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福特时期福特的经济思想

1974 年 8 月 9 日 12 时许，就在尼克松辞职几分钟之后，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Gerald R.Ford）宣誓就任美国第 38 任总统。然而，福特的任职即使对他个人来说，也不一定就是件幸运的事。原因有二：一，他原是尼克松的副总统，因为尼克松辞职，他根据美国宪法第 25 修正案，成为美国总统。但是，许多人都认为福特的上台，与其说是一个突然事件，不如说是有意设计的事。因为，早在原副总统阿格纽受贿丑闻败露辞职的时候，尼克松就处心积虑地选定了福特作为他的新任副总统。福特当时是众院的少数党主席，是个被广泛认为能为民主党占优势的国会所接受的唯一共和党副总统入选。但是，在福特被提名为副总统时，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尼克松将受到弹劾的可能已经出现，因此，这名副总统接替总统权力的可能也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国会并没有把福特看作是下一届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他们只是想找一个现任政府的“看护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尼克松与国会在副总统人选上的距离大大缩小了。因此，当福特真的接过了白宫权力时，他就成了美国“第一位国会的总统”，常被人说成是个“代理总统”。福待在他的总统就职仪式上曾说：“我们国家长期的噩梦已经结束。我们的宪法在起作用。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是法治的国家，而不是人治的国家。”几天之后， 他在国会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又说：“我并不想同你们只过一个‘蜜月’。我想要个美满‘婚姻’。”然而，这些说法都不过是福特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在他的整个任期内，他都没能摆脱他的支持者为他设计的“代理人” 角色。二，福特就任总统时，美国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化，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就在福特接过白宫权力的那天，通货膨胀率是 12.2％，失业率为 5.3

％，而且，这两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除了 1933 年罗斯福接替胡佛时有过甚至更为严重的经济情况外，近几十年来还没有哪任新总统是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接班的。不久，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双紧”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在 1974 年 4 季度进入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失业率上升到了 8.2％，国民生产总值出现了负增长，下降年率为 9.1％，全年下降 2.2％，而通货膨胀也不见收缩，保持在双位数字上。能源紧缺和美元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显然加大了福特的工作难度。

为了克服面临的困境，福特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然而，并不是他的所有努力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比尼克松时期更趋向于保守主义，但也未能完成向保守主义的过渡。当衰退来临时，福特政府不得不安排更大的财政开支以减缓衰退的影响，因而创下了和平时期政府预算赤字的最高纪录。1976 年，美国经济出现了一次短暂的繁荣期，经济增长率曾达到了年率 13.4％的水平（第三季度），为近 25 年来所罕见；可不久又出现

了经济滑坡的预兆。当人们期望经济的进一步好转时，福特已经在大选中失利，不得不将他轻易得到的总统职位拱手让予卡特，从而结束了他两年半的总统生涯。

福特的个人背景中很少有经济学方面的因素。他 1941 年从那鲁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学位后，曾经开业做律师；战时入伍，在海军服役；1948 年退役从政。曾连续 12 次当选为美国众议员，每次获得的选票都在 60％以上；1965 年，他当选为众院少数党主席，直到被任命为副总统。因此，他在政治上是经验丰富的老手，然而作为总统，他的经济学方面的准备是不充分的。但是， 这并不等于说他对经济一无所知。他曾在众院拨款委员会工作过，也曾对政府开支、税收等提案投过票，无疑对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运作，以及经济问题对政府的影响有所了解；他也从实际生活中获得大量经济学的基本知

识。他是人们公认的中西部保守主义者，崇尚传统的美德、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同时对政府开支抱有很大偏见。福特的第一任新闻秘书杰拉尔德·特霍斯特就曾说过，福特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他“在白宫前看到一个上学的孩子需要衣服，毫不夸张他说，他会脱下自己的衬衫给那孩子。然后，他会径直走回白宫，去否决一项提供学校午餐的立法提案”。

