同意 3 年内为纽约市提供 23 亿美元短期贷款的讲话中强调，是纽约市“自己救了自己”。有人认为，这是福特和西蒙等人为自己的后退立场作掩盖。但是，他们当时的严厉态度，加上州和市政府采取的措施，的确使纽约市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整顿。

西蒙后来在他的财长任满之后，返回了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