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末日模型”的抨击

悲观派代表作——《增长的极限》一书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将世界系统的五大因素建立了世界模型，分析因素的各自发展趋势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将数据资料输入计算机得到世界系统的未来趋势，其基本结论是，在假定人类目前的发展方式没有发生基本改变的前提条件下，世界必将发生崩溃。因此有人又称该“世界模型”为“崩溃的模型”或“世界末日模型”。《增长的极限》的挑战者首先就世界模型提出异议。

美国柯尔等人在《崩溃的模型》一书中认为①，梅多斯等人的世界模型的结论是否正确，首先决定于所选择的基本经济关系是否恰当，估计的参数是否正确。他们认为，梅多斯等人的世界模型在这几方面都是有缺陷的。柯尔等人根据梅多斯的世界模型作了这样一个假定：若自 1970 年起，自然资源发现（包括回收）率每年增长 2%，控制污染的技术能力每年增长 2%，粮食产量每年增长 2%，按照这样的假定去改变世界模型结构之后，电子计算机计算的结果表明，粮食产量和人口增长都不受限制，崩溃永远不会发生。柯尔等人还做了另一个试验，就是把模型的初始时期由 1900 年提前到 1850 年，并且

用该年各个变量的实际数值作为起点水平，其结果是，世界系统在 1970 年左右就要崩溃。柯尔等人用这两个假定所产生的结果进一步论证其观点，即世界模型的结论同所选择的基本经济关系及其估计的参数有极大的关系，如果所选择的基本经济关系或估计的参数有误，世界模型结构的正确性就值得怀疑了。塞塞克斯大学物理学家戈拉布也认为，《增长的极限》的分析方法具有固定的危险性，它企图以数学来代替知识，以计算来代替理解。爱迪生电业研究院编的《未来的经济增长》一书中也指出：“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世界模型没有掌握决定经济产量和人口的基本关系。用来估计未来的经济增长，它必须被认为是错误的工具。”

18 世纪末，著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分析了人口增长和物质生活资料增长的不平衡性，他说：“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①马尔萨斯从人口增长对食物与其他资源的压力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出发，得出了零人口增长和零经济增长最终将主宰社会的结论，从而被称为“忧伤的科学”。根据梅多斯《增长的极限》与马尔萨斯观点的某些相似性，有人将梅多斯等人的分析方法称为“新马尔萨斯的分析方法”。法国学者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其 1972 年所著的《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一书中指出，增长的极限“这一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预言，被它的炮制者们概括为所谓‘蛋糕理论’，即世界好比是一块大蛋糕，随着入席就餐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每人每次所切掉的那部分越来越大，于是这块

① 宋承先、范家骧：《增长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57—158 页。

① 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5 页。

蛋糕变得越来越少，只剩下一些碎屑了⋯⋯这种推理倒也简单明了。同样，其结论也一目了然：既然今天的任何原料消耗都影响到后代利用的资源，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压缩原料消耗。”米歇尔进一步指出：“这种耸人之谈有没有道理呢？有没有实际根据呢？现代的许多思想家有一种杞人忧天的病态心理，他们丧失远见，因而作出错误的判断，而这种耸人之谈不就是由此产生的吗？这种论调我认为是由下述错误观点所造成的：第一，悲观的历史观；第二，过低地估计了地球上拥有的资源；第三，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方面的错误设想。”米歇尔认为，资源短缺的预言，只不过是一个为了吓走鸟雀的稻草人而已。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在《最后的资源》一书中，也首先抨击了罗马俱乐部研究问题的方法。认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用技术分析的方法预测未来，往往与历史的实际进展相差甚远，提出只有用历史外推的方法才是最切合实际的方法。西蒙用资源的预测方法来证明其观点，他说，工程预测法（即技术分析的方法）是这样预测自然资源状况的：①估计目前地球上某种资源的已知量；②根据现在的使用率推断出将来的使用率；③以

①除以②即得出剩余消费年。西蒙认为这种预测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大错而特错的。而经济预测方法（并与历史外推的方法相结合）是推断过去成本的趋势，看这种趋势能否与理论相一致（西蒙认为在原材料供应的历史上，供应的趋势与理论是一致的），他认为从大量的数据得到的深刻印象是，采掘业产品的成本，自历史上有价格记载以来，一直在下降，表明资源的短缺状况逐步在得到缓和，因为成本和价格状况是衡量短缺程度的基本标准。经济学家大致预计，只要条件没有发生变化，即作为推断依据的数据无误，那么就可以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资源短缺的趋势几乎是不会出现的。

就在《增长的极限》公开发表以前，罗马俱乐部曾将其研究成果提交给两次国际会议，即 1971 年夏季分别在莫斯科和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国际会议，会上就有人提出许多问题和批评。罗马俱乐部还将《增长的极限》初稿提交给 40 多名知名人士（其中大多数是罗马俱乐部的成员），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人士提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既然模型只能容纳有限的可变因素，那么它所反映的世界系统内部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也只是部分的。
用一个简单的世界模型是可以研究基本假设改变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考察这种改变怎样影响系统在一定时期内的运转，但是，在现实世界中，

同样的试验一定需要花费的时间长、费用大，而且许多情况下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试验。
报告对于科学技术进步在解决某些问题方面的作用不够重视，这些问题包括例如研究和采用简单可靠的避孕方法，从矿物燃料中生产蛋白质，

生产或者利用实际上没有限制的能源（包括无污染的太阳能），以及利用这些能源将空气和水制成合成食物，从岩石中提炼矿产品。另一方面，这些人却又一致认为，这种发展或许来得太晚，只能延迟而不能避免危机，因为全球性疑难问题中有一些问题不是仅仅靠技术的办法所能解决的。
在还未充分勘探的地区发现原料蕴藏的可能性，比这个模型所假设的大得多。虽然这种发现也是仅仅会推迟资源耗竭，而不是根本消除，然而，

必须认识到，把资源供给的时期延长几十年，会使人类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求补救的办法。
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模型太“技术性”了，说它不包括一些重要的社

会因素，如，采用不同的价值系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莫斯科召开的那次国际会议的主席概括了这一点，他说：“人不是单纯的生物控制装置。”

许多人认为，《增长的极限》报告最重要的在于它提出了全球概念，
它通过读者把视野扩大到世界性问题的范围，但这又使其研究结果不能逐一应用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即对于任何特殊的国家或地区在细节上都不能适用，因为世界各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发展水平是各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