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打在谁身上

1990 年 7 月开始的战后美国第九次经济衰退和后来的缓慢复苏原因何在？应由谁负责？这些问题在布什的经济智囊们中引起了争论，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评论。

《纽约时报》在 1992 年 11 月 14 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评论：“对布什政府的经济管家来说，现在是考验的时候了。每个人都知道：是糟糕的经济损害了布什的声誉，许多人正在指责那些驾驶经济航船的领航人。”现在这些

经济管家则纷纷起来为自己的清白辩解。

《华盛顿邮报》的几篇文章是给预算局长达曼撑腰的。这些文章描述了达曼如何砍杀赤字巨龙，并引导国家绕过衰退暗礁而英勇作战。文章大量引用了预算局长的话，因而被认为是达曼在离职前对他的同事们的攻击。

不久，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博斯金也以他热情而礼貌的方式讲话了。他在全国广播公司的“问答节目”中谈了他对经济的看法。他没有力自己吹嘘，只是说明他在经济滑坡的时候并没有袖手旁观。保守派指责布什的经济顾问们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振兴经济，对此博斯金解释说，去年年底，他推动布什采取一个一揽子经济方案，其中包括减税和对未来支出的削减，目的是降低联邦财政赤字，在总统竟选中能给经济鼓劲。他说，他所提出的刺激措施比布什 1 月份提出的要更大一些。博斯金承认，刺激方案更进取一些可能更好。当然这只是事后回顾，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某些政府官员说：“博斯金加强经济刺激的主张遭到抵制是因为其他决策人担心它会增加联邦赤字，惊动金融市场并且受到民主党人的破坏。博斯金也谈到了布什的计划。该计划要求对第一次买房的家庭给予税收减免，削减资本收益税。博斯金说，这个计划本来有助于经济的加速增长，并创造 50 万个就业机会，但是由于两党的分歧，终于流产了。有些政府官员认为，博斯金未能说服布什提出更积极进取的计划，主要是因为他的权力被达。曼、布雷迪和前白宫总管苏努努所超越。博斯金的谈话和其他人一样，急于向世界表白他不能对美国的经济灾难负责；再就是想说明美国经济并不像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疾病缠身。他说，美国经济从 1991 年春天开始已经增长了一年半。虽然增长速度慢到不能使任何人感到高兴，但是情况也没有糟到竞选运动中民主党所夸张的那种程度。他还说，布什政府的经济成绩比卡特时期好，比如，卡特时期的失业率更高，通货膨胀率超过 10％，利率上升到超过 20％，等等。但是这种说法遭到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人们说布什执政 4 年中的经济增长平均低于 1％，是胡佛以来历届总统中表现最差的。博斯金还辩解说：“经济麻烦的出现不在于经济决策，而在于那些政府机构无法控制的事情，如商业建筑的过度兴建，军事预算的大量削减，银行放款的极为紧缩，消费信贷的过分扩张以及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等等。

布雷迪、达曼、博斯金对经济灾难都强调客观，这是不难理解的。对此社会舆论也有比较公道的评价。

人们认为很难找到科学方法来估计谁应当对经济灾难负多少责任。外部因素肯定是有的，如世界性的经济滑坡以及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但是总统、他的政治班子和经济“三驾马车”也难以完全逃避责任。

多数人都同意这种看法：布什政府在许多时候和许多方面，对经济没有进行管理。虽然布雷迪、达曼、博斯金在有些领域成绩不错，但是他们没有建议布什在执政以后立即向联邦赤字发动进攻是一大失误；他们也没有提出反衰退计划要国会立法；直到大选之前，他们还没有制定总的经济发展战略；

这些都说明他们没有尽到经济智囊应尽的责任。

人们还认为，布什以及他的经济顾问们是他们自己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他们相信放任自由的经济学。他们对选民和专家们所提出的要政府插手干预的请求、忠告和建议常常反问道：拿这些设想要我们做，不是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吗？政府官员相信经济行动主义会带来各种恶果，正是这种观念把他们自己害了。例如，1992 年初几十名经济学家向布什呼吁搞一个数百亿美元的启动计划，以创造就业机会和加速经济增长。可是政府官员几乎是本能地对这种凯恩斯主义观点感到战栗，坚持认为财政刺激将使赤定状况恶化，使长期利率上升并且把钱浪费在政治分肥的项目上去。

多数经济学家同意：在 1989 年 1 月布什开始执政时，他没有以足够的热情向预算赤字进攻是失策。当时如果这佯做，美国经济就不会像现在这佯深陷泥淖。政府官员说，达曼是愿意增税的，博斯金支持对支出的灵活冻结，他们都愿意早日解决赤字问题。但是布什总统、他的前白宫总管苏努努以及他的政治顾问们，却压制这种想法。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卡特时期的官员巴里·博斯沃斯说：“他入主白宫时面临的是空前的机会，那时他有一个强劲的经济，那正是向赤字发动进攻的适当时机。我认为布什放过这个机会难辞其咎，当他作出‘不增新税’的誓言时，他已经输了这一局。”

及早解决赤字问题可能阻止 1990 年夏天开始的经济衰退，在最坏的情况

下也能使之得到缓和。这就可能使联储在 1989 年降低利率而不是因担心经济

过热而提高利率。但是布什直到 1990 年中被迫采取行动之前，一直没有认真对待赤字问题。等到真正引起重视的时候，经济已经疲软了，1990 年的预算协议一方面削减支出，另一方面增加税收，这样就促使正在下滑的经济迅速滚到衰退之中。

