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长热”溯源

在本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一片混乱：百业萧条、工厂倒闭、人心恐慌、局势动荡。至今，西方的人们谈论起那次危机还心有余悸。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1929 年开始的那次经济萧条，对美国来说，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灾难。在 1933 年经济降到最低点之前，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总产量下降了 1/3，失业人数上升到占劳动力总人数 25%的空前水平。”在这种存亡危急的时候，各国人士忧心忡忡，唯恐经济难以全面复苏，甚至再遭受同样严重程度的经济危机的袭击。面对长期的萧条，面对那近 40%的社会生产力损失，新古典主义等原有的经济理论显得束手无策，西方经济学家被迫对其进行反思，并企求用新的理论来解释严峻的危机现实，以寻求挽救经济的可行办法。时势造英雄，这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没有错过机会，并于 1936 年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一反在此之前新古典理论中竞争、均衡、稳定、边际生产力论、货币中性论的传统，提出了总需求不足、非充分就业均衡、不确定性、灵活性偏好陷阱等新的理论概念，着重于对经济总量的分析，用以说明经济危机和长期萧条的现象；并且以此为理论基础，一反过去理论的自由主义传统，提出了一套政府干预、医治危机、稳定经济的政策主张，这被视为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凯恩斯在撰写此书的时候，就曾经大力宣传他的观点，他在给戏剧家萧伯纳的信中曾提及此事，并颇为自负地说，此书也许会导致世界上关于经济问题思考方法方面的革命。世人拭目以待！果然，此书一出，的确轰动很大，西方经济学家公认经济学因此而发生了一场“革命”，即“凯恩斯主义革命”。由于理论的渴求和实践的迫切需要，凯恩斯的理论不久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在实用主义思想较为深入的美国，这一理论获得了最先支持，并较早地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

但是，在世界大萧条过后不久、世界经济刚刚出现转机之时的 1939 年， 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世界被拖入战争的漩涡，使复苏经济的努力付诸东流。战争使大部分国家更加感到通货膨胀的恐慌和物资的短缺。大战结束后，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形势的特点是：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企业经常开工不足、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各国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在这方面，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种情形之下，凯恩斯的一套理论和政策主张会显得更加奏效，因此，从那时起各国毫无例外地都在接受凯恩斯主义，把执行凯恩斯的“反危机”政策作为权宜之计。其具体内容可概括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是：降低利息率、刺激人力资本投资和扩大政府支出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机会。由于这些政策所产生的暂时性刺激作用，使得各国在经济危机的间隔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从而表现出在波动中实现增长的可能性。

战后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显示出经济增长的紧迫性。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得以积累起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使它在战后初期占据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的地位，但是，在不长的时间内，这种格局就开始发生变化。西欧各国和日本由于遭受战争的破坏，大部分生产设备不同程度地被毁掉了。战后，这些国家经济重建的规模相对较大，投入大量新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来装备本国企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两类国家工业生产增长之快，曾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之为“经济奇迹”。相形之下， 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则相当迟缓。与此同时，前苏联也极力扩张经济实力， 使得美苏两国的经济实力差距日渐缩小，这必然威胁到美国的国际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促进战后经济的增长，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对美国来说，日益感到其迫切性。

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使得自 50 年代以后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得以在西方国家广泛地流行起来。这一理论不仅包括凯恩斯理论，而且有哈罗德——多马等经济增长模型，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如索洛、斯旺、托宾和卡尔多等知名经济学家也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经济增长理论。各种经济书刊中充满了宣传经济增长的文章，各个政党在其竞选宣言中也少不了加速经济增长之类的承诺。总之，在 50 年代

和 60 年代经济增长成了西方经济学界的“第一等优先的经济议题”，在整个西方世界弥漫着“增长热”，甚至“增长狂”。