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未来乐观派

与梅多斯等人对世界未来作出“增长的极限”的悲观评价相反，其挑战者所持的是较为乐观的看法，认为地球资源是丰富和无限的，不论现在和将来都可满足人类需求，虽然目前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发展趋势给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一些问题，但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也是无限的，因而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在不断改善而不是在逐步变坏。这样，形成了与罗马俱乐部截然不同的未来观，并因此形成国际上关于世界未来的两大主要流派。罗马俱乐部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往往持悲观的态度，对技术的滥用忧心忡忡，追求经济增长与生态、社会发展的均衡；而乐观派则对技术的利用表示乐观，对经济的增长持肯定态度，断言人类社会的未来是美好的未来。1980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一届全球未来大会上，两大流派在不同会议室内向与会者阐述各自的观点，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

乐观派的学者不像罗马俱乐部那样有一个组织上的集中，而是相对较为分散。他们中间较早的有美国学者格伦·西伯格，他是一名化学家出身的研究世界未来的学者，多从化学家的角度看未来，他确信，原子能最终会有益于人类，“我们必须学会聪明地和原子能同居”。西伯格有一套完整的生活哲学，可概之为：人类的状况基本上是好的，在未来会变得更好；人类能够通过科学和技术，并通过基于相互热爱和尊重的国际文化合作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丹尼尔·贝尔是研究社会发展的未来学者的著名代表，他是美国一名新闻工作者出身的名教授，是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的学者，是面向未来的社会思想家。他以 60 年代后期倡导成立“美国文理科学院”2000

年委员会（任主席）和组织研究美国的“未来”问题而名噪一时。贝尔于 1968

年编纂出版的《走向公元 2000 年》和 1973 年发表的《工业化后社会的到来》，这两部著作是关于世界未来研究领域的重要经典，贝尔也因此成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创建人。他探索西方社会的未来，并且为西方的社会发展寻找一套概念性图式——后工业社会理论，贝尔不但用他的这种理论来解释西方社会的变化，而且还用这种理论来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根据他的预测，世界工业国家将向后工业社会发展，后工业社会呈现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贝尔预测的时间跨度为 30—50 年，在时间的视线上已经达到 21 世纪。由于贝尔的这项研究的系统性和它所涉及主题的重大性，通过这项研究而得到的理论成果对国际社会学界和未来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一脉相承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阿尔温·托夫勒。托夫勒是美国一名记者出身的社会学家，也是著名未来学家，他受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影响，提出了“超工业经济”、“三次浪潮”的思想。他前后三本著名的著作均阐发了其基本观点，这三本著作分别是 1970 年出版

的《未来的冲击》、1980 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和 1983 年出版的《预测与前提》，这三本书都成为世界的畅销书，特别是《第三次浪潮》更是风靡一时，很快被译成 30 多种文字，在全球销售数百万册，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况“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须知此类书籍“既不谈好莱坞，又与性事无缘；既非万宝全书，又不教人以致富捷径”。《第三次浪潮》讨论的对象是全球的未来，书中乐观地认为：“世界并没有面临末日，人类的历史才刚刚开始。世界在混乱骚扰底下，蕴藏着惊人的希望和前景。”①“今天的历史进程更为加速了，似乎第三次浪潮即将在历史上一掠而过，并且在几十年内就可以完成。”②

严格地讲，未来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模式：一类侧重于社会生活的“质”的变化，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和冲击；另一类则侧重于研究宏观经济的数量变化，并且把增长——资源

——环境三者的关系作为基础。虽然两种类型不是截然分割的，如有的学者对宏观经济的数量分析是受有关社会生活“质”的理论思想所支配的，下文介绍的卡恩就是这一类型的人物，但是，从总体上看，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报告就属于后一类型的未来学研究成果，乐观论者西伯格、贝尔、托夫勒等乐观派代表人物则是属于前一类型的研究者。70 年代以后，许多世界未来乐观论者也从宏观经济的量的变化来考察世界的未来，如 W·里昂惕夫、J·勒逊等就分别作了这方面的研究。

