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极限问题的一系列研究

无论是《增长的极限》报告所提出的世界人口、经济、粮食、不可更新

① 赫尔曼·卡恩等：《今后二百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1—17 页。

资源和环境污染等极限问题，还是《人类处于转折点》报告中提出的世界粮食、能源、人口和生态等危机问题，它们强调的是同连续的经济和物质增长有关的一些问题，但从罗马俱乐部的第三份研究报告，即《重建国际秩序》起，超越了物质极限的范围，而从社会极限的角度去分析研究世界未来及全球性问题。

早在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报告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反响、顿时间增长及其极限和后果问题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话题的时候，罗马俱乐部就感到有必要强调人类还有许多被物质问题吞没了的其他迫切问题，其他的人类价值标准也许正处于更大的危机之中。1973 年 10 月，罗马俱乐部在东京召开年会，中心议题是“对人类问题的全球展望”，在会上，由罗马俱乐部两名成员曼弗雷德·西伯克和横地加舍所写的《一项来自东京的报告》中指出：“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一切认真研究己表明：如果人类目前的方针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话，人类事物的全球性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感到，在远未达到增长的物质限度之前，许多来自同一基本根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就可能发生。”①

在围绕《增长的极限》展开的辩论中，不断有人指出社会极限问题，它也更加受到了罗马俱乐部的重视。在 1974 年发表的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

《人类处于转折点》时，罗马俱乐部主席佩西以及亚历山大·金在附于报告后面的《评论》中指出，对于《增长的极限》一书人们往往提出的批评是它完全着重物质的极限，实际上，这些极限可能永远也达不到，因为政治的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将先于这些极限而出现。无疑，增长的真正极限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管理上的。在梅多斯的模型里，很难直接把物质问题同政治过程或价值系统的改变结合在一起。确实需要新的工具才能把社会——政治——经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梅萨罗维奇和佩斯特尔的《人类处于转折点》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新工具。

如果说《人类处于转折点》在着重研究物质极限的同时，只是涉及到社会极限问题的话，那么在罗马俱乐部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报告中，对全球问题的研究，其注意力则从物质极限转向社会极限。

延伯根的《重建国际秩序》：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专家承认，
第三世界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在未来研究中应该占优先的地位。脱离了人类的绝大多数的发展前景，研究未来就如同一句空话。70 年代初期，世人面临着国际经济秩序陷于崩溃的局面，发达国家的意图是将它修补、复原，而第三世界则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联合国大会则在阿尔及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下，于 1974 年 5 月 1 日投票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宣言的序文中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加大”，因此必须在国际范围内重新分配财富。面对这种形势，罗马俱乐部觉得有必要主持这方面的研究，于是在 1974 年 9 月，邀请荷兰鹿特丹大学教授、经济学家、1969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延伯根在这方面主持编写一个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延伯根在接受这个建议之后，在 20 多名专家的合作

下，于 1976 年完成了编写计划，并于 1976 年 10 月以《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为题公开出版。

这个报告在分析了世界财富分配不平等状况之后，着重指出建立“一切

① 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中译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2 页。

人都能受益”的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报告认为，无论是富人的世界抑或穷人的世界，都需要解决一些空前紧迫的问题，它们不是孤立的，不可能单独地加以解决。必须进行以承认共同的利益和相互关心为基础的根本的体制改革，这就是一切人都能从变革中受益的新的国际秩序。报告还指出，人类在进行抉择时，必须接受一个严酷的现实：也许同过去各个时代不同，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除此没有其他出路。

加博尔、科仑布的《超越浪费的时代》：在《增长的极限》报告发表以后，经常提出的批评说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科学与技术，如果恰当地鼓励科技的发展，是会解决许多自然资源缺乏的问题的。为此，罗马俱乐部决定对此进行一番平心静气的考察，这最后导致了加博尔、科仑布的《超越浪费的时代》报告于
1978 年的发表。

虽然这里研究的是和《增长的极限》报告相似的问题，但在结论上，他们却由物质极限方面转向社会极限方面。关于粮食，他们强调主要困难是社会、经济和文化性质的。用于农业开发新的土地和提高土地生产率所需要的大部分技术是可以得到的。当然，一些新的领域诸如水的管理、海水淡化等还应加强。关于矿产资源，他们认为并不那么使人担心，虽然在今后几十年内许多矿石的已知储量和最容易开采的储量可能枯竭，但带有化学成分的潜在资源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当丰富的。当然，有些矿藏是很稀少的，有些矿物还是不能替代的，在解决许多这类问题时，科学技术通过资源的节约和保存、微型化、回收、新型原料的加工和发展等多种方式而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原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成本、运输和组织，而不是物质上的不足。关于能源，《超越浪费的时代》报告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能源成为充足供应的、便宜的、保护环境的和不招致社会非难的可能性很小。最后，报告认为，人类应该解决人口过剩、超级的原子装备、能源不足和昂贵这三大问题，因为它们加剧了南北发展不平衡，引发了生态破坏并使生活质量恶化，报告强调要合理地管理地球，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寻找这几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作者还把欧共体作为范例，着手研究共同体集团论。

拉斯兹洛的《人类的目标》：70

年代中期，原来担任钢琴演奏家、后来改行成为系统哲学家的美籍匈牙利人拉斯兹洛开始着手一项研究，他把罗马俱乐部和其他机构研究中得出的对人类生存的条件和前景的见解，与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主要文化和文明的思想、动机及成就相比较，得到一项有关人类现在应为自己确定什么目标的初步蓝图。最后，拉斯兹洛以《人类的目标》为题于 1978 年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研究报告。拉斯兹洛指出，世界各国人民的目标和期待处在急剧的变化发展之中，但与此同时，在已获到的东西和人类为克服其所面临的大量问题而需要实现的目标之间，存在着一种带威胁性的落后，人类的目标被带有威胁性的内部极限所限制，这些极限是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短期的、眼界狭小的有关问题。必须认识到人类今天面对的真正决定性的和迫切的极限，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它们是心理的极限，而不是物质的极限。拉斯兹洛提出了四个全球性目标：一是安全；二是粮食；三是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利用；四是规定发展的方针，不是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而是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提高生活质量，建立财富（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分配上的社会公正。
博特金、埃尔曼杰拉、马利查的《学无止境》：它是三位作者于1979

年向罗马俱乐部提交的报告，其宗旨是研究人类面临的又一个共同问题

——如何通过“学习”来开发人的智力，发挥人的潜力，以提高人类在对付各种全球性问题方面存在的差距，迎接未来日益严峻的挑战。正如罗马俱乐部主席在给《学无止境》一书的序中所言，现代人虽然在其他方面高度先进，但却还未能完全抓住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和后果，不能充分了解他们引起的自然环境和自身状况的变化。以至日益增加的人类问题的复杂性和人类对付这种复杂性的能力越来越不一致，这就是人类的差距。要消除这种差距，除通过“学习”改善人的素质和准备情况外，没有其他出路。《学无止境》报告认为，对于我们来说，学习意味着对于知识、对于生活的接近，它强调主动精神，它包括获得和实践为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上所必需的新方法论、新的技能、新的态度和新的价值，学习是预备处理新的情况的过程。报告还提出了消除人类的差距的新方案：改革传统的、面向过去或现在的“适应性学习”，推行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学习”。

总之，从社会极限角度分析全球性问题和世界未来的研究者中，除上述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之外，还有诸如里昂惕夫的《世界经济的未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面向未来》、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的《第二十九天》，等等，在此不作详细介绍，但通过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足见有关全球性问题及世界未来的研究态势，即逐渐从物质极限扩展到社会极限，从外部极限扩展到内部极限（人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