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同沃尔克

保罗·沃尔克（PauIA.Volcker，Jr.）是卡特时期的第二任联储主席，也是在货币政策上作出重大转变以对付通货膨胀的一名斗士。尽管他也曾有过政策失误，而且他的全部政策后果是到里根政府时才完全表现出来的，但他在卡特政府时期所付出的努力仍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严格说来，沃尔克并不能说成是卡特的经济顾问，因为联储是由国会立法保证的一个独立机构。但是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又使联储和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两者要相互通报信息，或是参照对方的政策措施而各自采取或支持或反对的姿态。当政府经济决策中存在“四人会”机制时，联储主席是其中重要的一员，而他也可能对经济中的其他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从这种意义上说，联储主席也有对总统的参谋作用。沃尔克在出任联储主席后，也定期地参加名义上存在的“四人会”，还有后来的所谓“通货膨胀早餐会”，实际上对经济决策有重要的影响。

沃尔克在普林斯顿大学受到经济学启蒙，又在哈佛的公共管理学院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虽然后来又在伦敦深造，但最终未能完成他的博士学业。他从 50 年代起进入美国银行业，从研究实习员做起，先后在纽约联邦储备银

行、财政部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等公私机构工作过。由于他富有才干，大通曼哈顿的总裁戴维·洛克菲勒曾让沃尔克作为他的代表参加货币和信贷委员会的许多次会议，通过这些会议他同许多有影响的金融家建立了联系。60 年代初，沃尔克被任命为财政部金融分析局的主任，后来又成为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帮办。这一时期，他得到过财政部长狄龙颁发的财政部“杰出服务奖”，也获得过仅颁发给联储 10 名青年优秀工作者的“阿瑟·S·弗莱明奖”。60 年代中期，沃尔克一度又到大通曼哈顿工作，作过计划部主任和副总裁。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沃尔克被任命为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同时负责有关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事务。从 1969—1974 年，沃尔克在三任财政部长的手下工作，出席了许多国际货币会议，常奔走于美、日、法、德各国之间进行会谈和磋商，参与了国际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重大转变，也参加了 1971 年 8 月的戴维营会议。多重的历练给他丰富的经验，也使他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们和财长们建立起广泛的工作关系。1974—1975 年，沃尔克辞职去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1975 年 8 月，以阿瑟·伯恩斯为首的联储官员们同意由沃尔克出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由于威廉·米勒移职财政部，联储主席的位置空出来。卡特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终于在 1979 年 7 月提名沃尔克为这一职位的人选，而沃尔克也于同年 8 月正式就任其职。

沃尔克也是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人物。他在哈佛读书时第一次遇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听阿尔文·汉森的课，此人当时被公认为美国最好的凯恩斯理论传授者。他成绩优秀，受到老师的高度赞扬，但却没有成为凯恩斯主义者。他不喜欢浮动汇率制，认为只要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能下降，或者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能稍稍上升，对美元的压力就会缓解。他在近两年的时间中坚持这一观点，并和许多人进行争论，直到 1971 年美国国际收支经常帐户出现赤字时，他才改变观点，承认美元贬值的必要。在戴维营会议时，沃尔克同意关闭黄金窗口，但并不赞成征收进口税，认为那将干扰自由贸易。对工资物价控制，他不赞成长期实行；但在当时财政部长康纳利的要求下，也曾拟订过一个有关的建议。他认为有必要实行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工资物价管制，以使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有一个良好的时机发挥作用。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辞去财政部的职务进入普林斯顿，沃尔克得以跳出繁忙的公务，有了仔细审视国内货币政策的机会。他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实用的货币主义。他认为，以往的货币主义最持续的正面的贡献包括：强调了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的区别，在政策行为以及它们对经济的滞后影响方面有独到见解，对微调的有限作用的认识，还有它们对价格上涨对经济影响的强调。不过，沃尔克也注意到，用他的这套货币主义并不能解决联储内部的争论，也就是说，究竟哪一种货币总量目标是最重要的，或者说，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沃尔克认为，联储传统的控制联邦基金利率的做法会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

定，然而，他又不能确定，以控制储备金来改善货币政策的效果。另外，他还认为，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是由于不能测定货币的周转速度，因此单独控制货币总量是危险的。中央银行应该避免思想上的僵化，根据经济失调的情况对政策作出调整。

