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与联储

总统在经济决策中不能忽视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重要角色。但在隶属关系上联储只向国会负责。因此肯尼迪必须处理好同联储主席比尔·马丁的关系。

在肯尼迪就职以前，他要赫勒去看马丁，对马丁将采取合作态度或刁难态度作出估量。赫勒同马丁长谈并且对后者的立场有了深刻的理解。马丁发誓：“决不放弃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独立性。”赫勒回答说：“我认为这决不是总统要你做的事情。”马丁接着说：“合作的余地仍然是非常广阔的。” 赫勒后来在对这段经历进行回忆时评论说：“我才到华盛顿时怀疑联储是否

应有自己的独立性，但在我离开时我认为在一个基本上是通货膨胀导向的世界中，联储必须是独立的，有那么一批反通货膨胀的战士独立存在，不从属于政治过程，决不是坏事，尽管有时它会使你发疯。”

肯尼迪内心是不愿接受联储独立原则的。但是他的顾问委员会认为美国正面临美元危机，采取正面打击联储独立性的姿态是不利的。因此他在竞选中对这个问题保持了沉默。但在个别场合，他明确表示对联储的失望。在一次和企业界的谈话中，他说：“每一次继起的经济谷底都以更高的利率告终

——结果是荒诞的高利率，伴随而来的是高失业、低生产和迟滞的经济。” 在 1960 年 10 月 6 日同报界见面的会议上，这名当时的参议员指出高利率已经诱发衰退，但未能阻止通货膨胀。同时以萨缪尔逊为首的肯尼迪经济工作队发出警告，反对用限制性的金融政策干扰经济发展，认为在必要时要用新的工具同通货膨胀作斗争。

然而，尽管肯尼迪对联储的独立性存在异议，他的行动却十分小心。1962 年 4 月 17 日，他要求国会“修改主席任期，以便让一位新总统能在他的任期开始的时候任命一位由他自己选择的主席”，“这个系统主要官员必须拥有总统的信任”。共和党马上把这个声明指责为对联储独立性的攻击。此后再也没有听到肯尼迪发表类似的言论。1962 年 6 月 14 日，肯尼迪针对共和党的攻击回答说：“我们（总统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履行我们职责时毕竟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尽管联储是独立的并向国会报告。”

无疑，美元的疲软和 1962 年钢铁危机和解之后肯尼迪不愿刺激金融和企业界领袖，这种心态与他不再提总统与联储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是有关系的。在 1962 年 12 月 4 日的纽约经济俱乐部见面会上，肯尼迪对两者的关系做了最充分的说明。当被问到弥补赤字是用储蓄还是用发票子来筹集资金时，肯尼迪说这一决策的责任在马丁。但是他也小心地提到欧洲曾建议少依靠金融政策，多依靠财政政策去刺激经济。

很明显，财政部部长狄龙，副部长鲁萨和赫勒等人都极力主张向放松银根的方向行动，他们总体上说是成功的。这可以从利率的走势得到验证。在复苏 33 个月以后，长期私人利率实际上是下降的，尽管需要保持短期利率的上升以阻止短期资本的外流。要压低长期利率而又必须保持短期利率的高水平是不容易的。高短期利率使借钱的人转向长期市场，因为那里的利率低，其结果会抬高长期利率；另一方面，放款的人考虑到短期利率高又有从长期资金市场转向短期资金市场的倾向，这就促使长期贷款求大于供，有抬高长期利率的趋势。然而实际情况是短期利率的上升并没有带动长期利率的相应增长。根据测算，50 年代后期短期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长期利率会增长 0.4

％，而在 1963 年只增长 0.15％，说明长期利率比过去较好地摆脱了短期利率运动的影响。这说明联储的操作是成功的。而这种结果也是肯尼迪政府所希望看到的。

不过，不能认为联储主席马丁在金融政策上未经斗争就做了让步。多数

金融界人士都怕廉价货币。银行家们认为他们的商品（货币）的价格（利率）越高，他们的事业就越兴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还担心通货膨胀。因为它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一种威胁。所以当肯尼迪第一次宣布 1963 年减税计划时，马丁的反应是发出警告，赤字必须从储蓄中筹款。马丁的意思是说，随赤字的增长他将不提供追加的货币去购买新的联邦债

券，因此，它们的价格将下跌，或者说利率将上升，这时人们会在高利率的诱惑下用储蓄来购买债券。

对马丁的这一声明，国会议员赖特·帕特曼说：“马丁无权否决减税。” 随后马丁又修改了他早先的声明。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联储是完全独立的，只能说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联储主席还得跟着白宫走，占上风的仍然是妥协。联储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机构。但一种政策一旦为白宫决定，联储是极可能合作的。另一方面，要维护一个独立部门的利益，特别是金融界的利益，联储要给人一个在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的印象也是很重要的。马丁是一个十分机警而又精明干练的银行家，他太懂得联储事实上有多大的选择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他能偏离政府所规定的金融政策。在声明中，他并没有肯定他说联储是独立的，而只是重申 1951 年联储与财政部的协议条款，即联储没有义务为维持低利率而固定政府债券的价格，并且希望政府不要求联储为联邦赤字提供资金以致造成一种把通货膨胀强加给美国经济的状态。肯尼迪一再肯定联储的独立性，他实际上早已把他的愿望向联储表达得很清楚。对此，马了也是心领神会的。

保持长期利率下降以促进投资增长不仅需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也与其他许多因素相关，债券的营运管理是其中之一。在 1957 年 7 月到 1958 年 4 月

的衰退时期，财政部出售了 70 亿美元的长期债券，因此加重了降低利率的困

难。在 1961—1963 年的复苏时期，狄龙和鲁萨小心地不重复过去的借误，依靠提前还款的技术做到了既增加长期债券的发行而又不把大量资金从金融市场抽走的双重目的。另一个降低利率的办法是由政府压低不完全市场的利率。由于房屋抵押贷款是由政府担保的，所以它能利用这种关系在抵押贷款利率过高时将利率压低。这就是说，仅仅在抵押贷款利率低于百分之几的时候政府才给予担保。肯尼迪政府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倾向于采取这种手段。不过这样做也是有限度的。如果抵押贷款利率和其他市场利率相比显得过低，惩罚将是抵押贷款市场的资金枯竭。

总起来看，在肯尼迪时代金融政策比艾森豪威尔时代要更具有膨胀性。但是担心削弱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不愿影响企业界的信心使肯尼迪在1962 年和 1963 年较之 1961 年更少劝导实行低利率政策。他认为国际支付平衡的不利地位使金融政策必须在刺激经济方面较少发挥作用，而让财政政策发挥较大影响。

从联储的角度看，1961—1963 年所奉行的政策显然与 1952—1960 年不

同。在 50 年代复苏的早期阶段，联储对通货膨胀的危险过于敏感，过早地实

行紧缩政策使复苏流产。在 1960 年以后，联储已没有再实行紧缩金融政策的认真打算。对这一点有几种解释，一种是它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减弱了；另一种是它在逢迎肯尼迪的政策，因为肯尼迪对窒息经济的金融政策是不能容忍的。事实上，1963 年马丁先生自己已经在夸耀他对经济的扩张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