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与联储

布什时期，白宫与联储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联储主席与白宫的经济智囊有着深厚的友谊和近似的经济哲学；另一方面，联储决策层构成的变化和格林斯潘本人的作风又给双方的关系带来了不少磨擦。

联储的决策机构——公开市场委员会——是由七名联储理事和五名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组成的。在伯恩斯和沃尔克担任联储主席时，地区银行行长被看作是晚辈，没有多大发言权，但是近年来地区银行在决策方面的作用却越来越大。这些人来自京城华盛顿以外的前哨阵地，如里士满、明尼阿波利斯和达拉斯。这些地方已经成为反通货膨胀的前沿，因此来自这些地区的行长们多数都是反通货膨胀的鹰派人物。他们的这种立场同联储在华盛顿的理事们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的主张是对立的。从格林斯潘的作风说，他不像伯恩斯和沃尔克那样自居权威，而是更喜欢采用协商和说服的做法。这就使联储的决策过程不像过去那样雷厉风行，高屋建瓴。

联储内部的复杂关系早在 1988 年就对即将入主白宫的布什产生了影

响。这是一个选举年，在地区行长们的推动下，公开市场委员会把联邦基金利率逐步提高，目的是扼制潜在的通货膨胀。但是华盛顿的联储理事们却不愿意这样做，他们拒绝提高贴现率。地区银行的行长们深感忧虑。虽然他们没有在会上说什么，但私下里却担心这些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理事们都在力求使贴现率下降，以帮助布什赢得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到 8 月，有几名地区银行的行长已经决心向理事们“开战”。这就是说，政治因素使理事与行长之间的分歧激化了。在 8 月 5 日举行的电话会议上，鹰派行长们要求紧缩银根，12 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中的 9 个都认为必须提高贴现率。很明显，如果不满足地区行长们的要求，下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就会变成“战场”。在电话会议后的非正式会议上，安杰尔理事说他愿意妥协，其他人也表示同意。到星期一，所有理事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只有西格女士因事未参加讨论，

会议决定要格林斯潘去做这名理事的说服工作。西格女士后来说：“这是格林斯潘当联储主席以来第一次要求她采取一致行动。”她说：“我并不认为提高贴现率是必要的，但是选举日益临近，格林斯潘要求大家同意提高贴现率以避免让别人指控联储是在玩弄政治。”星期二早晨，联储投票一致赞成提高贴现率，一场公开“战争”得以避免。但是这种金融形势对共和党的总统选举是不利的。共和党全国会议在一周后即将召开，即将担任布什竟选班子经理的贝克对格林斯潘表示了不满；但是时间已经太迟，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胜利了。

在全国选举过去之后，地区行长们再次牵头推动反通货膨胀运动。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慢步提高了几次。最后一次紧缩是在 1989 年 2 月 24 日。格林斯潘召开会议要求采取较大动作，提高半个百分点。经过长时间讨论，所有委员除西格女士外都投了赞成票。这是联储最后一次提高利率，也是美国经济缓慢滑进衰退的开始。

在联储宣布提高利率时，布什总统正在亚洲旅行，他在东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说：“我不能说，我对利率的提高感到高兴。”

同沃尔克不同的是，格林斯潘同白宫发展了紧密的关系。布什和他的许多高级助手在福特政府时期和 1980 年里根竞选总统时期都曾与格林斯潘共过事。格林斯潘虽然现在当了联储主席，但仍然是他们这个圈子中的人物。常常去白宫椭圆型办公室提供咨询意见。事实上，这些人之间的友谊已经超过了工作范围。格林斯潘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安德烈·米切尔是肯尼迪中心总统包厢的常客，他还常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博斯金以及财政部长布雷迪一起打网球。

从某些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观点看来，这名联储主席同白宫的关系似乎是过于亲密了。这些行长大多是沃尔克的崇拜者。沃尔克在很长的时间中同白宫保持着距离，有一次，他甚至拒绝进白宫去见里根。