沃尔克还有一种想法是通过改善国际经济合作来实现稳定的货币体系和政策。他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即使汇率变动很大，也不一定就能有效地调整各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那么还是比较稳定的货币体制好一些。他主张有一种机制，能使少数的主要国家对允许汇率浮动的范围达成一致意见。这样，即使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不能替代一种负责的国内货币政策，也有可能达到一种比较稳定的国际秩序。

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沃尔克参与了 1975—1979 年的货币政策决

策过程。在 1979 年春季，他主张的是紧的货币政策，反对米勒所推行的宽松政策，他曾两次投票实行货币紧缩。

沃尔克事先并没有准备接任联储主席的职位。他曾接到米勒的电话让他到华盛顿去见总统。他去了，对卡特谈了自己对当时货币政策的想法：应该紧缩，至少要比米勒想达到的程度更紧；同时也谈了他对联储独立性的担心。谈过之后，他感到解脱，以为不会为去华盛顿任职而打乱家庭生活。但是，几天之后，他接到了卡特的电话，请他出任这一职务。

和卡恩一佯，沃尔克也把他承担这一公职看作是获得了一次战胜通货膨胀的最好机会；而且他也自信，自己是取得这一胜利的最合适的人选。他的任命受到国内外金融专家的欢迎，甚至连股市都曾为之上升。不过，这种喜庆的气氛时间不长就消失了。

沃尔克上任后的第一个步骤，是在 9 月中旬将贴现率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然而，市场对此反应并不敏感。由于联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不愿下大力气对付通货膨胀，市场已经形成了一种对从“华盛顿”，或者说从联储，来的信息无动于衷的态度。再有，联储本身的操作也有一定问题。按照国会颁布的法令，联储每六周要公布一次货币供应量目标，但是联储每日每周的实际操作，从一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到下一次会议的操作，都是短期利率，而且是联邦基金利率，等于是银行间或银行对大客户隔夜贷款的“批发”价格。沃尔克认为，即使有联储最好的工作人员，有最好的计算手段，人们也不可能通过把这样的利率保持在一个正确的水平来控制货币供应量。更何况提高利率的风险总要大于降低利率，在面临衰退时就更是如此。没人会愿冒这样的风险。在联储内部，即使提高利率，也总是一点点试着来。其效益就更降低了。

沃尔克开始探索把储备金作为控制目标的建议。他和联储中一些反通货膨胀的主要人物都还没有把握，控制储备金就肯定能控制货币总量，但是，他们都支持这种尝试，一方面寻求一种紧缩总量的新手段；另一方面，也为了让人们看到，利率的提高不是来自联储，而是来自市场的压力。沃尔克更

希望以此重建联储反通货膨胀的形象。

沃尔克仔细考虑了这一做法的后果。他感到，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约束联储自己。一旦联储真的将控制目标转为货币供应量，不只是公开宣布目标的改变，而且在操作技术上也尽力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即使这个决定导致了令人痛苦的高利率，要走回头路也将是很困难的。但是，他感到当时正是实行这一转变的机会，联储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们会一致同意这一转变，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一些地方会员银行的总裁们）也会热心于此。当他在 9 月底前往贝尔格莱德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时，关于这一转变的技术准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沃尔克也还想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和国内外的同僚们交换意见。

沃尔克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同机前往贝尔格莱德的财政部长米勒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舒尔茨，但是没有得到支持。倒是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和德意志银行行长埃明哥（Otmar Emminger）支持沃尔克的想法。他们早已对卡特政府在美国通货膨胀问题上的软弱做法感到愤慨，并且告诉沃尔克，要让他们支持美元，美国政府就得治理通货膨胀。沃尔克猜想，德国人的压力可能对米勒和舒尔茨也产生了影响，至少是减少了他们对他的计划的担心。

没等贝尔格莱德的会议结束，沃尔克就飞回了华盛顿。在检查了技术准备工作和联储管理委员会的准备之后，他就准备召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米勒和舒尔茨返回华盛顿后，分别听取了他们自己经济学家的意见，对沃尔克的主意仍不放心，建议沃尔克走老路，哪怕将贴现率一下提高 2 个百分点，而且说，卡特总统也是这个意见。但是，沃尔克认为卡特并没有召见他来阻止他，说明卡特并不想在一个他并不熟悉的领域里来干涉他新任命的官员。所以他还是坚持走下去。

