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物质极限到社会极限

无论是罗马俱乐部，还是美国的世界观察研究所，以及美国赫德森研究所乃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研究世界未来和全球生态经济问题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从最初的世界物质极限研究扩展到社会极限研究。其中有两大理由，一是全球性物质问题必然引发社会问题，如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所分析的那样，经济增长导致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拉大和资源短缺，资源短缺引起世界权力结构的改变、物质商品竞争和技术竞争的加剧，并由此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加强，所有这些表明在解决全球性物质增长问题的同时，必须密切关注国际秩序问题。二是全球性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中，较之物质因素，政治、社会和制度因素愈来愈居于显要的地位，这代表了莱斯特·布朗、里昂惕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组织或个人的观点。正如里昂惕夫所言，持续经济增长和加速发展的主要限制，在性质上是政治的、社会的和制度的，而不是物质的，在 20 世纪内对发展中地区的加速发展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物质障碍。不论什么理由，从总的趋势看， 在对世界未来的研究中，社会性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实，物质因素与社会因素本身是密切相关的因素，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