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几种国家发展战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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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掀起了热潮，联合国也在60—80 年代连续制订了三个国际发展十年计划，这些研究和实践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增强了落后国家人民的发展信心，也实质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自立。

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一般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 经济增长战略这一战略以国民产值或国民收入的最大增长率为主要发展目标，是一种朴素的“追赶战略”。该战略模式的出发点是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无非就是 GNP 的差距，只要以最大的增长率奋力追赶，差距就可以缩小，有朝一日接近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

经济增长战略是仿效发达国家历史过程的传统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来强调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实行扩大再生产；强调高产值商品的生产。但作为发展中国家，要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就会面临各种困难，诸如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经济结构畸形等。更为严重的是，今日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已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垄断和瓜分了世界工业产品市场，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数百年的殖民统治造成了这些地区民族经济极端落后、畸形、极端依赖于发达国家。况且，发达国家在垄断加工品市场的同时，对国内的初级产品生产实行高额补贴和贸易保护政策，致使发展中国家农业和资源产品的发展也遇到强大竞争压力，经济增长忽冷忽热，无法摆脱工业化国家的影响。

另一方面，国民总产值的增长往往意味着“国民总污染”的增长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一段“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发展中国家今天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为世界上最贫困的阶层谋求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在人口增长、外债高筑等内外压力下，何时才能腾出手来认真对待经济增长的环境后果，何处取得经济增长的资源补偿，完全是个不确定因子。

尽管增长战略可能过于单纯、难以奏效，但无论哪一种更新的发展战略仍然不得不将经济增长作为基本内核。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增长的发展” 会比“不发展的增长”更令人失望。

1. 满足基本需求战略鉴于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不发展的增长”， 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种“变通”的发展战略，即满足基本需求战略。美国学者克拉伦斯认为，“对于那些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没有提高的国家来说，发展显然是要改变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的状况，而不是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当然这并不是说变通战略不欢迎国民产值的增长，但是要求这种增长必须来自人民大众的基本需求的有效增长，而不是以大多数贫困者的赤贫化为基础的高层阶级的消费膨胀。

联合国在其第二个十年（1970—1980）发展战略中，也明显地注意把社会目标集中于教育、保健、营养、住房、收入分配、土地制度等方面，而不像前一个十年计划那样把目标集中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上。

变通战略强调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和贫困阶层的社会福利，强调经济结构与经济总量并重，强调因地制宜地采取多样化的区域政策解决本国本地的经济问题，与经济增长战略相比，更趋成熟、全面。但这种战略仍然无法摆脱既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在具体实施中同样存在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

1. 自主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模式旨在摆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种种不良影响，由政治独立逐步走向经济独立。其视角与前两种发展战略迥然不同，被称为“激进”模式。

激进的发展经济学家，揭露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存在的依附性和不平等性，认为“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历史过程”，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解决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关系问题的带有政治性、革命性的新主张。激进战略

倡导者们还积极主张进行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增强民族经济的独立性， 消除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

激进战略虽然正确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根源，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同样清楚，完全等待、依靠罗曼蒂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是十分天真的。因此，自战后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立足于国内的发展，来调整和改善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创造 了以下两条新的工业化途径。

1. 进口替代战略这种模式主要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制造业和其它工业，以其产品替代过去必须进口的那些制成品，用以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实现工业化。

这一战略具有内向性特点，产业和产品主要指向国内市场，以期逐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为了替代进口，国家担负起阻止进口、保障市场和资源的责任，民族工业在这一保护伞下得到发展，风险性较小。

但这种战略往往要从轻纺工业起步，重工业的发展会受到一定的抑制， 引起新的结构畸形。同时，由于国家阻碍了国际竞争，工业技术的进步难以实现，民族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可能由依赖走向脱节。

1. 出口替代战略这一战略又叫出口导向型战略，也就是让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国际市场，以制成品出口逐步取代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借以带动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

采取这一战略的一般是已有一定工业化基础的沿海国家，如巴西和亚洲“四小龙”。出口替代战略具有外向性特点，工业发展的牵引力主要是外需， 以本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相结合，发展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或产品，因而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仍然很大，但毕竟已由初级产品市场依附转变为制成品市场和技术、资本依附。

7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产品也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此，出口替代战略也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尚未来得及实施出口替代的开放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要进入世界产成品市场已相当困难。

有人将与上述两种“替代”战略相对的初级产品出口也作为一种战略。这实际上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无可奈何的“卖血”的选择，没有多少战略意义可言，只有少数资源天赋极丰的国家才用得起这种“战略”。

城市化的意义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无一例外地表明，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事实上，城市化已经成为了 20 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强有力、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发展趋势之一，成为社会进步的代表，是各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

城市化过程的基本标志是，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并集中地进行工业生产、服务等专业化的高效率劳动。

城市经济形态与农村经济形态之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有着根本差别。以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农村，生产规模的扩大受到硬性约束， 劳动生产率较低，因而农业的发展最终将收敛到一个特定水平。与其相反， 以工业生产为主体的城市，生产规模的扩大呈现出发散的特性，有着广阔的