另外，他在众院的投票记录反映了他对国内事务的保守主义态度，这一态度在政治经济乃至社会问题上都是始终一致的。例如，福特在 60 年代曾多次投票反对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社会福利立法。他反对“向贫穷开战”的计划，也不赞成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甚至不肯利用越战为本选区从联邦争取更多的军事设施和工业补贴。1967 年，他投票反对为“模范城市计划”给经济机会局拨款 17.5 亿美元，也反对用联邦经费搞灭鼠活动。1969 年，他投票赞成由州政府来管理济贫计划。到 1971 年，福特有 87％的时间投票赞成保守派联合阵线的立场，反对工会、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协会、环境保护派所支持的许多措施，也反对诸如小麦补助计划这一类农业团体所要求的立法。福特后来也曾试图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他执政期间的原则做一个概括。他写道，“政府的实际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 一个领袖可以靠限制政府而不是扩大政府而做得更好”。因此，他力求保持“联邦开支增长速度⋯⋯低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抑制转拨款项收入的增长”。他忧郁地评论说：“我也许不能扭转这一进程（指转拨款项的增长），但至少我能指出存在于这一倾向中的危险。”他继续写道，然而， “保守主义对我来说始终比简单地支持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包含更多的意 义，它也意味着保卫我们的传统和保存我们的价值观”。

但是，福特的保守主义出自一种本能，而不是理智思考的结果。因此， 他没有系统的保守主义理论认识，也不善于把他的保守主义倾向清楚明了地向周围的人做说明和解释。他的决策常常建立在一事一议的基础上。但是， 福特善于待人处事，他常自诩“是一个有许多对手，却没有一个敌人的人”。他平易近人，政策取向灵活，因此他的经济顾问们能很快把握住他的内在倾

向，对他的政策主张作出判断，并使同他讨论和决策的过程进行得相当有效率。

福特与尼克松不同的是，他对经济以及经济学相当有兴趣。他可以长时间地同他的顾问们谈论经济问题；有时与其说是讨论，不如说是请教，因为有许多时候，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与制定现行经济政策有关的，而是基本的经济概念。他也因此而感激他的顾问，尤其是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正像他在外交方面常常与基幸格讨论而受益一样，他在经济方面， 常常得益于与格林斯潘的讨论。尽管他没有使用“家庭教师”这样的词，却深知他的顾问们对他确有类似的作用。福特经常参加经济政策委员会中执委会的会议，进行决策。他喜欢通过面对面的讨论来获得意见，而不只是看看备忘录或是单纯阅读经济政策委员会提供的选择方案。他甚至愿意亲自向记者们介绍自己的预算草案。在他向记者介绍 1975 年的预算草案时，他曾使记者们大吃一惊：没有人能料到，他对预算中的每一个数字都了解得很清楚。格林斯潘后来说，那草案就是福特和他的经济顾问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中逐项制订的，福特因此了解其中每一项决定的来龙去脉。

福特很愿意利用他所能调动的经济界力量，为他的经济决策贡献聪明才智。在他就任总统之职的当天下午，福特召见他的经济顾问和官员一起讨论经济形势。当时，赫伯特·斯坦虽已决定辞职，但还未离任；已选定接替斯但的新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还未上任，他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另外，还有财政部长西蒙、联储主席伯恩斯、总统顾问肯尼思·拉什和罗伯特·哈特曼、管理与预算局长罗伊·阿什、作为过渡工作组成员的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斯克兰顿和原副总统办公室的 L·威廉·塞德曼等人。当时，财政和货币政策都相当紧，但由于通货膨胀，物价和收入的大幅度上升使税收增加，季度财政运行出现盈余。结果，1974 年度的财政决算中赤字只有 35 亿美元，不仅比 1973 年时的 143 亿美元赤字大大下降，而且是近 4 年中最小的赤字。人们虽然担心出现经济的滑坡，但当时的数字还没有显示出明确的迹象；人们预料到失业还会增加，但估计在一年内也只会达到 6％， 除了建议政府增加失业津贴外，会上并没有提出更有力的措施。经济专家们在这次会上对反通货膨胀显示出相当一致的意见，奠定了福特政府早期的经济政策基调。