里昂惕夫是美国经济学家，他曾因创立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并将这种方法运用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而获得 1973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国为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曾把 60 年代定为“发展的十年”，1970 年又把70 年代定为第二个发展的十年，并通过了名叫《国际发展战略》的行动纲领。这时正是西方各国对经济增长提出异议、对环境污染严重关注的时候，这种情况在《国际发展战略》中也得到了反映，它声明应加强各国和国际努力， “以阻止人类环境的恶化，并将采取改善措施，以促进有助于保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的活动。”①为了弄清楚未来世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对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影响，联合国委托里昂惕夫组织一个研究小组，并主持进行了有关未来世界经济的研究。里昂惕夫以《国际发展战略》为依据，通过建立全球模型，考察了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问题的关系。这些经济问题包括：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与商品和劳务生产有关的污染程度以及消除污染政策造成的影响。特别着重研究的是现有的或其他的发展目标能否与可供利用的资源及其地理分布相一致；考虑到某些资源的有限性，预期的增长是否需要减缓？愈来愈引起关注的环境污染和整个环境保护问题会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并且要求对各国以至国际的各种发展目标进行重新审查？联合国把国际发展战略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长期任务联系在一起，因此，尽管国际发展战略是联合国的一个十年规划，但也把人口、粮食、环境等对于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考虑进去了，目的是揭示人类为达到未来的目标在 70 年代应采取的行动。里昂惕夫的这份研究

报告以《世界经济的未来》为题，于 1977 年公开出版。

①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 1983 年 3 月版，第 3 页。

②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 1983 年 3 月版，第 26 页。

① 宋承先、范家骧：《增长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53 页。

为了给这项研究提供数量依据，里昂惕夫利用他自己的投入产出分析编制了有关世界经济的全球模式，目的是为了展示在未来几十年间世界经济中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各种可能的经济关系。在全球模型中，世界经济被分为 15 个地区，即 4 个发达的市场地区（北美、西欧〈高收入〉、日本和大洋洲）；两个发达的中央计划地区（前苏联和东欧）；6 个发展中市场地区（拉美〈中等收入〉、拉美〈低收入〉、中东和非洲产油国、亚洲〈低收入〉、非洲〈干旱地区〉、非洲〈热带地区〉）；1 个包括中央计划经济的亚洲国家地区；2 个中等收入地区（西欧〈中等收入〉和南非）。每个地区按 45 个经济活动部门来叙述，其中农业分为 4 类，矿产资源分为 9 类，制造

业分成 22 个部门，其他 10 类。虽然对 15 个区域是分别进行分析的，但是通过计算各个地域间的进出口、输入输出、各项援助和对外利息支付等因素，从而使各个区域联系在一起了。里昂惕夫认为，他们的全球模式不但可以分析污染、资源、粮食等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成为一般的经济模型，可以用于按别的观点来分析世界经济的演变。因此里昂惕夫在报告中按1980 年、1990 年和 2000 年三个基准年分别编制了可从选择的有关人口、经济和环境状况的规划。通过对人口、粮食、资源、污染等环境因素的分析，里昂惕夫得出的结论是：在 20 世纪内加速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存在不可克服的物质上的障碍。持续增长和加速发展的主要限制是政治、社会和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物质因素。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供养问题、矿产资源不足问题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虽然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但还不是本世纪内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里昂惕夫等主持的联合国项目——《世界经济的未来》研究报告发表两年之后，即 1979 年，又一份由国际性组织制订的研究项目——《面向未来》研究报告也公开出版。《面向未来》是在日本政府的倡议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于 1976 年制订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计划，这个计划被称为“国际未来”，目的是研究“发达国家的未来发展如何与发展中国家相协调的问题”。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就较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作出评价，以便说明这些模式对各成员国选择的战略方针具有什么意义。为此，该研究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国际小组，该小组由 J·勒逊教授领导。在具体执行中还采纳了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40 余名顾问的意见，经过 3 年的工作完成了这项任务，研究报告以《面向

未来》为题于 1979 年公开出版。此项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人口变化时期，从现在开始，人类还将不得不愈益关注自己的活动对各种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在今后半个世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持续下去，不会遇到全球范围的、不可逾越的长期物质限制。此外，该报告还探讨了各国政府应优先解决的 4 个领域的关键问题：能源的过渡，发达国家寻求新的政策，为第三世界的发展而进行共同的努力，国际合作的新形式。

从宏观经济数量的变化角度，即对于人口、经济及资源、环境、粮食等全球性的未来持乐观论者当中，影响较大的有两位，即赫尔曼·卡恩和朱利安·西蒙，他们是与《增长的极限》针锋相对的乐观论者。

