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极限问题种种

延伯根在《重建国际秩序》中主要论述了世界秩序的混乱等社会问题，其主要表现：

工业化国家，从经济增长到祸源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发达国家经历了一个空前的经济增长时期，并因此创造了一个力量惊人的工业机器，这其中得益于丰富而廉价的石油供应及从殖民地获得其他廉价原料。两个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不仅需要工业机器的支持，而且有可能促使这个机器进一步发展。

但是，到 70 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 1971 年西方强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商定的国际货币体制的彻底崩溃，它预示着巨大的财政破坏、世界性通货膨胀、贸易混乱以及给某些国家的收支平衡带来严重困难，这些混乱造成了大部分初级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和工业品价格的不断上涨，这不仅给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也使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国家债台高筑。

不仅如此，1973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带头运用他们的权力，提高了原油价格，致使西方国家深感不安，出现了潜在的军事报复的威胁。与此同时，恶劣的气候条件使世界许多地区的粮食严重歉收，进一步恶化了世界局势。

总之，经济动乱的势头正日益逼近更富裕的国家，倘若西方世界想要摆脱这一困境，解决日益增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长远的利益着眼，就必须谋求产生新的、建立在全球合作基础上的国际秩序。

第三世界，从依从到反抗。如果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工业化世界发展的时代，那么它也是第三世界政治解放的时代。然而，第三世界国家也意识到，政治的解放不一定带来经济的解放，两者缺一不可。由于第三世界的依从性主要根源于工业化国家创造的国际体系和主要机构。这个国际体系不断加剧贫富之间的分化，致使贫穷国家不得不对其存在的基本前提表

示怀疑，因此第三世界坚决要求进行根本的结构变革。

延伯根指出，国际体系的不公平，其影响十分惊人，它导致了两个基本世界的出现，并且不断加深它们之间的分化。一个是富人的世界，另一个是穷人的世界，贫困这个帷幕把两个世界从物质上和哲学观点上分隔开；一个是有文化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大部分为文盲的世界；一个以工业和城市为主，另一个则以农业和农村为主；一个是追求消费的世界，另一个却在为生存而斗争；富裕的世界关心的是生活质量问题，贫穷的世界却关心怎样使生活摆脱疾病、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威胁；富裕的世界关心的是如何保护不可再生的资源、维护全球生态平衡问题，贫穷的世界关心的却不是资源耗尽的危险，而是资源的开发和分配如何有利于整个人类，而不是仅仅为若干特权国家所独享；富裕的世界为污染活动对于维持生命系统的影响而担忧，而贫穷的世界却为穷困这个“污染”而发愁，因为它的污染问题不是由于发展速度和技术过剩所引起的，而是由于落后和技术不足以及对自然现象不适当的控制造成的。总之，富裕世界和贫穷世界都有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也不可能孤立地加以解决。人类的困境既有历史根源，也有其国内和国际的社会和经济根源。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关系的危机是一种国际结构的危机。两个世界所必须对付的基本上是同一个病态系统，它不可能只靠紧迫的经济救援而痊愈，局部的变革也无济于事。在一个相互依赖程度愈来愈高的世界里，需要的是建立在重视共同利益和相互关系基础上的根本性制度变革，需要的是使所有的人都能从变革中获得好处的国际秩序。

莱斯特·布朗在其所著的《第二十九天》中，首先对国际体系中横亘在宫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即“经济差距”进行了分析，他说，这种差距也是技术差距和知识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发展技术和开发全球资源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能力方面的，也有自然资源和文化宗教信仰方面的，此外，工业国家虽然失去了殖民地，但是他们仍控制着资本和技术，因而仍然能够提高他们在世界劳动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在分析了贫富差距之后，莱斯特·布朗提出了由于资源稀缺引起国际体系的一系列变化：

资源短缺引起世界权力结构的改变。不说是从开拓时代算起，即使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算起，政治权力归属于控制资本和技术的那些国家。现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这一权力正在扩散开来。原材料短缺，特别是能源短缺，正在使政治权力向那些控制原材料的国家转移，逐渐引出一种资源稀缺型政治。必须把诸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非工业强国看成是当今第一流的强国。委内瑞拉新发现了石油财富，这使它能对拉丁美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取代美国。加拿大在原材料方面得天独厚，这使它在同美国打交道时拥有新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70 年代世界权力结构的转移，反映了经济权力的再分配甚至军事力量的转移。莱斯特；布朗认为，严重依赖进口粮食和能源的国家就特别不安全和脆弱。日本在能源危机时期的经济动乱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日益增加，转化为中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由于能源依赖而造成的脆弱性，对某些国家的打击，胜于来自外国军事威胁的打击。

莱斯特·布朗认为，对许多国家来说，国家的安全不再主要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强弱。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越来越属于生态和经济的性质。人口增长率高对一国生态系统或社会结构的破坏，可能比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更厉害；对某些国家来说，沙漠蔓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可能比入侵军队更大；对许

多工业经济系统来说，石油储量枯竭对安全的威胁也甚于军事入侵的威胁。综上所述，由于资源的稀缺，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包括物质商

品的竞争和技术的竞争，由此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并引起世界权力结构的改变及对国家安全的新的威胁。加上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有利益冲突，导致国际财富分配问题年复一年地变得更加紧张起来，对旧的国际秩序进行变革成为日益迫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