在福特担任副总统期间，他就曾把通货膨胀称做是美国人民的“头号公敌”。入主白宫三天之后，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恢复对政府信任和战胜通货膨胀的必要，再次强调了“通货膨胀是国内的头号敌 人”，压缩预算，减少政府开支，以紧缩的财政政策支持治理通货膨胀等主

张，表明了他在经济方面奉行的稳健方针。这种态度与当时的财政部长西蒙、联储主席伯恩斯的认识都有共同之处，并且在当时已认识到通货膨胀严重

性、并把经济问题看作是国内最重大问题的公众中引起极大的好感。1974 年8 月下旬，盖洛普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 71％的人支持福恃的政策，只有 3

％的人反对他。

接着，福特批准参院的议案；决定在 9 月下旬在华盛顿召开一个“经济高级会议”，以讨论和分析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广泛地听取工商界知名人士、劳工领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意见，以寻找解决方案。如果这不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公开听取各界意见，寻求治国良策，至少也是历届总统中很罕见的做法。参加者踊跃。经济学家们尤其为有这样一个公开为总统和民众“上课”的机会而振奋。他们平日难得能引起公众和政界首脑的关注，这一次的会议却要由电视做现场实况转播，成为全国上下注目的热点。因此，当这次会议在 9 月 27—28 日召开时，经济学界的著名人物几乎都到场了。其中包括： 萨缪尔森、伯恩斯、弗里德曼、加尔布雷斯、赫勒、麦克拉肯、斯坦、乔治·舒尔茨等。但是，这次会议从开始计划时的一个小型会议，到开会时已发展为一个 800 人参加的大会，还有差不多相同数目的记者、技师和前往观望的人。它的实际意义反而由于新闻报道的过于热烈而淡化了。人们通过电视看到总统参加了会议，看到他凝神细听，还不时记记笔记；人们也看到记者对他的一些随员进行了采访，听到他们谈自己对这次会议的印象；然而会议本身并没有提出有创见的思想和主张，流于形式了。

但是在这次大会正式开始之前的一次经济学家的预备会倒颇值得注意。这是一次私下召开的会议，除了前面提到的著名人士外，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参加。尽管他们也没能提出什么有创见的治理经济之道，却相当明确地反映出经济学界从中间道路转向保守的迹象。

经济学家、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勒劝告总统：放弃幻想，不要以为少量削减预算就能使经济大幅度增长；要对联储施加压力，迫使它放松其紧缩的货币政策；也不要相信那种失业率增加会使通货膨胀大大下降的说法。他还要求福特不要忽视穷人、年轻人和少数人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不是新东西。然而，赫勒又进一步要求，结束“对经济的过时的束缚”，如进口限额、公平贸易法、还有“对铁路和航空的过度管制”。这是共和党人长期以来的战斗口号，从一名新经济学家的口里说出来，让人感到多少有点奇怪。赫勒认为，如果这些能做到的话，由此引起的竞争加剧会导致降低价格，从而将有助于结束当前的通货膨胀。

这时已回到学术界、又被福特请回来出谋划策的麦克拉肯，显得颇为悲观。他认为，中间道路的经济学家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了。他以自己在尼克松时期的经历指出，凯恩斯主义的传统观点总是把失业看得比通货膨胀要坏，而通货膨胀总是可以用一些非常严格的必要政策治愈的。他也曾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可是，他说：“我们在 1970—1971 年间对此做了尝试，结果是一败涂地。那种我们应该再试一试的说法，几乎是完全不适用的过时的说法了。”保罗·萨缪尔森还比较乐观，但是他的大多数建议与麦克拉肯所说的意

见相似，是一些曾经做过尝试并且被发现行不通的意见。萨缪尔森要求总统拒绝激进主义的解决方案，也不要理睬简单化的公式，无论那些公式是使用

的哪个季度的数据。他认为，应该采用强制说服的做法，而不能再实行收入政策，对工资和物价进行管制。如果福特政府能这样做的话，将不仅能带来治愈膨胀性价格上涨的机会，而且也会带来实践政治领导艺术的机会。萨缪尔森还提出，总统应当听取不同学派经济学家的意见，而不是像通常那样， 只从白宫的经济学家那里听取意见。他强烈要求福特利用微观经济学家的才能，认为他们会帮助福特找到“改革能源、农业和管制等领域的办法，以从通货膨胀中解脱出来”。