布什政府的某些官员有一种说法：如果他们没有从里根总统那里继承一个巨额的联邦赤字，今天的经济情况会无限美好。评论家把这种说法称做“玩笑话”。他们说，这种辩解似乎忘记了布什当副总统时支持了里根经济学，在 1988 年的竞选中他使用的也是里根经济学的纲领。作为副总统，他也应当

为里根政府 80 年代的决策失误承担责任。

在总统竞选中，民主党严厉谴责布什政府在反衰退上无所作为，对此连一些保守主义者也表示同意。尼克松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但说：“我认为，在 1992 年他们没有采取行动推动经济，应当受到责备。”

布什政府的财政官员说，他们曾为一项经济增长一揽子方案而工作，他们所指的是布什在 1991 年 1 月份极力吹嘘的那个计划，其内容包括削减资本收益税、一项投资课税减免和一项对第一次购买房屋者的课税减免。布什政府认为，这个计划有助于刺激储蓄和投资并帮助创业资本和小企业，但是遭到国会的阻挠。

熟悉这件事背景的入则说，这个一揽子方案的搁浅是因为政府在削减资本收益税上的主场过于僵硬。许多民主党人接受投资课税减免和购房课税减

免，但他们主张对有钱人提高税收以抵消这些人从资本收益税中所得到的好处。布什否决了这个反衰退计划，原因是民主党人的条件是必须同时对富人加税。所以，实际上是政府坚持削减资本收益税的立场使这个一揽子计划被枪毙的。布什的政治顾问曾警告他不要用放弃削减资本税的办法来拯救这个一揽子方案，否则极端保守派可能起来造反。布什虽然对削减资本收益税信守不渝，却没有能阻止住许多保守派人物对布什经济政策的谴责。保守派说布什对削减支出讲得天花乱坠，但行动起来却和民主党人一样让开支任意增长。他们认为这主要是预算局长达曼的责任。

还有一种看法是：就个人说，布什要比他的三名高级经济官员对经济的混乱负更大的责任。因为是他用了这些人，并把他们继续留在这些岗位上。此外按照传统，财政部长是经济决策的领头人，所以布雷迪应当对工作的失职和错误承担更多责任，对于布雷迪的一个批评，是说他缺乏其前任贝克的那种魅力。不过公道他说，布雷迪在制定立法收拾储贷协会的烂摊子以及帮助第三世界控制债务危机等方面是有成绩的。

至于博斯金，人们认为他在“三驾马车”的决策层中是资历较浅的成员。许多经济学家指出他始终没有获得像苏努努和达曼那样大的权力。1991 年，博斯金威胁说要辞职，原因是总统不理睬他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测。他担心总统的乐观谈话会拉开总统和工商界的距离。

其实，要对布什时期经济灾难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必须把它放在共和党 12 年统治这个大背景下去考察，才能看得清楚。

在这 12 年中，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社会政策都在向右转，导致高消费、低积累、高赤字、低储蓄的畸形状况，造成了美国宏观经济的不平衡和社会分配的不公正。这些矛盾积累到布什时期来了一个总爆发。因而给 1990 年的

经济衰退盖上了自己的特殊印记。一名指挥海湾战争取得胜利、一度获得 70

—80％支持率的总统，为什么会在转瞬间就因为经济成绩不佳而被选民们抛弃掉呢？显然，这是因为经济衰退把本来还不明显的社会不公比较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促使美国公民起来推动美国的经济车轮向左转。这力民主党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而这个条件被克林顿巧妙地利用了。

最明显的例子是克林顿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研究成果，攻击布什政府为富人效劳这件事。

克鲁格曼在分析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80 年代美国 1％的家庭得到经济增长好处的 60％，拥有比 90％底层公众更多的财富。美国中产阶级在共和党统治的 12 年中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最有钱的人所拥有的财富爆炸性地增长了。

在克林顿发动攻击后，共和党要求国会预算局对克鲁格曼的结论进行评估。几周以后，国会预算局发表了一个报告，指出不管用哪一种标准衡量，都说明 1％的家庭得到了不成比例的好处。他们按照其中的一种方法计算，1

％最富的家庭得到了增长的税后收入的 70％，而不是克鲁格曼所说的 60％。

用另一种计算方法看，1％最富有的家庭在总的税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由1977 年的 7％上升到 1989 年的 12％。

实际上，在克鲁格曼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共和党也已经看到分配不公是一个潜在的政治炸弹，并企图拆掉导火线。在 1992 年总统经济报告的 9 章中有两章涉及这个问题。

博斯金在报告中承认，美国的现状是最富有的人所得到的好处比别人多；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1989 年比 1979 年有所增长；由年轻的和受教育较少的工人当家长的工人家庭收入前景暗淡。不过，报告的主旨是要强调经济增

长，而不是有多少人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收入。博斯金有一句画龙点睛的话： “对经济政策更重要的是促进家庭收入的增长而不是重新分配。”然而对于这种经济哲学，广大公众、特别是中产阶级以下的公众，是很难接受的。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 1992 年大选中美国政治气候突然发生重大变化更深层次的经济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