尽管格林斯潘同白宫的智囊们十分亲密，到 1989 年春天，联储的紧缩金融政策已使他在白宫的朋友们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为了进行一次有效的游说，财政部长布雷迪有一次甚至邀请格林斯潘、约翰逊和安杰尔一起开会敦促他们降低利率。在白宫的影响下，到 5 月中有几名联储理事私下里已经同意这样做，但是鹰派想控制通货膨胀，坚持紧缩立场。他们担心尽管经济已经放慢、失业率仍然较低，但如果联储用低利率刺激经济，雇主们会用抬高工资的办法对付劳动力供应的不足，这佯就有可能引起一场以工资为先导的通货膨胀。一名行长公开说：“我们必须把已经到位的紧缩持续下去。”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格林斯潘在 5 月 31 日举行了一次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电话会议，敦促委员们同意对短期利率进行小步削减，但未能达成协议。于是他把投票时间推迟到了下个星期一。幸亏，星期五发布的统计报告表明就业增长十分疲软，这一信息软化了鹰派的立场，在周一的会议上，他们终于同意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 1/4 个百分点。在整个 1989 年的秋天，联储继续放

松银根，但步子很慢，到 12 月才把联邦基金利率从 9.75％降到 8.25％，每一次 1／4 个百分点。这种速度被西格讥讽为“婴儿的脚步”。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鹰派，决心不使通货膨胀复燃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这种状况使格林斯潘也感到担心，他在一次不寻常的国会听证会上甚至承认衰退是可能发生的，他说：“我不能排除政策失误会导致经济下滑的可能性。”

但是到此为止，放松银根就再不能前进了。这是因为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有两名理事——约翰逊和安杰尔——以前是放松银根的倡导者，现在却认为金融市场的最新迹象表明通货膨胀可能正在到来。约翰逊从长期债券利率的上升看到了危险信号，而安杰尔则是通过对商品价格的观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他们参加到鹰派当中，使反对进一步放松银根的力量占了优势。

联储在 1990 年上半年不顾经济疲软的现实，没有采取放松银根的行动。

6 月下旬，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费说，尽管反对紧缩银根的呼声很高，而且出现了信贷困难，联储仍在“准确地完成所确定的任务”，并且已经能够做到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不造成经济衰退。

然而在布什政府里，这时对联储面对经济疲软却无所作为的状况已经无法忍耐了。为了促使联储早日采取行动，布雷迪、博斯金和预算局长达曼已经说服布什放弃不增税的誓言，同国会达成一项削减联邦赤字的协议。这也是格林斯潘的要求，他曾多次说过如果联邦赤字不减少，利率是不可能下降的。白宫官员这时力求促使联储在需要的时候让利率以足够快的速度降下来。

可是格林斯潘的同事们却仍摆出一副紧缩金融的架势。7 月，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格林斯潘的说服下，仅仅同意把利率降低 1／4 个百分点，格林斯潘是把它作为缓解日益严重的信贷困境的一种努力。很明显，这样小的步伐对日见衰弱的经济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然后，8 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事件发生了，石油价格猛涨，使人们担心 70 年代的那种通货膨胀又会重演。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似乎也在走向衰退。由于不知道在这种双重困难的局面中如何引航，联储没有做任何事情。只是在两个月之后，格林斯潘才试图打破这种无所作为的状态。但是鹰派的反叛阻挠了他的努力。这是一场前哨战，发生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紧闭的大门后面正在举行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上。会议在秘密进行，争论的焦点是如何降低利率。鸽派要求大大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鹰派认为衰退未必已经发生，决心继续紧缩银根以求防止通货膨胀。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站在鸽派一边。他建议分两次，每次把短期利率削减 1/4 个百分点。但是鹰派不同意，他们起来造反了。经过激烈的争论，格林斯潘被迫妥协。公开市场委员会只同意把短期利率降低一次，幅度是 1／4 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它还要求在国会与白宫达成一项新的削减赤字协议之后再执行决议，这意味着还要等待一个

月。许多人认为这是格林斯潘的一次失败。美国经济出了麻烦，财政杠杆因

为国会和白宫的争吵而不起作用，只有金融杠杆可以发挥调控功能，但是恰好在这关键的四个星期中，联储却没有动作，眼看着失业人口在上升，联储不仅没有采取反衰退的措施，反而因为它的无所作为而使局势走向恶化。联储在经济预测方面也很不成功，公开市场委员会对衰退没有做出准确的判断，而许多民间经济学家却早已看出经济衰退不可避免。