赫尔曼·卡恩是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数学家，在国际学术界，卡恩以未来研究当中的乐观主义代表而著称，有人称誉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也被誉为用数字、表格和曲线来预测未来的科学家，

还被称为“未来学这一领域的先驱和领袖”。1948—1961 年，卡恩曾在美国最著名的私人研究公司——兰德公司担任物理研究员和军事分析员。1961 年，卡恩离开兰德公司，与他人合作，共同在纽约创办了致力于未来研究的赫德森研究所，并担任所长，直到 1983 年去世。他之所以要创立这个私人研究机构，是因为在西方一方面对繁荣和经济增长感到内疚，而另一方面却“失去勇气”，他觉得应该有人挺身而出，批判这种可怕的现象。卡恩主持了研究所的多项研究计划，包括美国的国家安全、军备控制、外交政策、国内政策、各国的社会与发展以及国际商业等问题，赫德森研究所也因此成为美国的智囊机构。后来，卡恩的研究重点转向人类前途及商业与社会研究。卡恩一生发表了 14 部著作以及大量的文章和演讲稿，主要论著除《论热核战争》

（1960 年）、《设想难以想象的事》之外，其余均属于未来研究领域，如 1967 年与他人合写的《2000 年：今后 33 年的某些设想》，此书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注目，在 70 年代初，卡恩又同别人合作，撰写了预测 70 年代和

80 年代形势的《即将来到的东西：谈谈 70 年代和 80 年代》，1976 年，他又发表了著名的《今后二百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此书曾被列为第三十一届联合国代表大会的参考文件，此外，还有《经济的未来》（1979 年，合作）、《资源丰富的地球》（1984 年，与朱利安·西蒙合作）等著作在学术界影响颇大。

卡恩的核心观点是“大过渡”理论，他认为，向美好世界的“伟大过渡” 已经开始，只是现在还处在中间阶段，一切还是相当困难的，在许多国家里，经济没有搞上去，成百万人还在失业，⋯⋯这是令人不安的时期，但是人类必然会摆脱这种困境。卡恩说：“我们关于未来的基本蓝图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上的：几乎每个国家都将找到自己的经济进步道路，它以‘前工业阶段’为出发点，以‘后工业阶段’为终点。在长达 400 年（从 1800 年前后到 2200 年前后）的‘大过渡’中，大多数国家将完成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完成这个任务。”

卡恩的“大过渡”理论实际上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一脉相承，他们都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这样一个基本模式。与贝尔不同的是，卡恩不仅在其“大过渡”理论分析概括了有关社会生活“质”的变化之后，而且还运用这一思想理论对宏观经济的数量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与其所领导的赫德森研究所成员威廉·布朗以及利昂·马特尔于 70 年代共同合作，进行了关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能源、原料、粮食和环境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最后产生了题为《今后二百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一书，并于 1976 年公开出版。该书一开始就言明：介绍一个可能的“增长的”世界前景，它不是导向灾难，而是导向繁荣和富裕。还指出，人口和经济增长并非呈指数增长趋势不变，而是正在逐渐接近于它们的历史高峰，不久增长速度将开始放慢，直到最后，即大约从现在起的 100 年到 200 年内，它们将或多或少自然而轻松地趋于平稳。期望这种增长的速度下降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需求的逐步放慢，而不是由于物质供应困难的不断增加。在影响增长的物质因素方面，以能源为例，人类从历史上的木柴进步到煤炭、石油、水电力和热电力，以至最新的核动力，能源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由新能源替代旧能源的历史，人类还利用最新技术所产生的最好工具来发展和利用几种新的替代物，因此这些资源基本上是有着用之不尽的来源，人类能够提取他们在地球上可能需要的任何数量的能源。此外，卡恩等对影响世界

发展的原料、粮食和环境的前景一一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卡恩的分析结果概括为：经济的不断增长能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更多的物质潜力；地球上有足够的土地和资源供经济不断发展之需要；新的技术和资本能够增加生产，保护并改善环境；在人口不超过 300 亿的情况下，只要技术和经济不断发展，今后的经济生活就会高于现时的水平。卡恩等也承认，目前世界上并不是不存在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关于美国和世界的设想，它把目前占统治地位的一些问题——人口、经济增长、能源、粮食和污染，看作是基本能解决的问题，或者是在近期或中期的未来可解决的问题，是过渡时期的一个过渡问题，是处在世界贫穷和世界繁荣之间的一个时期问题”。①最后，人类将过渡到后工业世界，它将是一个物质愈益丰富的世界；它将是一个有更多的旅游和交往的世界，这样有可能减少民族之间的差别；也将是一个有巨大能力来指挥、控制人和自然的世界。