发展空间，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

城市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较大差异使单位劳动的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就有着很大差异。随着农村社会分工的深化和机械动力的广为使用，发达农村开始存在剩余劳动者。虽然这一现象在农村表现为隐蔽失业，但仍引起产出的下降，这时就存在着大量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城市非农产业的产出高于农业， 这种产出之差就形成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它推动劳动力由低产出部门向高产出部门转移，并在增加社会总产出的同时使转移的劳动力也获得较原来高得多的收入，从而形成了城市的吸引力。生产率的持续进步，保证了劳动力转移“力场”的存在。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消费结构的倾斜也对促进城市化进程起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并带有普遍的共同规律。

在城乡人口职业结构中，工业、服务业劳动者是城镇人口的主要成分， 其职能是为城乡人口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农牧业劳动者是农村人口的主体， 其职能是为城乡人口提供大量农副产品。城镇人口规模主要取决于工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又取决于城乡人口对工业消费品和劳务的需求；农村人口规模的变化由城乡人口对农副产品的需求所决定。

不论哪种需求都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但如果对工业品、服务业和农副产品的需求呈等量扩大，则城镇人口和农业人口的比例关系也将不发生大的变化。然而事实却是随着需求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倾斜，人们用于工业品和服务业的消费比例提高，用于农副产品的消费比例则下降。这样，工业品和服务业的需求增长就取决于农副产品需求的增长，使城镇人口比例相对地或绝对地提高。

由此可见，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形成城市化的过程中，劳动力实现了以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并伴随有依存于职业转移的空间转移，这两个转移使得规模经营与专业化协作成为可能，转移的深层次的含义是劳动力由低产出部门转移到高产出部门，由消费比例相对下降的部门转移到消费比例相对上升的部门。从而使经济得以发展，使社会总财富大为增加，使人类的倾斜性的消费需求得以满足。总之，劳动力的两种转移是合理的、必然的。城市化的另一个效应是资源的节省。城市中由于人口集中居住，工厂商

店成组分布，可以共享道路、供电、供水设施，建筑用地比农村地区也大为节约。城市化同时还带来了文教娱乐设施和市政设施高效率使用。试想一个百户人的农村需要一个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配备必要的教师、教学用具和设备，而一个年级的学生可能尚达不到 20 人（以每户人有一个孩子估计）。也有几个班级共用一个教室，由一个教师讲课的情况，但往往牺牲了教学质量。城市化后，每个城市居住区可配备一套完全中小学，一个班可达 60 人， 资源（教师和教室）大大节约。1991 年中国江淮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 农村工业因缺少抗洪能力而损失惨重，而对城市的重点防护保护，众多的骨干企业得到了保护，城市堤防的防护效率远高于农村地区。类似的集中产生的资源利用率倍增的效应是普遍存在的。表 6.1.1 是我国不同规模城市人均用地的比较，它表明城市化驱使资源效率有效地提高。

表 6.1.1 中国不同城市规模用地比较

据胡兆量（ 1988 ），张秉忱（ 1988 ）资料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是以高度城市化为标志的。在 1925 年，北美洲城市化人口约为 54％，半个世纪之后，这一比例上升到 77％，这个过程正是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过程。在苏联，甚至经历了更为惊人的城市化加速过程，城市人口从 1925 年的 18％，经半个世纪达到 61％，这个过程就是苏维埃国家工业化的过程。表 6.1.2 是日本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从表中可以看出， 日本经济起飞的五十年代是其城市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1955—1960 年的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城市人口增长率为 3.31％。从 1973 年以后， 经济增长率递减，城市人口增长率也随之下降为 1.67％。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密切相关，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的人均收入仅为 83 美元，70 年代开始，经济迅速发展，目前已达到人均年收入一万美元。这个过程也是它的城市化过程，1991 年韩国的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70％左右，并准备发展城市群。

表 6.1.2 日本城市人口增长

对人口城市化的一个忧虑是城市人口增长是否会使农民数量过低，以致人类处于粮食供应不足的状态。事实证明，由于农村劳力的转移，必将引起农业的集约经营和农业技术的提高，粮食生产并没有出现下降，例如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输出国。20 世纪实际是城市化的世纪，本世纪中叶，城市人口比重达 80％的国家只有两个，1960 年为 4 个，1970 年为 9 个，1980 年为 12 个。在本世纪，许多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但世界的粮食供应仍然不断趋于改善。事实上，农业人口不可能以很低的比例存在。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的经验表明，大约农业人口占总人口 1/4 时，人口城市化过程达到动态平衡。而当农民收入达到城市居民收入的 1/2 时，农民已不愿意转向城市生活，这可能是农村良好的环境质量，平静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自给自足，从心理上和经济上补偿了收入的偏低。著名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指出，过低估计人口迁移和流动性提高所具有的对于发展的潜在作用，是“政治的、经济的偏见”。

尽管城市化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但城市化可能带来环境退化和社会纷扰等消极后果，因此城市化及区域发展，必须注意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即 PRED 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