赫勒和萨缪尔森都提到了对微观经济学的更多利用，这表明宏观经济学界在治愈通货膨胀方面做了一个战术上的退却，因为他们的确感到宏观的药方已经不足以对付由滞胀引起的问题了。一般来说，宏观经济学家注重的是总量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美元在世界金融中的地位，总之，是经济的总体绩效。而且，到当时为止，也总是宏观经济学家更多地出头露面，参与政府决策，而微观经济学家则注重于更为具体的一些事务，更注重实践的方面。特别重要的微观经济学家有曾以投入一产出分析闻名于世、并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列昂节夫，还有尼克松时期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霍撒克。他们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列昂节夫认为，宏观经济体系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发挥作用，宏观经济学家也不可能为解决能源危机做出些许贡献。言外之意，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 有可能缓解滞胀难题。霍撒克则在会上列出了 45 条具体建议，涉及范围从取消钢铁进口配额到废除州际贸易委员会。一名白宫的经济学家西德尼·詹姆斯也说：“我们已经做了能从宏观上做的一切，然而，看起来这并不够。” 他似乎也在寻找其他的工具。他告诉记者说：“我们正在尽力采取微观经济学的方法。”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极端的传统经济学观点。左派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 右派则以弗里德曼为代表。当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通货膨胀在数年内不可能被制服时，加尔布雷斯却自信地认为，实行严格的工资和物价管制，加上增税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就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使通货膨胀率降到 3—4％ 的水平。弗里德曼提出了和加尔布雷斯同样简单的药方，但他并不认为这药方能很快见效。“降低开支的增长率”，他认为这是治愈通货膨胀病症的唯一办法。他拒绝任何实行收入政策的企图，认为这不仅无益于治病，而且有害。

福特是那种尽量避免极端做法的人。所以从一开始，他就表明不会接受来自加尔布雷斯和弗里德曼两方面的意见，而希望能找到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一致意见。新闻媒介敏感地注意到，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的一致意见是中间偏右的，它要求的是“渐进”和“适度”。这一时期的民意测验表明，经济学家并不是单独在向右转。接受“保守主义”的美国人要远远多于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要求平衡预算、减少社会福利开支的情绪在上升，而要求社会公正的呼声则很微弱。有些测验表明，愿意把衰退作为一种代价来

接受，以取得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的想法也正在上升。

尽管华盛顿的高级经济会议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福特还是考虑了会上的各种意见，迅速制订了他的反通货膨胀方案，并于 10 月 8 日正式提交

给国会。方案中有 10 点措施，包括为期一年的增税，向公司及年收入超过

1. 万美元的家庭和年收入超过 7500 美元的个人征收 5％的附加税；削减联邦开支，提出 1975 年度的财政支出预算最高限额为 3000 亿美元，比尼克松的 1974 年决算少 47 亿美元；刺激资本投资，实行 10％的投资税收优惠；扩大食品生产、刺激石油国内生产、促进竞争以及减少政府过多干预，等等。福特在国会讲话时，佩带了一枚“WIN”纪念章。那是福特“立即打击通货膨胀”口号的英语字头缩写。他号召人民佩带这一纪念章，并积极行动起来， 自愿进行储蓄、工作或者保存能源，与政府配合，同通货膨胀做斗争。

然而，由于经济在年底时进入衰退，福特不得不改变方针，重新采取反衰退的惯用措施，扩大开支以缓和衰退，签署了国会的一揽子法案，包括紧急公共服务就业措施和扩大失业补贴范围的，措施。预算最高限额很快被突破，福特反通货膨胀的努力，尤其是“WIN”纪念章的事，变成了人们的笑柄。但是，从福特的本意来说，他的确是在广泛听取意见，竭力找到拨乱反正的治国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