在世界未来研究领域与卡恩齐名的另一位乐观派人物是朱利安·西蒙，是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观点在近 10 年中曾在华盛顿方面制订和修改经济政策过程中发挥过作用。西蒙以世界未来的悲观观点为对立面，广泛而系统地探讨资源、生态、人口等问题，其代表性著作有：《人口增长经济学》（1977 年版）、《最后的资源》（1981 年版）、《人口经济学》（集刊）（1984 年版）、《资源丰富的地球》（1984 年版，与卡恩合作）。与卡恩相比，西蒙是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世界未来的，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口增长可以推动技术发明和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是解决污染的根本出路。由此，西蒙认为人口增长并非坏事，而是一种实惠，它将最终导致更干净的环境与更健康的人类；明天的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因为将有更多的人奉献出更多的创意；人类将无限制地进步，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的。

早在 60 年代末，当西蒙听到人口爆炸的悲观预测时。他开始著文倡导计划生育。可后来，他又发现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总的说来，那些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并不比其他国家受害更大，有的甚至还更好。从那时起，西蒙就开始对人口经济问题进行反思，并作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于 1977 年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一书。悲观论者认为人口增长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源稀缺、环境污染、生产发展缓慢以及生活贫困，但是，西蒙在他的书中，依据发明拉力假说和人口推力假说对此大加反驳，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促进生产和技术发生变化，人口增长是必不可少的。西蒙也反对资源越来越短缺的观点，对资源问题有其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如果资源随着人口增长而日趋减少，那么价格必将上升。西蒙依据他的这一观点向悲观派代表人物、美国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奇发出了挑战书，埃利奇接受了他的挑战，于 1980 年以 1000 美

元为赌金，以五种金属——铬、铜、镍、锡和钨的价格打赌。如果 10 年后这些金属的综合价，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计算出来的超过 100O 美元，则超出部分由西蒙付给埃利奇；如果价格跌落，则由埃利奇赔付差额部分。西蒙和埃利奇签了一份协议，尽管两人从未谋面，但在整个 80 年代，他们一直相互

抨击。这场赌博的结果于 1990 年秋揭晓。埃利奇只将一纸有关金属价格的计

算结果连同一张 567.07 美元的支票寄给了西蒙。由埃利奇的小组选出的 5

种金属的综合价，剔除自 1980 年以后的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结果下降了。这

① 赫尔曼·卡恩等：《今后二百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版。

次打赌的意义不在谁赢谁输，也不在金钱的多少，它的意义在于两位科学家对地球极限负荷及人类命运的关注，以及他们对各自所研究问题的那份执着。

西蒙的研究结论是，资源并没有随着人口增长而渐趋昂贵，反映了资源并没有变得稀缺，反过来，人类资源没有尽头，人类的聪明才智将会无限地拓展地球的负荷能力，生态环境会日益好转，恶化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粮食在未来将不成为问题，人口在未来会自然达到平衡。

西蒙与卡恩曾合作编著了《资源丰富的地球》，并于 1984 年发表。该书

宗旨就像其副标题所标明的，即“驳《公元 2000 年的地球》”。在第一章已

经提到，《公元 2000 年的地球》是提交给美国总统的研究报告，其主要发现

和结论表明，公元 2000 年的世界将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而且人口、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日渐加大⋯⋯但是，《资源丰富的地球》的结论与此恰恰相反，作者通过对人口、粮食、森林、物种、资源、石油等 11 个专题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由于物质条件而引起全球性问题（与体制和政治条件引起的全球问题有所区别）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问题在未来不会像过去那样紧迫。也就是说环境、资源和人口的压力正在不断减小，并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地球上人类生活质量的影响将越来越小。⋯⋯由于知识的增加，地球的“承载能力”在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不断增加，以致“承载能力”这个词汇在现在就无使用意义。这些趋势强烈地表明，地球上自然资源基础和地球上人类命运正在逐步改善和充实。①

① 朱利安·西蒙、赫尔曼·卡恩：《资源丰富的地球》（中译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