后来货币供应量的数字终于使鹰派人物相信放松银根刻不容缓，他们的立场因而开始松动。但是紧接着又发生了一场有关格林斯潘的权力之争。这一争论在 1991 年 3 月底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上猛然爆发。几名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发动了对格林斯潘的进攻。这些行长抱怨说，联储主席最近的行动把他们排除在金融决策之外。问题起源于 2 月 1 日，当时格林斯潘打电话给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其他委员，通知他们他打算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半个百分点。与此相应，联储贴现率也降低半个百分点。这将是自衰退开始以来，联储所采取的最具进取性的放松银根行动。为这件事，两个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向格林斯潘提出了挑战。堪萨斯城的罗杰·格菲和圣路易斯市的托玛斯·梅尔泽质问格林斯潘为何不经过全体委员的投票批准，他们认为联储主席本人没有权力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其他行长们也有类似看法，这些人要求格林斯潘在下个星期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上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但是格林斯潘拒绝让步，他认为尽管联储规章在这个问题上的界定比较模糊，但的确已授权给联储主席可以不经过委员会全体会议就采取行动。

地区银行的行长们虽然很不高兴，还是退却了。不过这场争论在 2 月 5 日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上又重新爆发。格林斯潘不得已，只好说他将要求他的工作班子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看看联储主席在采取行动上究竟有多大权力。后来他的工作班子给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说经过对有关联储主席临机处置权法律和传统的研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有关这个问题的规定含糊不清。在 1990 年 12 月 18 日的会议上，公开市场委员会原指示纽约柜台立即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 1/4 个百分点，并附加一条指令，用隐蔽的行话要求联储主席在下次会议召开之前采取进一步放松的步骤。格林斯潘利用这个权力在 1 月初把联邦基金利率削减了半个百分点，2 月 1 日再削减半个百分点。某些地区行长批评格林斯潘越权，说原来的指令只允许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半个百分点。这个问题由于削减联邦基金利率半个百分点同削减贴现率半个百分点相联系而变得更加复杂。联邦基金利率升降多少，是由公开市场委员会12 个委员决定的，其中包括联储理事和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而贴现率升降多少则是由联储七个理事决定的。布什政府对联储内部的纷争是了解的，白宫的策略是一面敦促格林斯潘放松银根，一面对联储内部的鹰派保持压力，这种策略的运用相当巧妙，例如，当三大汽车公司的行政首脑访问华盛顿要求放松银根的时候，政府官员对他们说，著名的汽车零件供应商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的总部就设在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附近，该行行长是鹰派著名人物李·霍斯金斯。如果你们真正关心底特律的经济，为什

么不叫该公司的高级官员去拜访霍斯金斯呢？

对格林斯潘领导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反衰退中的表现有两种不同的估价。一种估价认为格林斯潘的作风大民主了，他改变了老联储的权威主义，同时也使它在紧要关头不那么有战斗力。保罗·萨缨尔森就说过：格林斯潘被人扔到后头去了，他那里有三四个同事，他们是反通货膨胀的狂热者，他不依靠他们。可是，你不能既是一个好人又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格林斯潘是一个好人。

有些人缅怀老联储。当时的支席如沃尔克和伯恩斯拥有很大权力，他们的决断能力至今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有些人对“民主”在美国侵入了权威主义的最后一块基地联邦储备委员会深为惋惜。他们说：“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把长期以来被批评为傲慢、专断的老联储推进到更符和美国民主精神的传统之中，”但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特别是当经济迅速变化的时候，就暴露了新联储的弱点。它行动迟缓，联储主席不能实行权威主义的统治，他必须用“哄”的办法取得支持，因此，要形成一致意见往往很不容易。正如 1990 年 10 月发生的事情，冗长的辩论会给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格林斯潘的支持者则说，格林斯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平衡的技巧相当高明，在主要问题上他通常能够说服别人按照他的路子办事，虽然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困难。格林斯潘自己则说：“我想不起哪一个重要决策使我自己感到是错误的。”他还说，管理中央银行最好的方法是容忍不同的观点，联储不能靠行政命令进行有效的工作。如果联储的行政首脑不能说服他的同事相信他的政策和建议是正确的，他是不可能占上风的。

在处理联储和白宫的关系上，虽然双方并不总是愉快，但格林斯潘在与白宫配合掌握住正确的政策导向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例如，当白宫在 1991 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希望联储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推动经济复苏时，格林斯潘的反应很及时。他断然采取了大步降低短期利率的措施，而且还降低了联储的法定准备金标准，鉴于当时的形势，这一做法完全必要，但却遭到一部分人不公正的批评。格林斯潘的谨慎作风深得华尔街的信赖。在他第一届任期即将结束进行民意测验时，华尔街对他的支持率竟高于沃尔克。所以他再度被布什任命为联储主席就是顺理成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