1979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讨论了打破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各种方式，并且意识到必须采取某种猛烈措施了。他们一致同意将贴现率从 11％提高到 12％，对联储管理下的资金要求 8％的储备金，并且将把管理重点更多地放在未借出的储备金上，而较少放在联邦基金利率方面，把储备金作为控制货币总量的工具。沃尔克在当天晚上 6 点公布了这一决定，同时还宣布对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增长部分提取储备金，呼吁各银行不要贷出目的不明的款项。事后，卡特在接受采访时对所有这些新措施的出台都明显地给予了支持。

然而，在头五个月的实践中，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固然是下降了，利率的增长幅度却超过了沃尔克们原来的预想，其他方面的情况也不如人意。1980 年 2 月初，商业银行的优惠贷款利率达到了前所未闻的 15.25％的水平，而当月的通货膨胀率仍在 14.9％，一度稳定了的美元又开始疲软。联储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再度紧缩，不仅要提高贴现率，而且要对银行贷款给予更多的具体限制。卡特政府原则上并没有反对。然而，联储也并没有马上行

动，而是寄希望于联邦预算的修订，希望双方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相互配合。但是，名义利率的居高不下是卡特在政治上不能承受的。他决定紧缩消

费者信贷。按照沃尔克的分析，尽管经济在 1979 年底时还处于扩张期，但由于利率过高和早先预测的衰退的威胁，当时由信用方式支持的消费已经处于萧条，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理由对成千上万的消费者信用购物进行直接控制。沃尔克曾反复向卡特表明他的态度，但是卡特坚持他的决定。考虑到这种直接控制将是一种暂时办法，而且在联储冒险推行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时，总统曾给予公开的支持，在联储呼吁紧缩时，总统也削减预算给予配合，沃尔克感到，联储也有责任尊重总统的政治判断，支持他的决定。但是，沃尔克也强调这种信用控制只应是卡特反通货膨胀计划的一小部分，更多的精力仍应放在削减预算上。应卡特的邀请，沃尔克这时花了许多时间与米勒和政府中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参与预算的修订，而且也参与了总统和他的经济顾问们对预算的决策。1980 年 3 月 14 日，卡特根据《1969 年信用控制法》，授权联储执行“信用紧缩特别办法”。同时，联储的进一步紧缩和新的预算也一起出台。

其后的消费者戏剧化的反应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他们干脆不用信用卡了，而且决定用储蓄偿还债务。结果在 4—5 月间，货币供应量下降了。同时

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联储急忙放松控制。各方人士都在批评联储，只嫌它放得不够快。然而，沃尔克知道，联储是放得不少了。在 3 个月中，联邦基金利率从 20％下降到了 8％，7 月份又取消了信用控制。利率很快稳定下来，货币供应量迅速恢复增长，而经济也快速反弹了。不久，通货膨胀又恢复到了两位数的水平，迫使联储不得不在大选前几周时再次紧缩货币政策，提高贴现率。

在回顾这时的情况时，沃尔克显然对这次放松货币控制感到不满。至少到这时为止，联储还没有感到它的新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这一时期的实践多少还是有其借鉴作用的。到里根时期，即使经济进入衰退，即使沃尔克成了“头号公敌”，他也坚持只有紧的货币政策才能使美国经济最终走出通货膨胀预期和滞胀的怪圈。到 1982 年夏，他终于取得了成功。沃尔克的体验是：价格稳定乃经济之要务，为取得价格稳定即使付出很多痛苦也是值得的。现在这一结论已为许多国家所认同。当然，这是后话。总之，卡特时期的经济政策大体上来说是不成功的。有人说，这是由于

卡特过于软弱，不能坚持原则；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卡特的经济顾问们大都是些技术专家而非思想家，他们虽处于高位却不能带给卡待必要的经济哲学。还有人说，卡特用于经济上的精力毕竟太少了。他们在统计了卡特与其顾问们的交往次数后得出结论，卡特就通货膨胀问题与其经济顾问的交往只占其与全部顾问交往活动的 1％，就能源问题与顾问的交往也是 1％，其绝大部分这类活动是有关外交的，其主要交往的人物是布热津斯基、蒙代尔和穆尔。看来，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但是，正如沃尔克观察到的，当卡特尽力

想实现一种贯串一致的财政政策时，迫于政治压力，他却不得不走向不同的方向。沃尔克感觉到，这名具有保守主义内在倾向的总统时常发现，他最初的决定总是要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他的对某些特殊利益非常敏感的顾问们；另一方面，是他自己党内那些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势力。这可能也就是卡特在回忆录中谈到国内经济政策时深有感触的原因吧。毕竟是时势造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